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一整年,粮食问题的热度就没下去过。
年初,世界粮食计划署就提醒大家警惕可能存在的粮食危机,全球范围内的饥饿人口可能会多出来1.3个亿,确实很夸张。
年中,咱们又开始了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的倡议,就算是夏粮、秋粮连着丰收也还是要悠着点来。
好不容易捱到了年底,种子和耕地又被放在了明年的重点工作清单里面。
在早先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种子问题的重要程度被拔得很高——“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这两句话背后的信息量可挺大的。
为啥这个事这么重要呢?看下这几年的进出口数据就知道了:
根据中国种子贸易协会发布的报告,2018年我国进口的农作物种子有7.2万吨,进口额4.75亿美元,其中蔬菜种子进口额2.28亿美元,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
金额虽然不大,但是这个事关系到十几亿人的饭碗问题,绝对的战略大问题,每年从国外进口这么多种子,等于自家饭碗被别人端在手里,这实在是有点让人放心不下。
国家重视,最先有反应的是股市,所以最近这半个月,种子股的涨势都很猛。
除了隆平高科(000998,诊股)、万向德农(600371,诊股)这些搞育种研发的,不少名字里带“种”字的公司都表现不错,农发种业(600313,诊股)、登海种业(002041,诊股),丰乐种业(000713,诊股)的股价更是嗖嗖地从10元涨到了18元,俨然成了这波炒作的龙头。
这个场景太常见了,最后大概率会成为又一场匆忙落幕的短暂狂欢。
但种子、种猪问题,确实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先不说育种工作耗时久、见效慢,就算是国内公司全力以赴下场搏杀,外面也还有不少虎视眈眈的国际巨头,美国的杜邦、被拜耳收购的孟山都等等,跟他们比起来,咱们总归是要落后一些。
种子的问题有点复杂。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打从几千年前驯服野生水稻开始,老祖宗就把农业生产给摸透了。虽说因为错过了工业革命渐落下风,但托袁隆平老爷子的福,咱们最终是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
近几十年,咱们在主粮自主这一块做的不错,但在水稻、小麦之外,就没什么优势了。
以玉米为例,美国杜邦旗下先锋公司的“先玉”系列凭借优良的性状、地毯式的推广宣传,已成了东北华北各产区的主要品种——这可是04年在中国本土培育出的种子,如今却成了别人的摇钱树。
说起大豆就更惹人唏嘘了。
中国一直出产大豆,质量优良,1949年之前,美国人就不断从东北这些地方采集大豆材料,到了1974年9月,美国派了一支庞大的植物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个代表团从吉林、辽宁、南京、上海等地采集到了大量的野生大豆植株,咱们把这看成野草,在他们那成了宝,后来就成了生物技术公司作为转基因研究和商业化利用的重要试材。
美国一方面给予大豆农场主各种补贴,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品种改良,实现了工业化、机械化生产,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
到了2000年,孟山都在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申请了一项有关高产大豆检测的专利权,这项专利就源于中国上海郊区的一个野生大豆材料作亲本,还提出了64项专利保护请求。
这时候咱们的育种公司才反应过来——用咱们自己的大豆植株育种,原来是侵权的。
就通过这么几招,美国从中上游掌握了大豆的话语权。
抛开过去的是是非非不论,如今的国产大豆品种在市场上确实是日渐式微,人家的大豆运到中国都比咱们自产的质优价廉,所以咱们国家的大豆需求不得不长期处于依赖进口的窘迫状况之中。
而在著名的“蔬菜重镇”山东寿光,国外种子的占比之高也令人乍舌。
虽说近年来国内种子公司不断闷头追赶,但在很多种类里国产种子的占比还是有点低,像以色列的圆椒、韩国的白萝卜,虽然售价不低但产量高、品相好,菜农们实在是不得不用啊。
关键是买来的种子也不能连着播种,杂交种的优良性状不能多代种植、外源基因又不能遗传给下一代,最后只能不断从种子公司那买新种子来用。
等到进口种子抢下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之后,涨价那就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除了种子,畜牧业的问题也有点严重。
以猪为例,整个2019年全球猪肉消费量为10094万吨,咱们自己就解决了4486万吨。旺盛的需求催生出了温氏、牧原等市值破千亿的养猪巨头,但本土猪种的繁育却远远落后于人。
农业部曾经做过统计,中国“土猪”一共有90个地方品种,但横泾猪、虹桥猪等8个品种的猪已经灭绝,岔路黑猪等5个品种濒临灭绝,还有25个品种面临濒危,个别猪种的存栏量甚至比大熊猫还少。
面对进口猪种更多的产仔数、更高的料肉比合更快的生长速率,本土猪只能在无奈中日渐式微,猪种的不断更迭,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文艺作品中经典角色的形象——
在1960年上海制片厂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跟六龄童老爷子演对手戏的猪八戒还是一只黑猪;可到了1987年六小龄童版本的《西游记》里,猪八戒则干脆成了一只白猪。
这样的窘迫状况,可不仅仅困扰着养猪行业自己。
以占国人肉类消耗第二位的家禽为例,生长速度最快、产肉产蛋最多的白羽鸡祖代大部分依赖进口,就连北京烤鸭选用的肉鸭也是英国樱桃谷公司重新繁育得来,这实在是有点让人唏嘘。
考虑到畜牧业的繁育特点,大部分商业公司早就放弃了只依靠纯种的培育方法,转而采用在不同种间杂交的现代化繁育体系——
说的直白一点,长肉快的品种背后有着至少三代以上的完整繁育体系。人家出口的只是其中的子代和孙代,基因里的优良性状早都掺乱了,繁育个一两代就铁定开始退化、再不堪用了。
这就是赤裸裸的技术壁垒,单靠一腔热血实难轻松跨越。今年年初的时候,新希望(000876,诊股)的董事长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有人说养种猪就是做猪的芯片,而现在“猪芯片”必须要冲上去。
但要做到这一点还是有点难的,跟芯片一样,种子也是个创新科研项目,咱们需要补的课还不少。
就像一个提问中谈到的,“中国有5000年的农业历史,为什么却不如只发展了200年农业的美国?”
像在种业里,一个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占了全球过半市场的八大种业集团里,杜邦是美国的、孟山都被德国拜耳买了,只有先正达是中国公司,还是2017年才收购的。
其次,以目前的数据来看,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仍然偏低。
2017年的时候,咱们前50强种业企业年研发投入为15亿元人民币,仅接近孟山都公司的1/7,而在几家被热炒的“种子概念股”里,研发投入超过1亿元的仅有隆平高科一家。
技术壁垒不是轻易就能越过的,这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
当然了,解决办法也不是没有。
这就涉及到一个有点年头的老词了——产学研结合。以国内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和丰富的物种资源来看,对原创性种质的保护和研究肯定是不能落下的,最起码类似当年大豆的悲剧不能再重演,解决这个问题,光靠一部分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