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部署，对于“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当前我国应对国内外局势变化的主动举措，也是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在这一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金融业将迎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又当如何积极作为、应对变局？对此，多位专家、学者表示，金融机构应该及时补齐业务短板，优化服务，更好地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

　　顺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补上产业链金融短板

　　作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中国产业升级成为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推进器”。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告诉《金融时报》记者，据WIPO和CB Insights数据，当前中国已具有全球第一多的年度国际专利申请量，第二多的“全球百强”科创集群，第二多的新经济“独角兽”。基于此，通过有针对性地补短板、锻长板，中国经济有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加速产业升级、迈向全球价值链上游，同时也将撬动全球价值链升级。

　　程实进一步表示，中国金融业在调配和优化社会资源流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伴随国际资本流入和市场准入放宽，国际金融机构料将提速进入中国市场。全球竞争者的涌入将激活鲶鱼效应，也将加快国内金融行业资产定价、风险管理、资金融通等核心能力的提升，进而在宏观层面优化资源配置。

　　《金融时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认为，顺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当是未来金融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金融机构要继续加强对外投资，为高科技产业（如芯片制造）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更加安全且可替代的产业链提供资金支持。而目前，金融业在促进产业链金融发展上仍存在一些短板。

　　“金融业还存在业务范围相对狭窄、科技投入和技术储备不足、供应链金融服务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未来应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供应链融资服务水平，加强信息整合，有效支持建立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产业链体系。”宗良表示。

　　除了对中国金融机构加速转型和优化的建议外，宗良还提出，要引入外部资本和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国的高端制造产业发展。他表示，金融机构要在国际市场上募集更多资金，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居民消费产品的转型升级。

　　金融双向开放再深化　新格局倒逼技术升级制度完善

　　如上述两位专家所言，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金融服务优化至关重要。而其中，以开放促改革既是过去四十多年来的发展经验，也是为未来金融业改革的重要抓手，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

　　在程实看来，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业的双向开放已成必然趋势，而中国金融机构应根据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及早筹谋，修炼内功。他提出，为应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要在新发展格局中加速数字化转型。

　　“从资本市场角度看，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大幅增多。运用大数据风控、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评估交易对手风险，搭建动态准入池，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境内外资本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动态监控跨境资本的频繁流动。从市场竞争角度看，金融科技则成为中国本土金融机构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外资金融机构具备更成熟的全球市场经验和高端技术产品，外资银行业务准入的放宽将会对本土金融机构形成全新挑战。而金融科技通过洞察用户需求、提升渠道效能以及精准防范风险，将显著增强本土金融机构在开放市场中的抗压能力。”程实表示。

　　宗良则认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金融机构的内外布局也会因势而动，这需要相关政策、制度体系配套调整。未来可以考虑逐步放开政策，给予境外金融机构牌照，为其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这个过程中，需进一步完善金融制度环境，进一步推进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据宗良判断，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中资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很可能将面临一些挑战，但这些挑战是可以克服的。“中资金融机构应当充分了解和遵守被投资国家的监管规则和法律，避免因违反当地特殊的法律和监管规则而使自身的国际形象受损；同时，中资金融机构应当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具体的，要优化境外机构的人员结构、雇佣被投资国家的高素质金融人才、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此外，良好的风险防控能力是重要基础，中资金融机构需要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特别是对汇率风险等的防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