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王毓婵 秘丛丛

冒险

38 岁的林薇站在台湾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门口，肚子隆起，看起来精神涣散。在闻到消毒水味道的这一刻，她心中积攒的恐惧感终于达到了顶点。

“我从手术室里退出来，跟大夫说，我不想做了。因为我真的很害怕，也特别难受，感觉自己快晕倒了。”2019 年夏天，在打了半个月的促排卵针后，林薇的肚子像怀孕一样膨胀起来，走路吃力，人迷迷糊糊，“脑子好像没法思考了”。

促排卵是取卵前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用激素促进卵泡发育，使得医生可以一次性取出多个成熟卵子。

林薇这样并不是正常现象。她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正常女性的卵巢每月成熟一颗卵子后会自然排出，但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无法正常排出卵子，而是把它们积攒在卵巢里。

“我一开始跟台湾医生沟通的时候，他全程用英语。我英语没有那么好，一直听得云里雾里，不知道他有没有告诉我有这个病。”林薇对36氪说。未婚未育过的她此前对这个病毫不知情。

像林薇这样的单身女性，要冻卵就需要离开中国大陆去做。林薇的首选是美国，在被拒签后选择了台湾。因为不太了解当地医院的资质，她直接“慕名找到了网上盛传给林志玲冻卵的医生”。这需要自行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和时间成本，并像林薇一样，要忍受语言不通和医疗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巨大风险——纵使中国大陆的冻卵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医疗费用也很低。

按原卫生部 2003 年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国大陆的未婚女性不允许在国内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包括冻卵。在实际操作层面，在中国大陆医院里想做冻卵，必须出示“三证”：结婚证、身份证、准生证。

过去十几年中，中国民众与这条法规一直相安无事。一来想冻卵的单身女性人数并不多，二来中国大陆虽然不让冻，但是可以去美国等地冻。直到最近一年，希望中国开放冻卵的声音一浪大过一浪。

今年5月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孙伟提出了“禁止医疗机构开展单身女性冻卵”的建议、“称“冻卵不是最好的方法，早结婚生子才是”。愤怒的反对声如潮水涌来。

“不能因噎废食，单身女性也有生育自由。“

“这个管的就太宽了。“

“建议取消这位代表的资格。“

“这位代表不提一下男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不提男性25岁以后精子质量断崖式下跌并容易导致胎儿甚至孕妇健康出现各种问题的问题吗？”

……

这些是微博上对这条新闻的高赞回复。

（数据来源：美国疾控中心/CDC）

更早一点，2019年12月，30岁的徐枣枣因为医院不愿给她冻卵，对此提起了诉讼，这成为一时的新闻。人大代表孙伟接受媒体采访说，自己正是因为这场官司才提的反动冻卵案，因为冻卵再复苏成活胚胎几率小，是对资源的浪费，即使能生出来孩子，孩子有问题的几率也会变大。

也是这次两会，有政协委员提出了对单身女性“开放辅助生育技术，包括开放冻卵”的提案，与孙伟的提案完全相反。孙伟对此的反应是，“我是卫生部的专家”。

那么，希望开放冻卵的汹涌民意，和“卫生部专家”之间，谁对谁错？

女明星和普通人，20万和2万

在密密麻麻围着她的黑发记者中间，徐枣枣一头浅黄色短发十分显眼。在打全国首例“未婚冻卵案”的官司前，她特意去了理发店，交代理发师让她看起来“不好惹一点”。

但这个看起来不好惹的“杠精”女生，其实不太敢看社交媒体上关于她的讨论。她心里有数，“一些人会说，你大可不必在国内打官司，直接去国外冻就好了。”她对36氪说。

“我杠是因为自己穷”。她这么总结。

冻卵很贵，只有小部分人负担得起——这是在中国大陆不允许未婚女性使用辅助生育手段下，冻卵最大的现实。

20万人民币，这是邱宙冻卵的花费：因为要去美国做冻卵，所以她找了一家中介，中介帮她搞定联系医院、翻译报告、传达医嘱的事情；先在中国私立医院先打针做一星期促排卵；然后飞美国呆十天，做完取卵冻卵。

“说实话，（最开始冻卵的）大部分是女明星，“梦美生命联合创始人黄喆2013年开始帮助中国人去海外做辅助生育医疗，业务包含带人去美国冻卵。早期医疗费用1.8万美元，加上其他费用大概要二三十万人民币，因此顾客都是“女明星、女企业家、女高管”，她们除了思想前卫外，“总的来说有一个共同特征，有钱。”

过去三年，冻卵从一个针尖大的业务，突然出现了2-3倍的增长。黄喆对36氪说，从 2013 到 2016 年，梦美生命的冻卵客户每年大概只有几十个，“很多人已经对冻卵有所耳闻，但真正去做的人并不多”。但去年一年有上百人通过梦美去美国做冻卵。

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赴美冻卵费用有大幅降低。

从 2018 年开始，梦美等机构尝试用中美组合的模式——在中国做促排卵，然后去美国取卵。以往赴美冻卵，需要在美国停留至少 15 天，完成促排+取卵整个流程。但实际上，在中国，虽然单身女性不能合法冻卵，却可以合法促排卵。这种中国做一半，美国做一半的方案大大缩短了时间和费用：一次冻卵的医疗费用从 1.8 万美元降低到了 1 万美元，如果再算上出行和食宿，总费用从 30 万人民币降低到了约不到 10 万人民币。

即便如此，做得起冻卵的人群，也只是从“针尖大”变大了一点点。36氪访谈的数位冻卵女性中，林薇自己是公司老板，个人年收入在百万以上；童善是女投资人；邱宙比较特殊，她只是携程的中层管理者，但由于携程创始人梁建章热衷研究人口学，携程是国内为女性管理者报销冻卵费用的极少数公司。

但其实，中国国内冻卵技术也很成熟，且价格不高于2万人民币。但健康未婚女性们都像徐枣枣一样，被“三证”要求卡住了：结婚证、身份证、准生证。

“冻卵本身技术难度并不高，属于试管婴儿的常规操作的一部分。中国的试管婴儿水平已经跑在世界前列，所以冻卵技术也不会比国外差。”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生殖科胚胎师王丽对36氪说。

虽然冻卵损伤女性生育力是有可能的：促排卵有诱发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的风险；取卵是用取卵枪刺入卵巢吸取，因而是有创的，可能会对卵巢造成一定损伤，但只要在规范的生殖中心，由经验丰富的生殖医生操作，发生不良事件发生的概率并不高。“任何事物都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但目前从试管婴儿的临床来看，操作得当，基本不影响卵巢功能。”

邱宙自己冻卵的实际感受是：促排卵阶段给自己打针，这个的确有点烦人；而麻醉状态下的取卵手术，她并没感到痛苦，做完走出医院大门，她就自己去吃饭了。

童善是去美国洛杉矶出差时顺便冻卵的。“我没太当回事，就自己开车过去，医生给你打上麻醉，然后一个标准化的小手术很快就结束。休息一个小时后，我就可以自己离开医院，打车回住处，把车先留在医院。”童善回忆，手术当天她腰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肿胀，但很快恢复正常。在租来的房子里休息了两天后，她第三天就去了迪士尼乐园。“整个过程其实波澜不惊。对我就像出了一趟差一样。”

正因如此，今年两会期间孙伟医师给出“建议禁止单身女性冻卵”的理由之一——冻卵技术需要人为服用或注射激素，对身体损害较大——这个理由完全没有说服邱宙，甚至让她有些生气。虽然她几乎从来不参与社交媒体上热点话题的讨论，但还是在微博上为“支持冻卵”投下了一票。

“哪怕吃个饭都可能被噎住，什么事情没有风险呢？”邱宙说。“你要看比率的，对不对？以她的这个逻辑来说，因为有风险了，所以女性就没有这个权利了，我觉得这完全说不通。”

而且，“我个人认为（冻卵）不属于医疗资源紧缺的范畴。”在胚胎师王丽看来，当下医疗资源紧缺主要存在于慢性病和急重症，如心脑血管、代谢性疾病、肿瘤、儿科等，而冻卵“非刚需，也非急重症，相反，近二十年来生殖领域的人才梯队迅速壮大，人力物力储备都很充足。”

冻卵法案的底色，更多是个经济问题。

在国内，卵子冻存的费用只是出国冻的1/10。关于普遍流传的国内“2万元”报价，胚胎师王丽提供了一个更惊人的数字，临床促排、取卵的费用单次一共2000元左右；冻存费是年均几百元，“实际上一个健康女性做一次冻卵，就算把前期体检、中期促排卵和最后的取卵手术费用全部加在一起，也基本只要 1 万元就可以搞定。”

这正是徐枣枣说因为自己“穷”，所以来打冻卵官司的原因。

“我工作四五年，在北京这种大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因为不是北京户口，没有买房，房租也很贵。虽然我的收入还可以，但要是让我一下拿出十几二十万的钱，花很长时间跑到国外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难。”徐枣枣说。

飞到国外去冻卵，徐枣枣不仅觉得价格太高，还觉得这笔差价花得太冤了。“我们有需求，医院有资源、有技术。出国去冻劳民又伤财，国外的价格是国内十倍。为什么不能让政策稍微改一改？这种体制性的不友好，让个体非常痛苦。”

因此，徐枣枣不仅是为自己“等不起”的卵子而战，也是为普通女性而战。“一个好久没见面的朋友告诉我，当知道这件大事居然是我做的时候，他心潮澎湃，为我感到骄傲。”“很多跟我有相似背景的女孩找到我，我们聊天的时候常有共鸣，经常聊着聊着就忍不住想握起双手。”

距离卫生部制定付诸生育法规已经过去了17年，中国无论人口结构、还是人的生活方式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2015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30岁以上单身未婚女性的规模已经扩大到了600万人，且约六成在城市。2020年的大龄单身未婚女性的数量只会更多。

呼吁开放冻卵的汹涌民意背后，正是这至少600万女性。

Long Shot：比冻卵更难的事

“她们去做（冻卵），就是等着失败。”人大代表孙伟医师在提案后对媒体说，冻卵最好的年纪是在30岁之前，而大部分真正冻卵的女性都是35岁往上时才做的。

这话虽然难听，却也真实。冻卵的临床部分（促排卵+取卵）虽然比较成熟，但实验室部分——卵子冷冻、解冻、受精培育胚胎、植入母体受孕——每走一步，成功概率都下跌一次，可谓层层荆棘。

38岁的林薇打完促排针，好容易熬到取卵前三天，医生却跟她谈话说，建议她还是考虑冻个胚胎。林薇感觉很无厘头，怀疑医生在开玩笑。“我要是有胚胎可冻，就直接生孩子了，还冻它干什么？”

“卵子的解冻率很低的。你花钱又受这么大罪，万一以后解冻不能用怎么办？”医生说，但胚胎的解冻率是很高的，“对你来说更保险。你好好考虑下，我是为你好。”

5%——中国首个卵巢组织冻存库核心成员杜娟曾公开表示，这是每只冷冻卵子的最终活产率。而一些冻卵机构宣称卵子解冻复苏率可达 90% 以上，体外受精的怀孕率可达 65% 以上等等，实际上是在“搞文字游戏”，只提其中一个环节的成功率并不能说明真实情况。

“成功率”第一个关键因素，是冻卵女性的年龄，这直接影响“好卵子”的比例：30岁左右女性，冻动10颗卵里面大概有5颗质量较好；40岁女性的比例变为大概9:1，10颗里面只有1颗质量比较好。

医生往往建议冻20颗卵子，甚至更多。这正是为什么徐静蕾做了好几次取卵手术的原因：要靠增加冻卵的次数，来多冻几颗卵子增大概率。年轻女性可能做一次取卵就够了，而大龄女性就要多做几次，梦美生命的黄喆说，这也是为什么有的顾客会一次买3个周期的冻卵套餐。

影响冻卵成功率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由于卵子正处于有丝分裂的关键时期，冻卵极可能伤害这个进程。因此，直接做成受精卵、冻胚胎的成功几率，要远大于直接冻卵。但这对很多单身女性来说很难实现。

事情进展到这里，困难已经高出了林薇的预期。离约定的取卵日还有 3 天，她感觉手足无措。“我其实并没有做太多功课，卵子解冻率低这事也并不了解。”

林薇在三天内联系了“明知不靠谱的”前男友，但并没有谈妥。“他云里雾里扯了一大堆，不拒绝也不承诺，可能再谈谈也能献出他宝贵的精子，可能不过是在搪塞。”林薇停下来想了想，决定作罢。“我跟医生说了一句话：我还是不想自己的人生变得这么凑合。”

“切不可认为冻卵就是100%保险，吃了所谓的后悔药。”胚胎师王丽虽然支持冻卵合法化，但认为冻前必须得清楚，最终靠冻卵得子的失败风险很大——这剂后悔药，其实并不太灵。

而且，冻卵钱只是这场晚育之旅的进门费。

“冻卵前就一定要清楚，你选择冻卵，你就是选择了辅助生殖。”梦美的黄喆说，因为大量女性在解冻卵子时都已经是高龄，“代孕”必须进入考虑范畴。

今年 39 岁的林薇与 44 岁的邱宙都已经超过了医学上 35 岁的“高龄产妇”分界线。她们虽然暂时不打算解冻卵子，但却都已经考虑寻求代孕。邱宙已经有朋友在美国通过找墨西哥裔女性代孕获得了健康的孩子。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去泰国、去香港冻卵比去美国冻卵略便宜，而且离中国大陆更近，但“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去美国冻。”梦美生命副总裁王伯乾说，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一些州允许代孕。“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卵子会冻多久。如果她等到无法自然分娩时才决定解冻，那么在不允许代孕的地区，冻卵其实就失去意义了。”

走到代孕这一步，泰国曾经可以花十万人民币租一个女性的子宫，但现在已经禁止代孕；在乌克兰需要花 20-30万，但是法律手续复杂。在代孕制度最健全、法律手续最通畅的美国，价格在一百万人民币左右。

即使徐枣枣的冻卵案赢了、中国大陆开放了冻卵，但再往深里走，还有一项重要议题：中国是否开放代孕？

代孕商业化是一个很具争议的话题。即便在美国，各州的法规也不同，有的州允许商业代孕，有的州仅允许非商业性代孕，而有的州则完全禁止。2015年４月，在见证了多场跨国代孕纠纷之后，曾经开放代孕的泰国也颁布了《保护以辅助生殖技术生产婴儿法》，规定禁止外国人到泰国找代孕妇女，也禁止代孕商业化。印度有一部纪录片《代孕者》，讲述了代孕女性挤在医院的集体宿舍，靠出租子宫来改善贫困生活的故事。

她们

在徐枣枣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她看起来都很有“女性气质”——“黑长直”的发型，一年四季都穿着裙子和带后跟的鞋。

1988年出生的徐枣枣说，自己在读研究生之前一直“很乖”，本来她也以为自己会和许多同学一样，在老家哈尔滨找份稳定工作，结婚生子。但是她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开始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开始考虑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而活；她毕业、逐渐在职场上获得晋升，“站在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我的想法能够跟整个团队一起变成现实。”而结婚生子暂时不在她的人生计划内，现在的她也不再“扮乖”。

当她决定冻卵，去医院咨询时，“医生并没有从政策的角度做太多的解释，而是开始劝我，‘对于你这个年纪，生孩子是最重要的，工作可以以后再做。你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结婚证领了，孩子生了，就不会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了。’”

“我能感受到她完全是为我好，但是我心里很窝火。”如同一记软绵绵的拳打在心上，徐枣枣没有还手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大龄单身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得到的此类催婚催生建议已经不少了，为什么我到一个专业的公立医院就诊，得到的还是这样的建议？”

邱宙结婚时，年龄已经过了超过了医学上“35 岁”即为高龄产妇的界定。“我不太想特别早结婚，因为一辈子就这么长，实际上一个人独处的时间是很短的。小时候和父母住在一起，大一点住宿舍和伙伴一起，如果工作后快速进入二人世界，然后生孩子，那么几乎就没有留给自己的时间了。”

“我大概是30岁才考虑要不要结婚，之前一直在玩。我自己的经济收入完全够负担生活，而且每年都能带父母出去旅游，过得很开心。后来结婚是因为确实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人，而不是因为外界压力。”邱宙说。她与丈夫都不认为孩子是婚姻生活的必要角色，冻卵是为了“给自己多留一种选择。”

今年44岁的童善没有结过婚、生过孩子。她在自己 27 岁的“待嫁之龄”投入到了非常忙碌的创业生活之中，基本上“嫁给工作了”。后来成功把公司卖给互联网巨头，如今是一名二级市场投资人，拥有自己的房产。“我到30岁以后，人生大决策都是我自己决定的，不论是买房、到哪个城市工作，和男朋友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

“我个人感觉，70后和85前的优秀女孩子会比较难找（对象）一点，因为这个阶段正好适龄的是70后男生，其实大男子主义比较多，要居家、温和，最好能够为老公放弃事业。不好意思我不是。”童善总结说，“我不会因此改变我的对另外一半的要求，或者选择去凑合去过人生。你也也可以解读为对很多关系不愿意作出妥协。”更年轻一代男性会好一些。

建议她冻卵的热心朋友说，让她“不要一生一个人走。”她一两年前曾经想过把卵子解冻、找精子库、代孕一个孩子，但是刚生完的朋友劝她不要一个人带孩子，实在太累。以及万一她还能碰到合适的人呢？这件事就又放下了。

事实上，冻卵后真正解冻、做成胚胎的占比还是在少数。

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不孕不育率、晚婚晚育率就越高。中国生育率也正在快速下降。这背后的原因是经济发展和女性独立，女性可以选择不依附男性和家庭而存在。

“生育率下降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冻卵技术，对不对？”对于认为冻卵反而会降低生育率的担忧，黄喆这么看。

根本问题还是在于，中国如今的人口结构中，城市女性和底层男性人数偏大。而如今的社会文化中，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条件最好的女性和条件最差的男性被“剩下”概率较大。

这是一个难以短期内解决的问题。

“今天的社会给了女性更多选择，所以有些女性就有机会去走前人没有机会走的路，那条路可能相对是无人区对吧？需要有人去探索。”童善说，像杨丽萍那样一生不育也应该被宽容，领养也是一种选择。如果女孩在结婚生育问题上有疑虑，“我觉得可以把冻卵当成一个选项，因为这件事本身不会伤害你，它更多可能是给你了一个兜底、一个保护。”

如果决定冻卵前，就知道会经历那些折磨，林薇还会去做手术吗？

“会的。”林薇回答说，只不过她会更谨慎，去选择更权威的医院做。“如果我选择要做的话，那怎么样都要做。”

（应采访对象要求，林薇、童善、邱宙、王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