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过程的真正秘密，既有来自领导层或政治精英的智慧和设计，更有源自普罗大众或草根的行动和实践。”

　　南岭，1955年1月生，湖北浠水县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现任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岭是深圳改革开放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曾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市政府研究室）主任等职。在深圳市政府工作期间，南岭参与过深圳市多项重大规划、政策和体制改革的研究、推进。卸任政府职务后，南岭仍心系深圳改革发展，笔耕不辍，积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深圳未来转型方向等议题，为深圳探索先行示范区建设等建言献策。

　　当过深圳市体改办主任，担任过深圳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从高校讲台走出来的南岭，身上始终带着谠论侃侃的赤诚之心和思深忧远的学者之气。

　　与改革开放偕行四十余载，如今，卸下公职的南岭又重回研究的角度，出任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总结深圳经验、审视深圳现状、建言深圳未来，初心未泯。

　　透过南岭平时办公的窗户向外望，深圳河缓缓流过，对岸就是香港的一方风土。

　　“我很喜欢在这里看窗外的景致。”南岭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说，自己平时喜欢拿起手机拍拍窗景，时见河岸春生绿，时闻芦苇晚风起，深圳河两岸的变化，仿佛都寓于这一方“画框”之中。

　　“不过，当年的深圳河可没有眼前的平静。”南岭笑着说，现在看深圳的发展成就，可谓举世瞩目。

　　四十春秋，时移势迁，沧海桑田。“闭塞渔村”变“现代化大都市”的“深圳奇迹”如何写就？透过南岭深情凝望的眼神，我们看到根植深圳基因里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生发播撒，立足开放新格局的“双区叠加”驱动发展正在加速推动，顺应创新发展潮涌的数字化经济大浪滚滚而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上下齐心的改革突破口

　　“制度变迁过程的真正秘密，既有来自领导层或政治精英的智慧和设计，更有源自普罗大众或草根的行动和实践。”南岭开门见山地说。

　　深圳经济特区持续快速增长40年，由农业经济区一跃进入中国城市经济第一方阵，其基本共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力。而这一特色体制的形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对当下的改革又有怎样的价值呢？

　　南岭认为，站在今天进行回顾和总结，意义深远。

　　1978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国，最终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深刻改变了深圳的历史命运。

　　此前被视作阶级斗争产物的“逃港事件”，得到了重新审视。深港两地经济水平落差是主要矛盾，这促使广东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民间经贸交往由此萌动，大量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急切回到故土，建设家乡。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一年后，“出口特区”正式改称“经济特区”，随着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一次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跃出地平线。

　　“今天看来，这一重大制度创新，远超一般性的优惠政策，为经济特区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岭评价道。

　　此后，更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的法规文件相继落地。1981年，《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出台，标志着土地流转开始从计划划拨向市场决定过渡。1983年，《深圳市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将采用合同制的范围从蛇口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特区。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大规模拉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但国家财政拨款仅占3%，倒逼深圳在资金筹措上走市场化的路子。在土地、劳动力、资本市场萌发的同时，深圳的商品市场也破茧而出……

　　南岭举了一个“高价饭”的例子：80年代初，粮食凭票供应，实行定人定额管理，如何解决部分无粮票配额人员的吃饭问题？当时，深圳一家餐馆就推出了“高价饭”：有粮票的5分一碗，没有的5角一碗。餐馆再出去买高价粮，这样一来，高价粮需求大了，供应也就上来了，竞争就充分了，饭价又重新走低，直至市场回归均衡。

　　南岭感慨道：“一个无法用计划手段解决的问题，市场给出了正确回答。”

　　“如同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也是回应群众的呼声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而设立的。”在南岭看来，这种自发的、分散的创新是社会进步不可忽视的生长点，经济特区的出现，属于执政者行动与民众行动的高度汇合。

　　粤港澳大湾区：

　　携手并进的发展新机遇

　　“地理上的湾区是自古形成的，而城市与区域经济意义的湾区则是近40年才崛起的。”在南岭眼中，开放是粤港澳大湾区形成的基本经验，全面开放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又为大湾区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格局。

　　从历史数据来看，上世纪70年代末，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还很小：香港GDP刚越过千亿港元关口，广东全省经济总量则不足300亿元人民币，深圳经济总量甚至不足2亿元，而且各经济体联系也较弱。

　　开放带来的成效，表现为大湾区内“经济数据”的跨越式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超过11.6万亿元，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大湾区内，香港、深圳、广州三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均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

　　对这一令人惊叹的崛起速度，南岭总结出了十点开放性经验：一是坚持“一国”，善用“两制”；二是制定税收、用地、用工等优惠政策，吸引外商、促进外贸；三是制定涉外经济法律，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四是制定和修改出入境规定，提高服务便利化；五是降低关税，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六是丰富惠及大湾区的政策，如自由行、CEPA等；七是完善重大基础设施，如港珠澳大桥、深圳湾大桥、广深港高铁等；八是建立粤港澳、深港澳政府联系机制，解决大湾区发展中的问题；九是通过粤港澳市场经济体制，为内地探索改革提供借鉴；十是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内地在开放中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

　　“总之，大湾区9+2格局是在开放的环境下形成的，大湾区经济体的特色和优势是在40年的开放环境下竞争合作的产物。”南岭说，开放是大湾区弥足珍贵的经验，也是新发展的保证。

　　近年来，随着新的开放举措不断推出，粤港澳大湾区也逐步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以服务贸易为例，南岭介绍道，香港在金融服务、贸易服务、物流服务、教育医疗等方面优势突出，广州、深圳则在信息服务上有一定优势，大湾区内各经济体间服务业市场空间大，结构互补。

　　“服务业的开放不只是合作领域宽了，合作机遇多了，从某种意义上看，高端服务业将构成高端制造业的支撑。服务业的开放关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的未来，合作十分迫切，前景十分广阔。”南岭表示。

　　数字化转型：

　　再立潮头的时代新动能

　　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在创新发展的浪涌中，深圳每每勇立潮头。这是时代赋予的良机，是人民奋斗的成果，也是“双区驱动”下的发展使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圳将怎样继续做时代的“弄潮儿”？

　　“数字化转型。”南岭给出的答案很简单，指向的道路却很开阔。“所谓‘数字化’，简要来说，即指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广泛地应用并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既有的生产方式被生产力更高的方式所取代，全新的生活方式被创造出来。”

　　当下，数字化正将世界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生产过程、企业管理过程、物流和销售过程全面数字化，实现了柔性制造和个性化定制；服务经济领域，数字化在金融、商贸、物流、教育、医疗等方面深度介入；社会联系和交往领域，数字化逐步取代传统方式渐成主流；政府治理开始步入数字化，包括政务服务的网上办理等；产业组织和社会也因数字化而重构，生产组织向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发展。

　　“数字化支持下的原子型（个体化）社会正成为一种新形态。”南岭认为，分散的而非聚集的、线上的而非面对面的解决方案，未来将成为一种自觉选择。

　　数字化的各种应用背后，离不开芯片、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研发支撑。“毫不夸张地说，谁在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产业化、市场化上取得领先并实现良性循环，谁就拥有了未来。”南岭表示。

　　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引进了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生产方式；上世纪末，深圳将城市经济聚焦于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以及文化产业；本世纪前十年，深圳又把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建设人才聚集高地、发展风险投资和创新型金融，破除制约创新发展的制度性障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深圳却化危为机，及时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谋划并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新体制机制引进和培育研发机构、创新创业团队……

　　南岭直言，这就是深圳特区40年来“奇迹”不断的根源——不破不立、勇往直前。他说：“呼啸而来的数字化转型是世界性的，也是时代性的，不亚于任何一场大潮。来时的路告诉深圳，在这里，必须有一场新的蜕变！”

　　如果说数字化大潮涌起为深圳提供了“赶潮”的机缘，那么独特的产业、技术、社会环境则是深圳搏风击浪的“风帆”。

　　在南岭看来，深圳正迎来一个数字化转型的“窗口期”：一方面，中国5G的全面启动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条件；另一方面，深圳具备数字化转型的竞争优势。此外，深圳还具有一定的体制机制先行先试权，大胆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形成对技术创新的正向激励。

　　“当然，不止如此。深圳的发展，从来就超出了自身的意义。”南岭表示：“深圳特区自建立以来，就承担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场’、‘排头兵’的历史使命。国家寄望深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当好示范。因此，面对着数字化转型这个最激烈的赛道，国家更期待新的‘深圳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