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有新的定位和长远的布局

　　根据蒙格斯的模型估算，我国在2021年的经济增长有望达到8%以上，这并非意味着我们的潜在GDP存在上升势头，更多是因为2020年的GDP基数较低。我们早已不再盲目地追求GDP数字了，我们更多注重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新基建，都是在为质量型经济发展铺路。因此，在抗疫的下半场——经济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应优先关注结构性的均衡特征。

　　截止目前，本轮复苏存在着显著的不平衡。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成为主要动力，分别为GDP增长贡献了5.0和2.6个百分点。这两大支柱行业也是固定投资完成额恢复最快的：第一季度它们的同比增速分别为-18.1%和-30.5%；而到第三季度，它们的累积同比增速已经达到3.8%和0.2%。导致房地产投资复苏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渠道改善和货币政策的放水，而导致基建投资信心恢复的主要原因则是宽松的财政政策。2020年中央政府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累积发行1.6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制造业和消费行业的复苏乏力。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值分别为-4.4%、-2.3%和1.7%。国内需求降低，外贸出口受阻是制造业萎靡不振的直接原因，制造商倾向于使用既有产能来满足市场需求，而不是增加投资，因此前三季度制造业的固定投资完成额的同比增长为-6.5%。由于造血能力下降，制造业原本的部分优质资产开始沦为不良资产，制造业向银行的借贷也呈现不良贷款高企的现象。根据蒙格斯建立的行业风险监测体系，除酒、饮料、农副食品等快消类制造行业外，传统的制造业，如汽车、机械、服装等，都已亮起红灯。

　　从宏观调节的角度看，重整消费应该是工作重心。2019年，消费贡献了全国55%的GDP，消费不兴，经济不兴！蒙格斯的观点认为，过于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有错误的引导作用。货币的放水，主要推高了资本的价格，如股市和楼市，深圳千万“刚需房”就是例子。而财政过松，让紧缺的社会流动资源向过度扩张型投资聚集，比如房地产和重置式基建。过度投资对有效消费有挤出效应，这是经济学的共识。宽松的货币和财政并没有真正解决就业和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低的问题，而这群基数庞大的劳动者才是消费的有生力量（边际消费值最高）。因此，2021年的政策引导应着重稳就业和稳物价，增加中低收入群体对未来工作稳定性和工资增幅的预期值。

　　另一点阻碍经济恢复速度的因素是我国的实际利率太高。我国现有国债的平均收益率为3.3%，核心CPI值为0.5%，实际利率高达2.8%，而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已普遍施行零利率或负利率。实际利率虚高，导致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始终无法有效解决。2021年的另一个宏观审慎政策的重点或许是通过基准利率调节、公开市场操作，配合上必要的外汇调节，降低市场对未来长期利率走势的预期，从而给利率曲线以下探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