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1071万名考生踏上高考路。

这也是高考继2003年后再安排在7月份，今年当然是因为疫情缘故而推迟。好事多磨，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下半学期很多高三应届生都是在家中以网课方式备考。

今年的高三，注定特别，戴着口罩的毕业照、复课后一人一桌的安排注定会成为这届毕业生多年后的谈资。

对于每个已经毕业多年的人来说，何尝不是这样呢。从1977年高考恢复至今，“高考”已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从50后到90后，再到今天的小鲜肉00后们，对于不同年代的人，“高考”的意义已不同，不过应该同样难忘。

从为国读书到为改变人生读书

现在我们所称的“高考” 指的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开始于1952年。

但事实上，早在建国前已经有大学入学考试的形式。于1936年，全中国境内已有100多所大学，各间学校采用自主组织命题的形式招生，考生可以选择报考多所大学，因此亦可能被多所大学录取。

彼时的中国，正是内忧外乱之际，满腔热血的大学生不少是怀着报效祖国的决心报考大学，一心只道毕业后能以己之力改变积弱中国的现状。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钱伟长，他当年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历史均获满分，但数学、物理、化学、英文，一共只考了25分。物理更只考了5分。民国时期的大学素有录取偏科生的传统，因此文科成绩优异的钱伟长亦不意外地获录取入清华。

但入学第二天，钱伟长即要求转专业，还是转到只考了5分的物理系——原因是这一天，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8”事件，东北沦陷。他想用自己学到的知识造出中国的飞机大炮，帮助中国抵御外敌。

并无太多物理基础钱伟长就这样从零开始学习物理知识，从清华学到多伦多大学力学系，又将知识带回清华。

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与钱学森一起创办了力学研究所，为后来“两弹一星”事业奠定基础。

民国时期的“高考”，能考的大学并不多，能考上者都已是人中龙凤，而这些“天之骄子”参加“高考”更是主要为国计民生故，鲜有计较个人前途。

46年后的1977年，国家已再无遭外敌入侵欺侮之忧，但经历多年动乱中国却同样是百废待兴。当年，电化学家查全性面谏邓小平，建议恢复高考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

当年10月21日，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并在一个月后进行当年度的高考。对于高考而言，这次一个月的准备时间算得上非常短，但仍有570多万人报名参加这届“史上最仓促”的高考。而碍于当时全国办学条件，这次高考最后能录取的人数不到30万人。粗略计算，录取率不到5.3%，名副其实的“挤独木桥”。

但就是几年精挑细选的高考里，走出了诸多行业的大拿。

1978年，一位来自咸阳棉纺织厂27岁搬运工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考场。除了路上充饥的一包煮熟鸡蛋外，他还带来了自己精挑细选的60幅摄影作品。1982年，他从北电毕业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后来成了蜚声中外的导演。

他叫张艺谋。

1980年，已经有三年渤海湾采油钻塔工作经验的19岁年轻石油工人也在恢复高考后不久报考了厦门大学的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在初中毕业后的工作三年间，他坚持用业余时间背单词、学英语，并最终获得厦门大学录取。

毕业后，这名“生活单调”的年轻人进入了《China Daily》担任记者，之后再留学美国主修法律专业。很多年后，他成为了港交所第一名出身内地的CEO，及外人眼中的“改革者”李小加。

假设没有高考，无论是张国师，还是李小加，其命运可能相似——在不同的工厂当一辈子工人，安稳地度过自己一生，现在可能已经退休，安享自己的晚年生活。可以肯定的是，若张艺谋和李小加只是张工和李工，他们本身和中国都会失去诸多精彩。

在诗人还在忙着写朦胧诗的时候，这些考生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对于他们来说，“高考”的目的不再是主要为了报效祖国，而是为了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像李小加和张艺谋一样通过复办的高考改变自己命运的还有俞敏洪、李东生、王毅等。在恢复高考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已经是二十好几的“枸杞中年”，但仍不羞于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起同场竞技，才有了之后在各自领域的翻云覆雨。

张艺谋多年后将自己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视为人生才新开始，还说如果没有高考，就不会有现在的一切。

实现阶级跨越的阶梯

1993年，党中央及国务院正式提出，改革普通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的就业制度，并实施多数毕业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毕业分配基本退出历史。

90年代的大学，虽然录取率较七、八十年代的“地狱难度”有所提升，但整体上仍不足40%，大学生仍是“稀缺物种”、“天之娇子”。因为毕业统包统分取消及互联网的兴起，90年代的大学生遇上了实现阶级跨越的好时机，而高考就是他们跨越的阶梯。

刘强东1996年人大毕业的时候，刚好遇上人事部刊发《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大学生毕业后工作不再分配。本想在人大毕业顺势走上仕途的刘强东只能走上创业的路，并阴差阳错之下创立了京东。

90年代大学毕业的互联网大佬还有网易的丁磊。1989年，丁磊入读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通信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宁波电信局。95年，丁磊离开宁波前往广州，并用自己开发的软件赚的50万元创办了网易公司。

丁磊出身于宁波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在创办网易之后，2003年32岁的丁磊即以持有网易公司58.5%的股份（市值约合人民币76亿元），位列当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一名。

九十年代下海创业的还有我们敬爱马老师马云。他上大学的时间其实不在九十年代。在连续两次落榜后，马老师1984年才被杭州师范学院录取。

但在马云创立阿里巴巴初期的员工中，不少就是他在杭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教过的学生。

冥冥之中，“高考”和马老师最终跨越其原生阶层（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为浙江省曲艺家协会主席）成为马爸爸，还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于90年代的大学生来说，因为彼时大学生接触新事物的机会更多，而国家取消工作分配让更多大学生走上创业的路，客观上更利于创业成功。于是，“高考”就成为他们成功的敲门砖。

2000年后高校扩招，“高考”成色分化

进入我们比较熟悉的新世纪，“高考”的成色开始下降。高考不再能决定大部分人的终身，亦不能轻易帮助学生实现阶级跨越。

最主要的原因是高校的扩招。

上世纪90年代，全国高校毛入学率（在校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仍不足5%。1999年，经济学家汤敏及夫人左小蕾刊登公开信，建议让高校学生数量翻番。当年6月，教育部公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实现大学毛入学率15%。

但实际上到2005年，高校毛入学率已达19%，高校在校人数也上升到2000万，跃居全世界第一。

截至去年，高考的录取率已上升至88.7%。这意味着十个人参加高考，只有一个人落榜，九个人都能上大学。

高校扩招之后，“精英教育”终变为“大众教育”，“成才”概率无疑更小。国家重点建设的“985”、“211”高校成才率更高。

统计80年左右出生的互联网企业家（毕业在2000年后），美团的王兴毕业于清华大学、黄峥毕业于浙江大学、张一鸣毕业于南开大学、宿华毕业于清华大学、好未来的张邦鑫毕业于四川大学（本科）及北京大学（硕博连读）。

若这些80后互联网大佬齐聚一堂，俨然就是一场中国名牌大学的交流会。

与前辈先比，这些2000年后毕业的“后浪”们在行业的生存空间显然较90年代野蛮增长时期小，像马老师这样带着18个罗汉赤手空拳能打出一片天的故事也不可能会再有。

但这就并不意味着“高考”完全失去了意义。

今日是高考第一天，被称为全球最大高考加工厂的毛坦厂中学仍按照惯例用巴士将司机及学生送到考场，第一部车的司机和学生均属马或姓马，寓意马到成功。中学上下对此重视仍可见一斑。

对于它们的学生家长而言，“高考”仍是他们改善生活为数不多的公平手段之一。

而对于其他人而言，高考就是一个未来的择业筛选器，通过就业薪酬／政策等因素为行业培养相应人才。

结语

往年的高考，都是夏至未至之时。初夏的树影婆娑总是难忘。今年的高考却在七月。

从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到改变人生的唯一渠道、实现阶级跨越的阶梯再到现在择业筛选器，“高考”对于考生未来人生走向的影响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每年到高考的时候，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不论毕业多久，还是会感到些许兴奋、缅怀。说到底，还是怀念18岁时那个青葱的自己。

高考不再可定终身了，但情感上有关它的记忆还是难忘的。两者综合，才是高考对于每位考生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