记者 隋娉娉 杨仕省 深圳报道

　　随着第三期ABS的发行，捷信消费金融（下称“捷信”）在2020年一季度的业绩表现也浮出水面。

　　7月23日，捷信正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规模为25亿元的“捷赢2020年第三期个人消费贷款资产支持证券”。而在此次ABS发行说明书中，捷信还披露了公司2020年一季度的业绩数据：净利润0.3亿元，同比去年同期的2.93亿元下降近90%；新增贷款发放量约100.39亿元，同比减少57.44%。

　　一季度业绩失色的缘由，尚可说疫情所致，但记者回顾发现，捷信净利润下跌已在去年下半年初显，以致于其2019年的全年业绩被招联消费金融（下称“招联”）赶超3.26亿元，不得不将消金行业的头把交椅拱手相让。

　　“捷信早年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跑的比较快，一方面是起初国内消金政策不明、行业缺乏规范，但捷信主体在消金业务上经验已颇为丰富；另一方面是充分利用了人海战术，包括与大量分期产品方合作，处于一个跑马圈地的发展模式。”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对《》记者说，而近几年，中国消金行业已经从以往的一家独大的局面发展到如今的百家争鸣，捷信的优势正逐渐减弱。

　　如果从当下回看以往的这一年，捷信的确正在承受着因国内行业监管趋严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阵痛：净利润持续下跌，上市计划搁浅，屡次成为被执行人……

　　巨头争雄 头把交椅难坐

　　一旦了解捷信在消金行业深耕的故事，就不难理解为何这家外企能在中国消金行业长期独占鳌头。

　　起源于捷克的捷信集团，自1997年就开始从事消费金融业务，并在2002年选择俄罗斯作为其涉足全球的第一个国家。在当地展业五年之后，捷信进军中国，于深圳设立了捷信中国总部，并开始在华南初步开展消费信贷业务。

　　2010年，捷信集团在天津成立消费金融公司，正式开始独立开展消费金融业务，并成为中国首批4家消费金融公司之一，也是行业里唯一的外商独资企业。此时的捷信早已熟悉了行业规则，而当时国内的消费金融市场还处于萌芽期，捷信占领中国市场之路也就相对顺利。

　　此后，捷信净利润一直跻身于行业前三甲，并常年居于榜首，被业界成为“消金一哥”。截至2018年底，捷信集团在中国的的市场占有率达28%。

　　但随着近两年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整顿逐渐深入，以及民间金融的风险不断暴露，这类风险开始通过共债的渠道传染到了一些消金公司，后者的坏账压力由此逐步加大。陈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强调消金公司本身的风控能力，包括它是否能承受为风控所投入的人力成本和资金成本。

　　“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捷信作为一家依靠在线下开发项目的消金公司，线下团队的运营成本居高不下。而资产端，国内消金公司已经壮大，尤其是2020年疫情影响下，前两年依赖跑马圈地发展的消费型公司就会面临比较密集的违约，也要开始面对贷后管理难度加大的现实和挑战。”陈文说。

　　的确，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捷信的盈利能力每况愈下。《》记者统计，在去年前两季度中，捷信净利润共计7.93亿元，相比招联的7.1亿元尚处优势地位；而后两季度，捷信净利润逐步缩减至2.4亿元、1.07亿元，相反招联稳中有进，依次获得3.77亿元和3.88亿元的净利润。

　　由此，捷信失守2019年利润宝座，甚至成为去年唯一一家营收净利双降的消金头部公司。而2020年第一季度，捷信也仅实现了3000万元的净利润，降幅接近90%。

　　在财报中，捷信盈利下滑将现象归因于三点：中美贸易战的宏观经济增速降低；中国消金行业竞争加剧；中国监管趋严。在监管问题上，捷信特别提到，中国监管机构出台了各种旨在遏制市场上不可持续的借贷活动的法规，例如清退不合规的P2P等，但新的规定对捷信影响主要在于引入利率上限的规定，这将减少捷信的费用收入和佣金收入。

　　而在招股书中坦陈在利率方面“不能保证总是遵守中国有关规定”的捷信，也必须要承受相应的后果。

　　上市限制因素多重 2020已六度被执行

　　尽管捷信官方称推迟上市是“市场情况所致”，但业界的分析却众说纷纭，这也间接昭示了捷信的上市和定价受多重潜在因素限制。

　　一位富途证券分析师认为，捷信推迟上市，一方面是由于消费金融板块并非港股市场的热门板块，另一方面捷信呈上升趋势的不良贷款率让投资者较为谨慎。最新数据显示，捷信在中国区业务的不良贷款率出现短期内翻倍迹象，自2016年至2019年6月30日分别为4.3%、7.2%、9.7%、9.6%。

　　而一位交易人士对媒体给出的原因则指向要更为直接：在全球经济因素下，捷信的估值被投资界削减至与中国大陆网贷机构相当的水平，估值不及预期促使了公司暂停IPO。据媒体报道，去年7月15日，捷信向港交所首次提交IPO上市申请时的募资金额约10亿美元，之后又将募资金额上调至15亿美元。

　　记者调查后发现，捷信自带的“光环”的确有可能成为限制其估值上升的因素之一。

　　官网显示，捷信股东为捷信集团，后者的实控人Petr Kellner为捷克首富。截至2019年3月底，捷信集团在中国的贷款余额为133.53亿欧元，市场占有率约28%，而其分布在中国的贷款总额更是占总集团六成。由于是中国国唯一一家外商独资的消金公司，且其创始人又在捷克当地拥有高度富裕的背景，因此，捷信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以及背后的政治原因不断引起国际媒体的探讨，而近一年来尤甚。

　　不仅如此，在近两年国内政府对消金的监管日益完善的背景下，“外来客”捷信开始呈现出“水土不服”的症状。其在招股书中称，“或无法遵守中国规管消费金融行业持续演变且严格的合规要求”、“无法保证中国法院将会赞成我们任何年利率及服务费用”；一旦监管机构对捷信过去不合规事件作出指控，将可能导致捷信遭受监管调查及制裁，从而对其业务、声誉、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前景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一张价目表中，捷信产品的年综合利率达到35.568%，已接近高利贷36%的年利率上限

　　正是由于捷信在利率问题上存在违规风险，投资者开始思考其业绩是否能够与估值相匹配。截至目前，聚投诉上对捷信的投诉超过3.6万起，黑猫投诉平台上也超过3.2万起，几乎全指高利贷和暴力催收问题。

　　此外，捷信在最近一年的司法风险也突然增加。天眼查数据显示，捷信累计成为被执行人12次，其中，发生在2019年9月之后的占据9次，执行标的接近35万元，而2020年合计执行标的超过28万元。

　　需了解的是，由于捷信提交的招股书采用的是2019年上半年的财务数据，根据港交所规则，如果在2019年不能上市，公司则需要更新财务报表，重新提交上市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