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中国有望2049年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李稻葵预测，中国将在2025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49年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与那时的日本和法国比肩。要达到这个目标，李稻葵表示非常有信心。

　　9月22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李稻葵在北京发布了《新中国70年经济学总结报告》。他在演讲中预测，中国将在2025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49年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与那时的日本和法国比肩。

　　要达到这个目标，李稻葵表示非常有信心。他指出，这只需要中国经济在2017至2025年间达到5.50%的增速、在2026至2035年间达到4%的增速、在2036至2050年达到3%的增速。

　　随着这个目标的实现，李稻葵表示，到2049年，中国特色现代化经济体制也将逐步成型。“它和今天的美欧经济体制肯定是有所不同的”，但李稻葵强调，可以与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借鉴补充，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另一种可以参考的模板。

　　为了实现这个愿景，李稻葵指出，中国经济将必须面对三大挑战：

　　第一，要实现从高速度到高质量的转向，培育新增长点。他指出，转型的关键有两件事，一是科技创新，要更好地将科技创新转化为经济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二是继续扩大内需，要让中等收入群体在15年间从现在的4亿人增长到8亿人，这不仅将增强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而且将给全球经济做出更多贡献。

　　第二，要持续改革，逐步完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他指出，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激发政府赋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活力；探索国有经济合理的实现形式，根本性的国企改革。

　　第三，提升自身的能力，务实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他说，在美国不断“退群”的情况下，中国如何能够发挥一个务实的、符合自身能力和身份的领导力，这是值得我们探索的。

　　回顾新中国70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李稻葵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根据我们的计算，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在1600年达到34.6%的顶峰，在此之后就一直处于下降的态势，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下降到了4.9%，而在短短四十年之后，在2018年回升到了18.2%。”

　　李稻葵团队将中国过去70年的发展分成前30年和后40年两个部分分别进行研究。

　　对于前30年，李稻葵指出，中国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个经验是：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自1949年起，中国政府采取了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工作方针，这些政策使得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了1982年的68岁，婴儿出生死亡率从1949年的20%降到1978年的5%。它背后的经济学意义就是，使得劳动人口数量大幅上升。同时，中央政府还大力推行扫盲运动，使得文盲率从1949年的80%降到了1982年的22.81%，为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另外，中国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水利工程方面。

　　第二个经验是：自主创新是完全可行的，关键在于开放学习、引进人才和用好人才。1949至1957年，共有逾3000名留学生归国，约占建国前后海外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在23位两弹一星的元勋中，有21位有留学经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团队带头人钮经义、邹承鲁等人均留学或工作于国外。中国还积极引进外国专家。在1948年8月至1960年8月期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超过了18000人次，聘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专家1500人。除了引进人才，中国当时还大力引进外文科技书刊资料，即便是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外文科技期刊的进口都从来没有停过。

　　对于后40年，李稻葵指出，中国经济的腾飞有五方面的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个经验是，在各种激励措施之下，各级地方政府对新企业的进入给予了很高的热情。比如，李稻葵在调研期间发现，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管理委员会提供了一站式服务，企业早上9点去注册，中午12点就能注册完，晚上5点可以通过快递收到在公安局备案的章，一天就能办完所有手续。

　　第二个经验是，中国迅速地把大量的农地转变成工业用地或者是房地产，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稻葵说，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曾高度关注土地问题，但很可惜现代经济学对此关注不够。“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一线城市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土地供应给工业园区而非住宅，这在相当程度上推高了商品房房价。”

　　第三个经验是，金融深化与金融稳定。李稻葵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发生过标准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原因就在于金融的长期总体稳定，从而让企业和百姓心甘情愿地长期持有越来越多的金融资产。他指出，如今，我国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已接近400%，而2012年还不到300%，上升速度很快。金融资产比例的上升对应的就是储蓄被大量地配置于实体经济的投资。

　　第四个经验是，以学习为导向的对外开放。李稻葵说，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西欧访问，回国后向国家领导人做了10个小时的汇报，介绍国外的经验。从1992年开始，中国政府派了大量官员去国外学习。“开放最根本的作用是学习，与发挥比较优势相比，学习的作用更加根本。”李稻葵说，“在当今中美贸易摩擦大环境下，其他国家越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越要虚心学习。

　　第五个经验是，审慎的宏观调控。李稻葵称，中国经济波动率很低，在全世界各主要国家中，中国年均CPI增速几乎是最低的，仅高于美国。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不断进行宏观调控？李稻葵指出，这是因为企业之间理性的博弈带来了潜在的巨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在经济上行期，各个企业都要抢占先机，拼命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在经济下行期，则谁也不愿意退出，都希望熬到宏观经济回暖。他指出，中国政府运用市场、改革、行政命令三管齐下，稳定了中国的宏观经济。

　　回顾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经验，李稻葵认为，总结来说，就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即在政府赋能的市场经济中，要通过调整政府自身的激励和行为，来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李稻葵认为，应该在经济学中建立和完善一个新的分支，以专门研究政府与市场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