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已如发达市场央行一样，大幅降息，并开始尝试量化宽松（QE）或收益率曲线控制（YCC）等手段。根据渣打的研究，已有近11家新兴市场央行开始实行某种形式的QE，这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收益率曲线。目前，购债规模还只占约GDP的3%。

传统上来说，QE等非常规政策更多被视作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工具，因为市场认为发达国家央行更具信用。新兴经济体则很少使用这类工具，除了部分央行信用、独立性不足外，资本外流风险大、外汇储备水平低也限制了QE在新兴市场的效力。相对而言，目前泰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南非、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可能面临相对更大的风险。

渣打全球研究主管罗伯逊对记者表示：“如今关于新兴市场央行是否也可参与量化宽松的争论越来越多，例如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央行正在从事某种形式的QE，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我们认为，央行将不得不加大努力控制债券收益率，以保持较低的融资成本。QE已成新常态，不久后，YCC也会在发达和新兴市场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目前，中国央行尚无开启QE的可能性，YCC也离得有点远，“放水养鱼”仍是主要思路。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日前对记者表示：“机构、老百姓对国债的购买需求仍高，因此央行需要做的是以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为财政扩张提供有利的货币环境。”

整理了11家新兴市场央行的购债情况

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购债效果存差异

一般来说，在短期内，央行购买计划可以通过降低长端债券的实际收益率，压平陡峭的债券收益率曲线，有助于将货币宽松政策传导至实体经济。

渣打表示，一直以来发达国家央行更多使用QE，而新兴市场较为克制，是因为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差别较大。在发达市场，较低的隔夜利率对实体经济的传导相对简单。各国央行下调隔夜利率，尽管收益率曲线可能趋陡，但收益率曲线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市场认为发达国家央行是可信的，所以市场判断，今天的降息意味着利率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走低，这将导致整个收益率曲线下移。发达国家央行还通过前瞻指引和债券购买支持这一进程。

但到了新兴市场国家，传导就不那么简单了。在某些情况下，市场可能会认为，今天的降息可能是明天的加息——例如，新兴市场央行在降息后，又可能会为了吸引急需的资金流入或防止本币崩溃而被迫提高利率。如果政府债务水平（占GDP的比例）不可持续，这种情况就尤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市场本地货币债券市场的抛售会随之而来。因此整体而言，QE和YCC的实施在新兴市场更具挑战性。简单来说，在新兴市场，让急需的货币流入实体经济更难。

从历史上看，新兴市场央行在抵消这种本地债券市场抛售的风险方面做得很少。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新兴市场的收益率曲线整体更为陡峭（上升1%-4%），10年期实际收益率大幅上升（上升2%-10%）。尽管它们的隔夜利率较低，但长端实际收益率较高，这意味着货币状况实际上在收紧，导致经济产生更多的痛苦。最终，新兴市场央行还是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吸引外国资本来保卫本国货币。

不过，这次疫情带来的危机与2008年的大危机存在两个重要区别，也使此次新兴市场央行需要采取QE。

首先，新兴市场央行这次的宽松行动普遍比发达国家央行更积极，后者因缺乏政策空间而难以进一步降息。但在全球避险需求上升时，新兴市场风险溢价也攀升，这导致降息等政策无法有效压低债券收益率，因此需要进一步使用QE。

其次，相比2008年时本币债务市场欠发达（更依赖美元债），现在新兴市场更依赖于本币债券市场（LCY）融资。因此，新兴市场各国政府和企业在危机中以较低利率借款的能力，已成为如今支持经济复苏的重要渠道，这使新兴市场央行更有必要用QE来确保本地债市稳定运行。

外资持债比例和外汇储备是关键

渣打银行团队研究了11个新兴市场央行，它们都已经开始某种类型的QE。总的来说，这些购债在短期内还是能够有效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压平收益率曲线，将货币政策传导至实体。这些央行资产购买计划还确保了它们进一步降息的剩余政策空间。

渣打认为，当前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购买计划仍适度且易于管理，大部分不超过GDP的3%。短期内，决定这些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是外国投资者拥有的政府债券份额和各国的外汇储备水平。

具体而言，资本外流的潜在范围越小、外汇储备水平越高，新兴市场央行QE就越有效。如果外国投资者持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债务，投资者逃离的风险也相应更大，但这可以通过大量的外汇储备来抵消，用于货币防御。较高的外汇储备本身就是一国的货币防御机制，可以减少投资者对汇率变动的担忧。

就这两个因素，在上述11个央行中，泰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南非、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土耳其等国尽管外汇储备很低，但同时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本国债券份额较低，这使得资本外流风险减少，为其提供了汇率上的保护。

未来，如果新兴市场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或更为激进，可能将加剧投资者对其债务货币化的担忧。于是，在投资者考虑新兴市场QE的有效性时，央行能够实现通胀目标以及政府债券的规模（占GDP的比例）等其他因素将变得重要。

在对抗通胀目标方面，目前新兴市场央行，除土耳其以外，都表现良好。而在政府债务规模上，由于债务规模越大，QE就越需要对长端债券收益率产生预期效果，这造成了债务货币化的相关风险，或至少是央行长期将持续扩表。尽管在发达市场，这点似乎不足为虑，但暂不清楚投资者是否会对新兴市场央行的类似举措持有同样的容忍度。从这点上来看，巴西、匈牙利和南非的政府债务规模最大，其政策效力将因此降低，面临一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