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多家城商行先后发布通知称，计划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参与合并重组的议案，透露出山西银行业最新改革动向。

对于中小行而言，兼并重组是化解风险处置的一种市场化路径。今年以来，除了山西银行业外，各地城商行、农商行合并重组现象频现，要么是资质较优的银行参股并购其他银行，要么是省内多家机构合而为一，形成更大的区域型银行。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中小行合并重组的加速主要是受监管导向影响。此前，监管层曾提及支持部分省份对辖内的城商行采取联合重组等方式，深化改革，化解风险。而在此轮兼并重组中，有银行业人士对记者称，规模较小、资质较弱的城农商行可能是合并重点，如中西部地区的部分银行，有着更强的风险处置诉求。

山西多家银行拟合并重组

8月8日至8月10日，山西4家城商行，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长治银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先后发布了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主要与合并重组相关。比如，晋中银行和晋城银行称会议要审议关于参与合并重组的议案，长治银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则提到要审议关于参与新设合并的议案。

根据上述通知，4家银行会议召开时间集中在8月24日、8月25日和8月26日，出席人员主要包括各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层成员等。还需一提的是，晋中银行的审议议案还包括“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其办理合并重组事宜”。

据悉，4家城商行均由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从资产规模来看，晋城银行处于领先地位。该行于2005年12月31日核准开业，截至2019年末，资产总额达862.13亿元；负债总额为778.55亿元，其中各项存款余额为553.2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411.37亿元；2019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0.94亿元，实现拨备前利润19.59亿元，净利润5.88亿元。

晋中银行则是于2007年8月挂牌成立，截至2019年末，该行资产总额达711.4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395亿元，各项存款余额498亿元，实收资本31亿元；另外，截至目前，晋中银行分别在太原、晋城、大同设立了三家分行，在晋中城区及县域共设有41家支行，全行营业网点有48个。

相较之下，长治银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较小。截至2019年9月末，长治银行的资产总额为419.47亿元；截至2018年末，阳泉市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为457.81亿元。

对于山西城商行的合并，此前市场已有传闻，如今上述通知透露出最新动向。“从合并对象上来看，这种区域性中小银行的重组，有助于处置风险和集中资源，做大做强区域性银行，以增强银行竞争力。”华东地区某城商行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而4家银行不良贷款率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面临着较为迫切的风险处置诉求。据中国货币网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阳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57%，较2017年增加了1.54个百分点；截至2019年9月末，长治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28%，较2018年末上升了0.25个百分点。不良率贷款率超过2%的还有晋城银行，截至2019年9月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2.14%，较2018年末明显增加；相比之下，晋中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低，截至2019年末为1.9%，较此前有所下降。

中小行加速“抱团”

一直以来，国内中小银行众多，由于自身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管理与经营能力方面相对有限，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疫情影响之下，部分中小银行受冲击明显，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经营稳健性受威胁。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对表示，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兼并重组是化解目前中小银行潜在金融风险、提升经营效率的手段之一，有助于降低行业风险、增强银行竞争力，提振市场对中小银行发展信心。另外，中小银行的重组无疑将进一步加剧行业分化。

事实上，除了山西的城商行外，今年已有多个地区的银行选择抱团取暖，相比往年显著增多。比如，7月末监管批复同意陕西榆林榆阳农商行、陕西横山农商行以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商行，并承继前两者的债权、债务；7月28日，江苏银保监局批准徐州淮海农商行、徐州铜山农商行、徐州彭城农商行三家农商行新设合并，筹建徐州农商行；此前四川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凉山州商业银行也公告拟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

还有银行直接参股中小行，比如常熟银行拟入股镇江农商行；广东台山农商行获批参股广东阳春农商行；河北涿州农商行、河北高碑店农商行获保定银保监分局同意受让河北定州农商行股权等。

前述城商行相关负责人对记者称，从现有区域银行合并重组案例来看，主要有两大方向，一种是几家经营状况不太好的银行合并组建成一个较大的区域性银行，如地市级的城商行组建成省一级的城商行等，这种通常是通过政府支持、资源集中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种则是头部优质的中小行通过战略投资的方式来控股或参股一些中小行，并向其输出人才、管理经验。

“今年银行业合并重组的加速离不开监管的鼓励。”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对记者说。

此前，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曾在4月22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中小银行在疫情期间受到明显冲击，今年将会大力推进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

银保监会城市银行部副主任刘荣在7月16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提及，在城商行的改革方面，支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积极推动深化城商行改革和化解风险。支持部分省份对辖内的城商行采取联合重组等方式，深化改革，化解风险等。

“预计未来中小银行合并趋势将更加明显，这也将利于中小行规范股权治理，同时充分暴露存量问题，对现有不良资产处置也有一定帮助。”廖志明称。

“顺势而合”并非易事

对于中小行而言，合并重组并没有统一标准，不同的银行需探索不同的模式，且双方在合并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

首当其冲的就是股权问题。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分析师郭妍芳对表示，中小行的股权关系往往较为分散且复杂，有的还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相对应得，涉及的利益关系众多，要理清这个关系，需耗费较长时间和较大精力。

另外则是资源配置问题。郭妍芳提到，多家银行合并，人员怎么安排、业务资源如何投放、网点怎么分配等都需要考虑，比如原来在属地有两家分支行，合并重组后，如何归置才能达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周茂华还对记者称，这一过程同时面临着公司治理挑战。若中小行重组后人员与管理不能有效整合，就难以实现股权结构优化、降低潜在风险、提升经营效率等目标，只是虚增规模，可能出现“1+1<2”情况。

此前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也强调，在中小行合并过程中，警惕简单“拉郎配”风险。王信称，一些地方政府在缺乏足够财力的情况下，为了处置风险，简单化地“并大堆”，搞“拉郎配”，试图借助好的农信社来解决差的农信社的风险，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破坏金融机构体系的完整性，立足本土、小而精的农信社受到打击，出现越来越多大型农村金融机构，转而追求大项目、大客户和跨区经营，不利于农信社下沉重心进行更好的“三农”和小微金融服务。

另外，周茂华还对记者说道，中小行合并重组也将为监管带来压力。我国中小银行数量众多，面对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未来跨区域中小银行兼并重组案例可能增加，这就需要跨区域监管部门进行创新、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