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优化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

　　证券时报：资本市场成立三十周年，稽查执法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形成了与我国资本市场特点相适应的稽查执法体制，为发挥好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提供了强有力的执法保障。请您介绍一下稽查执法发展历程及重要成果？

　　罗子发：30年风雨历程，伴随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稽查执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稽查系统始终将稽查执法的政洽使命和政治责任放在首位，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监管执法的总体要求和会党委的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稽查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面对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和监管执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按照“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工作方针，坚持“四个敬畏、一个合力”的监管理念，全面落实证监会党委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监管中心工作，以服务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宗旨，创新执法思路，优化执法模式，忠实履行职责，规范执法行为，依法从严打击证券期货违法活动，执法效能得到显著提升。纵观稽査执法历史沿革，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发展趋势和特点。

　　一是探索集中统一的稽查执法体制。1992年10月，证监会成立之初在法律部门设立稽查处室，负责组织重大证券违法行为、综合性案件的调查。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违法违规行为数量不断增长，成立专门的稽查执法机构迫在眉睫。1995年11月，中国证监会增设稽查部，负责组织调查重大证券期货违法案件调查和审理处罚。1998年，稽查部更名为稽查局（首席稽查办公室），对各派出机构的稽查力量实行垂直管理。

　　这一阶段是我国资本市场萌芽发展期，市场诚信基础薄弱、法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开始凸显，虚假陈述、违规担保、“庄股”、挪用客户保证金等乱象严重影响市场健康发展。稽查执法主动调整体制机制，有效查办了亿安科技股价操纵、银广厦财务造假等一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典型案件。这一阶段的稽查执法体制演变说明，确立统一管理、集中调配的稽查执法体制，是充分发挥稽查执法合力，有效应对违法违规变化态势的正确路径。

　　二是强化行政刑事执法协作机制。2002年1月，公安部设立证券犯罪侦查机构并派驻证监会办公，这一执法协作机制形成了我国证券期货领域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有机结合、共同协作的具有独特性的体制安排。2007年，证监会成立稽查总队，提高了查办大要案和跨区域复杂案件的能力；设立专司案件审理的行政处罚委员会，确立了“查审分离”的执法体制。随着行政和刑事执法力量的增强、执法衔接的紧密，相继查办了德隆系操纵市场、杭萧钢构(行情600477,诊股)内幕交易、汪某中“抢帽子”操纵等一批重大案件，对证券违法犯罪形成强大震慑。

　　三是进一步加强证券执法力量。2013年，证监会进一步明确了上海、深圳专员办的稽查执法职能，并授权派出机构开展行政处罚工作，稽查局统一指挥，稽查总队、沪深专员办专司大要案件办理，派出机构独立查审案件，行政处罚委员会主要负责重大案件审理并监督指导派出机构审理工作的执法体制架构基本形成。这一阶段，稽查力量进一步增强，专业能力进一步提升，统一指挥进一步强化，逐步形成了一支政治强、素质高、专业精、作风硬的执法队伍，在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稽查执法以体制改革为基础，以专项执法为抓手，以创新机制为保障，高频率、高强度分类分批打击典型、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执法考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市场效果。

　　四是构建权威高效、立体多元的执法新格局。2019年证监会出台《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方案》，其中，“进一步提升稽查处罚效能”是重点改革任务之一。围绕改革目标，按照“四个敬畏，一个合力”的监管理念，我们调整案件查处机制和工作流程，优化线索筛查和协作机制建设，一方面，突出重点案件办理，形成案件分类分层分级管理的执法新格局，优化稽查执法和日常监管“总对总”的案件线索移送机制，进一步完善公司机构类、异常交易类案件线索发现机制，突出对重大案件线索的及时发现、精准锁定和快速查处，提升稽查部门查办重大案件的效能。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行政刑事执法协作机制。依托公安机关的情报导侦，建立联合办案、协同办案等工作模式，形成对重大财务造假、恶性操纵市场及内幕交易等市场关注、影响恶劣的重大案件快查快移的工作态势，加强与相关部委的执法协作，建立健全与审计署、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工信部等相关部委的执法合作机制，形成有效的执法合力，共同打击证券违法活动。

　　改革实施以来，康美药业、康得新、豫金刚石、宜华生活等一批案件线索相继进入稽查执法环节。截至今年11月，财务造假和违规披露占新增案件的比例由2018年的16%提高至28%，执法重点更加突出，证券违法成本也在进一步加大，随着监管执法的重心由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转移，稽查执法功能作用将进一步强化和突出，稽查执法体制机制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零容忍”打击重大违法活动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