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外国公司在美上市提出额外的信息披露要求。这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在美国上市企业退市风险可能加大，国内国有企业赴美融资也将面临一些障碍。

“从‘卢比奥法案’开始，去年以来，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政策，都与中概股有关。”6月18日，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说，这次的事和瑞幸咖啡很有关系，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虽然有一些中概股公司出了问题，但总体来讲，中国GDP增长高于全球平均的增长水平，从供给侧角度来说，中国上市公司的优质资源依然存在。

中概股公司国内融资空间很大

实际上，“退市”与“摘牌”概念有所不同。目前，中概股现存250家左右。

周小川指出，比较准确地说，中概股中某些少数企业想通过主动的私有化从纽约交易所退市，再寻找其他地方二次上市。就纽约交易所来讲，这些企业是摘牌。摘牌和退市虽然很接近，但是技术细节是不一样的。

周小川表示，如果按照上述法案要求企业进行摘牌的话，国际投资者，特别是美国投资者和一些机构投资者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对美国方面，特别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说，如何体现他们保护美国以及其他国际投资者的利益将是一个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企业来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否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接替美国资本市场所起的角色作用？

周小川认为，应该是比较乐观的。

第一，资金面来看，中概股公司并不一定非要依靠国际市场融资，国内空间也很大。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储蓄率非常高。中国历年总储蓄占GDP比重超过40%。因此只要机制做得好，很容易找到资金投资新兴和成长的公司。

第二，虽然一些中概股公司出了问题，但总体来讲，中国GDP增长高于全球平均的增长，从供给侧角度来说，还有不少好公司，上市公司的优质资源依然存在。

第三，资本市场有一个培育发展过程，中国经过了30年左右坎坎坷坷的路径，到目前为止资本市场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个很好的动能。虽然仍有差距，但包括市场建设、监督以及围绕资本市场的机构成长都有很强的内在动力。

第四，在透明度问题上，中国方面在公司治理、外部审计质量等方面也有愿望和动力。这么多年来，中国也在资本市场上打击了很多欺诈上市、操纵市场、虚假信息、内幕交易等行为。广大投资者对这些不良行为十分憎恨。当然，提高监管水平、逐步改进公司治理也需要一个过程。

第五，这些年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在不断提高。2016年底，国际货币基金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目前距离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坚持反洗钱、反恐融资和一些基本规则情况下的可控的可兑换）差距并不是很大。

第六，从2014年开始，我们陆续搞了沪港通、深港通，后来又有沪伦通，开放性大幅度增强，这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第七，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政策，包括了很多和资本市场有关系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等方面改进。

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要注重国际化

当然，对于中概股在美上市遇到的难题也存在不太乐观的观点。

比如，瑞幸事件以及前一阶段出现的若干个中概股公司被查做空，都暴露出我们在会计、审计和透明度上和国际化的要求还有差距。

对此，周小川表示，“有个别人把这个问题和国家经济安全联系在一起，认为不可能找出解决办法。对此我个人是不太认同的”。

此外，在公司治理方面，中国很多公司治理外面的人看不太懂。过去外界对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司治理疑问比较多一点，最近两三年有一批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上出了不少问题，也有相当一部分因此出现倒闭、违约等等情况。

周小川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需要努力使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能够被国际上看明白，同时能够接受我们这种实践，我们的实践肯定也是整个国际市场公司治理的一个部分。

另外，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对外开放多数是先搞一些试点然后逐步开放，愿望上是要把中国建成开放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方面的措施还不够，还需要下更大的决心。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还是很不错的，但在国际化的路上还有空间。

“有一种说法，国际资本市场中心都是实施普通法的，比如纽约、伦敦、新加坡，认为只有普通法情况下才能使资本市场顺利发展。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可以讨论的。中国实际上制度规则的演变还是很快的，许多试点、政策、都有自己特色的东西，这方面可以继续探索。”周小川强调。

周小川说，美国出台《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特别是资本市场中心是否能够接受和承担这个挑战？能否借这个机会加快发展，真正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这既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一个挑战，具有不确定性。“中国如果真正下决心，要在这方面有长足的发展，必须注重国际化，加强国际合作，在推动上海继续发展国际机构、国际资本往来方面上一个大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