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消息，2020年全国高考1天倒计时，滴滴“橙果计划”正式开启，目前已有超5000个司机高考家庭参与。 滴滴称，“橙果计划”是全国首个关注网约车司机子女教育发展的公益项目。在2019年，3441个参与的司机家庭中，50多个司机子女获得了“橙果奖学金”，他们考取了北大、清华、浙大等高等学府。 2020年“橙果计划”的司机家庭来自出租车、快车、优享、礼橙专车、豪华车、代驾和青桔单车运维等多条业务线，其中有256名司机师傅曾在疫情期间服务于医护保障车队。区域分布上，覆盖了30个省份，其中广东、四川和河南三省家庭数量排前三。 此外，司机子女们的报考目标也覆盖了全国500余所本科大专院校。其中，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是预计报考排名前三的学校。（彭丽慧）
相信最近几天，各位都能在朋友圈里读到关于农家女孩苟晶、陈春秀被人顶替上大学的相关报道，也看了不少评论性的文字。 既然“前人之述备矣”，那么本文暂且不对事件本身做过多点评。 我们来聊点不一样的。 1 众所周知，高考的前身是科举制，很多人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从大业二年（606）隋炀帝下令开科取士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一纸诏令废除科举制的一千三百年里，科举制一直被认为是国家选拔优秀人才、朝廷补充官吏队伍的抡才大典。通过科举考试，直接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对古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科举制公平竞争的理念，冲破了与出身门第紧密联系的世卿世禄制，使得很多平民百姓拥有了一条通过自己努力去改变命运并咸鱼翻身的“明路”。 据明朝李绍文《云间杂识》记载，有个秀才叫吴平坡，平生有三大愿：一愿芜湖抽分，二愿买杨千户房屋，三愿买某娼为妾。弘治十八年（1505），他考中进士，三愿俱遂。 此秀才的愿望虽然略显低俗，但从结果来看，光是进士头衔就足以改变他的生活境况与社会地位，其意义不言自明。 正因如此，“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了无数寒门士子的不二信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亦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然而，身居庙堂、兼济天下的美梦，并非人人都能成真。 在科举制达到鼎盛的明清时期，读书人要通过知县主持的县试、知府主持的府试和省学政主持的院试，方才算是取得秀才资格，可以正式参加科举考试；而到了后面，还要依次经过乡试、会试、殿（廷）试3关，一般每三年一次，层层选拔的同时，录取率也是低得令人发指。 有研究表明，明朝秀才中举的比例多为30:1，即约3.3%的录取率；而举人中进士的比例多为20:1，即约5%的录取率。相比之下，如今的高考要容易得多了，最近三年的全国高考本科录取率都超过了40%。用“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古代的科举考试，一点都不夸张。 “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一面是学子们对金榜题名的渴望，另一面是堪称惨烈的竞争状况，僧多粥少从来都是科举考试的主旋律。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稀缺资源往往与巨大的寻租空间相伴相生，于是在现实利益面前，从一介书生到朝廷大员，总有人在暗地里营私舞弊。 而舞弊与反舞弊的较量，也就一直贯穿于科举制度之始终。 2 考试舞弊的恶劣行径，至少可以追溯至唐朝时期。 据《唐摭言》卷八《通榜》记载，郑颢知贡举，托崔雍为榜，雍一口答应，但迟迟不见送名单来，到了公布名单的前一晚，郑颢仍不见崔雍的名单，只好连夜拟就。至深夜，崔雍派小僮送一蜡丸给颢，即榜也。“颢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无更易。”可见一些有权势、名望的人可以通过种种手段来影响主考官，甚至是左右录取工作。 《北梦琐言》中也提到，唐朝文学家温庭筠才华横溢，“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是说他考试时经常为邻座考生代作文章，因而被送外号“救数人”。 类似的事件，宋、元、明的史料中也都有所记载。 为了保证科举的公正性和所选官员的高素质，历代统治者总是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以防止舞弊的发生。不过整体上看，清朝以前对于科场舞弊案件的责罚都是比较轻的（商衍鎏语），处理最重的要算明朝嘉靖朝的“翟汝孝兄弟关节案”，也不过是考官杖责、贬官，应试者废黜。 于是到了清朝，科举考试舞弊之风愈演愈烈，案件层出不穷。而相关人士的舞弊手段亦是多种多样，可谓是集历朝历代之大成： （1）通关节 具体指考生通过行贿等不法手段，与考官取得联系并结成关系网，再通过泄题、做记号等小动作，来达到考试通过的目的。 典型案例：顺治十四年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李振鄴四处收受贿赂，不法考生与其串通关节者达到25人；康熙三十八年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李蟠和副主考官姜宸英收受贿赂，录取了很多通了关节的官员子弟，被落第考生讽刺为“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 （2）夹带 也称“怀挟”，即将与考试相关的资料偷偷藏在身上混入考场。在科举考试中，考生夹带的方式不胜枚举，连鞋底、帽顶、砚台等都被开发出了夹层，这是考生作弊的惯用手法。 典型案例：乾隆九年的顺天乡试中，乾隆帝派自己的两员亲信大臣带领大批兵役进行突击检查，第一场就搜出夹带21人，第二场又搜出夹带21 人。这些被抓之人夹带手法花样百出，甚至藏在了卷尺和内裤之中，令人叹为观止。 （3）冒籍 类似于今天所谓的“高考移民”。冒籍考生主要从文化教育发达、考试竞争激烈的江南地区流向文化教育相对落后、考试竞争相对和缓的北方。 典型案例：嘉庆十二年，通政使司副使泰和奏称：“山西省近年以来，南省士子接踵冒籍考试，入学补廪者相继而起，其中获登科第、身任职官者亦不乏人。”嘉庆帝也就此指出：“冒籍混考，希图幸进之弊，不独山西为然，各直省恐亦在所不免。” （4）换卷 即买通考官或科场书吏，利用誊录或阅卷的机会调换试卷。 典型案例：嘉庆三年湖南乡试，宁乡贡生傅晋贤与科场书吏樊顺成勾结，调换他人试卷成为解元，后被依法惩处。 （5）传递 即先由作弊考生将考试题目送出考场外，再由场外的枪手代为答卷，最后将答好之卷送回到作弊考生的手中。 典型案例：乾隆二十三年，考生海成用鸽子进行传递，被考官逮住。 上述种种恶劣行径，不仅严重败坏了朝纲，还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性，甚至还助长了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歪风邪气。 于是，主政者决心痛下重手整顿科举风气，对于舞弊案件严惩不贷，其中闹得最大的一次，当属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 3 事情是这样的，当年首先案发的是顺天府科场。 顺天乡试行贿作弊，在明末久已成风，入清后更为公开。公元1657年（丁酉年）的那场顺天乡试上，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人贪财纳贿，竟公然在考场内互相翻阅试卷，照事先拟好的名单决定取舍。京官三品以上的子弟没有一个不录取的，但也有人花了银子没有考上。 于是发榜后，众人不服，议论纷纷，考生集体到文庙去哭庙，给事中任克溥奏参，称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所以得中。经调查属实，顺治帝大怒，随即下旨： “贪赃坏法，屡有严谕禁饬。科场为取士大典，关系最重。况辇毂重地，系各省观瞻，岂可恣意贪墨行私！所审受贿、用贿、过付种种情实，目无三尺，若不重加惩处，何以警戒来兹？李振邺、张我朴、蔡元曦、陆贻吉、项绍芳，举人田耜、邬作霖，俱著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 结果便是，不但受贿的考官和行贿的考生立即处死，共计7人，还株连亲属，父母妻子兄弟全遭流放，惩处之严厉，堪称史上之最。 有意思的是，李振邺等人死到临头时，才发觉孤立无援，便恼羞成怒，破口大骂，顿足狂呼。可是并没有出现幻想中的“刀下留人”的镜头，反倒是被刽子手更加急促地行刑砍头。至于主持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曹本荣、副主考官宋之绳，因未能发觉同考官的作弊行为，均被处以失察之罪降职，留在原衙门供职。 随后不久，顺治帝又谕令礼部，复试时间和题目全部亲自钦定，待到复试当天，新举人们被押送着进入考场，每一名举人都由两名武士持刀挟护，由顺治帝亲试。而后，他又再度放出狠话： “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须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 谁知，摁倒葫芦瓢又起，顺天府科场案刚过半年，江南乡试又出了乱子。 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事中阴应节参奏说：“江南主考官方猷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 这次丁酉科江南乡试，正考官为翰林院侍讲方猷，副考官为翰林院检讨钱开宗，两人都是浙江人士。放榜以后，取中举人120名，虽得中的多是江南名士，但其中不少是贿赂考官而取得的。于是民间议论哗然，发榜时就有些落地考生拦住考官怒骂，而两主考在考试结束回乡之时，船过常州、苏州，又有大批士子追着船大骂，甚至向船上投掷砖瓦，闹得满城风雨。 刚刚处置完顺天府乡试科场案的顺治帝正怒气未消，现在又听到这个消息，更是火上浇油，怒不可遏，立即传旨：“方猷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猷、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着革职”，并下令绑了全部考官入京。 经过缜密审理，到了最终结案之时，顺治帝在刑部奏折上谕批： 方猷、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其余叶楚槐等全部考官18人立即处以绞刑，妻子家产籍没入官；8名被控告有“通关节”举动的新举人，各责打40大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是清朝前期重犯流放地）。 刑罚之严酷恐怖，着实让人不寒而栗。 其实放眼整个清朝，官方对于考生作弊处罚都是极为严厉的。一旦发现，按照《大清律例》，作弊者要么被枷号（在街头带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发配边疆地区充军，要么革职坐牢，严重者则要处斩抄家。在一篇名为《清朝科举考试舞弊要案的计量历史学分析》的学术论文中，记载了相关案件的处罚细节。 而这些举措，保证了当时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科举考试的公正和国家的稳定发展。 4 “科举，天下之公也；科举为私，何事为公？” 这句名言，放在任何年代都不过时，哪怕是古代的科举变成了今天的高考。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科举取士过程中的糊名、誊录、场规和考官批阅试卷等制度已经如此规范化，尽管明清以来朝廷对科场案的惩罚越来越严厉，从谪官贬职到下狱充军进而发展到腰斩绞决，但是对于这套制度公平性的种种挑战，却总是野火烧不尽。 须知，科举也好，高考也罢，绝不仅仅是通往庙堂或者大学的独木桥，更是社会阶层向上流通的“通天梯”，尤其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以及穷人家的孩子来说，这几乎就是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也正因为如此，它的公平公正，容不得半点践踏；这条光明大道上，也蒙不得一丝阴影。 更何况，考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而人才是国家之珍与社稷之佐。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高考的公正与否，将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所向。 2020年了，被凝固的历史越来越遥远，而下一个高考之日却渐行渐近。 衷心祝愿，每一个真正努力过的学子，都能得偿所愿，不被辜负！
相信最近几天，各位都能在朋友圈里读到关于农家女孩苟晶、陈春秀被人顶替上大学的相关报道，也看了不少评论性的文字。既然“前人之述备矣”，那么本文暂且不对事件本身做过多点评。我们来聊点不一样的。1众所周知，高考的前身是科举制，很多人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从大业二年（606）隋炀帝下令开科取士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一纸诏令废除科举制的一千三百年里，科举制一直被认为是国家选拔优秀人才、朝廷补充官吏队伍的抡才大典。通过科举考试，直接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对古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科举制公平竞争的理念，冲破了与出身门第紧密联系的世卿世禄制，使得很多平民百姓拥有了一条通过自己努力去改变命运并咸鱼翻身的“明路”。据明朝李绍文《云间杂识》记载，有个秀才叫吴平坡，平生有三大愿：一愿芜湖抽分，二愿买杨千户房屋，三愿买某娼为妾。弘治十八年（1505），他考中进士，三愿俱遂。此秀才的愿望虽然略显低俗，但从结果来看，光是进士头衔就足以改变他的生活境况与社会地位，其意义不言自明。正因如此，“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了无数寒门士子的不二信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亦是他们的终极目标。然而，身居庙堂、兼济天下的美梦，并非人人都能成真。在科举制达到鼎盛的明清时期，读书人要通过知县主持的县试、知府主持的府试和省学政主持的院试，方才算是取得秀才资格，可以正式参加科举考试；而到了后面，还要依次经过乡试、会试、殿（廷）试3关，一般每三年一次，层层选拔的同时，录取率也是低得令人发指。有研究表明，明朝秀才中举的比例多为30:1，即约3.3%的录取率；而举人中进士的比例多为20:1，即约5%的录取率。相比之下，如今的高考要容易得多了，最近三年的全国高考本科录取率都超过了40%。用“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古代的科举考试，一点都不夸张。“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一面是学子们对金榜题名的渴望，另一面是堪称惨烈的竞争状况，僧多粥少从来都是科举考试的主旋律。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稀缺资源往往与巨大的寻租空间相伴相生，于是在现实利益面前，从一介书生到朝廷大员，总有人在暗地里营私舞弊。而舞弊与反舞弊的较量，也就一直贯穿于科举制度之始终。2考试舞弊的恶劣行径，至少可以追溯至唐朝时期。据《唐摭言》卷八《通榜》记载，郑颢知贡举，托崔雍为榜，雍一口答应，但迟迟不见送名单来，到了公布名单的前一晚，郑颢仍不见崔雍的名单，只好连夜拟就。至深夜，崔雍派小僮送一蜡丸给颢，即榜也。“颢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无更易。”可见一些有权势、名望的人可以通过种种手段来影响主考官，甚至是左右录取工作。《北梦琐言》中也提到，唐朝文学家温庭筠才华横溢，“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是说他考试时经常为邻座考生代作文章，因而被送外号“救数人”。类似的事件，宋、元、明的史料中也都有所记载。为了保证科举的公正性和所选官员的高素质，历代统治者总是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以防止舞弊的发生。不过整体上看，清朝以前对于科场舞弊案件的责罚都是比较轻的（商衍鎏语），处理最重的要算明朝嘉靖朝的“翟汝孝兄弟关节案”，也不过是考官杖责、贬官，应试者废黜。于是到了清朝，科举考试舞弊之风愈演愈烈，案件层出不穷。而相关人士的舞弊手段亦是多种多样，可谓是集历朝历代之大成：（1）通关节具体指考生通过行贿等不法手段，与考官取得联系并结成关系网，再通过泄题、做记号等小动作，来达到考试通过的目的。典型案例：顺治十四年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李振鄴四处收受贿赂，不法考生与其串通关节者达到25人；康熙三十八年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李蟠和副主考官姜宸英收受贿赂，录取了很多通了关节的官员子弟，被落第考生讽刺为“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2）夹带也称“怀挟”，即将与考试相关的资料偷偷藏在身上混入考场。在科举考试中，考生夹带的方式不胜枚举，连鞋底、帽顶、砚台等都被开发出了夹层，这是考生作弊的惯用手法。典型案例：乾隆九年的顺天乡试中，乾隆帝派自己的两员亲信大臣带领大批兵役进行突击检查，第一场就搜出夹带21人，第二场又搜出夹带21 人。这些被抓之人夹带手法花样百出，甚至藏在了卷尺和内裤之中，令人叹为观止。（3）冒籍类似于今天所谓的“高考移民”。冒籍考生主要从文化教育发达、考试竞争激烈的江南地区流向文化教育相对落后、考试竞争相对和缓的北方。典型案例：嘉庆十二年，通政使司副使泰和奏称：“山西省近年以来，南省士子接踵冒籍考试，入学补廪者相继而起，其中获登科第、身任职官者亦不乏人。”嘉庆帝也就此指出：“冒籍混考，希图幸进之弊，不独山西为然，各直省恐亦在所不免。”（4）换卷即买通考官或科场书吏，利用誊录或阅卷的机会调换试卷。典型案例：嘉庆三年湖南乡试，宁乡贡生傅晋贤与科场书吏樊顺成勾结，调换他人试卷成为解元，后被依法惩处。（5）传递即先由作弊考生将考试题目送出考场外，再由场外的枪手代为答卷，最后将答好之卷送回到作弊考生的手中。典型案例：乾隆二十三年，考生海成用鸽子进行传递，被考官逮住。上述种种恶劣行径，不仅严重败坏了朝纲，还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性，甚至还助长了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歪风邪气。于是，主政者决心痛下重手整顿科举风气，对于舞弊案件严惩不贷，其中闹得最大的一次，当属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3事情是这样的，当年首先案发的是顺天府科场。顺天乡试行贿作弊，在明末久已成风，入清后更为公开。公元1657年（丁酉年）的那场顺天乡试上，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人贪财纳贿，竟公然在考场内互相翻阅试卷，照事先拟好的名单决定取舍。京官三品以上的子弟没有一个不录取的，但也有人花了银子没有考上。于是发榜后，众人不服，议论纷纷，考生集体到文庙去哭庙，给事中任克溥奏参，称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所以得中。经调查属实，顺治帝大怒，随即下旨：“贪赃坏法，屡有严谕禁饬。科场为取士大典，关系最重。况辇毂重地，系各省观瞻，岂可恣意贪墨行私！所审受贿、用贿、过付种种情实，目无三尺，若不重加惩处，何以警戒来兹？李振邺、张我朴、蔡元曦、陆贻吉、项绍芳，举人田耜、邬作霖，俱著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结果便是，不但受贿的考官和行贿的考生立即处死，共计7人，还株连亲属，父母妻子兄弟全遭流放，惩处之严厉，堪称史上之最。有意思的是，李振邺等人死到临头时，才发觉孤立无援，便恼羞成怒，破口大骂，顿足狂呼。可是并没有出现幻想中的“刀下留人”的镜头，反倒是被刽子手更加急促地行刑砍头。至于主持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曹本荣、副主考官宋之绳，因未能发觉同考官的作弊行为，均被处以失察之罪降职，留在原衙门供职。随后不久，顺治帝又谕令礼部，复试时间和题目全部亲自钦定，待到复试当天，新举人们被押送着进入考场，每一名举人都由两名武士持刀挟护，由顺治帝亲试。而后，他又再度放出狠话：“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须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谁知，摁倒葫芦瓢又起，顺天府科场案刚过半年，江南乡试又出了乱子。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事中阴应节参奏说：“江南主考官方猷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这次丁酉科江南乡试，正考官为翰林院侍讲方猷，副考官为翰林院检讨钱开宗，两人都是浙江人士。放榜以后，取中举人120名，虽得中的多是江南名士，但其中不少是贿赂考官而取得的。于是民间议论哗然，发榜时就有些落地考生拦住考官怒骂，而两主考在考试结束回乡之时，船过常州、苏州，又有大批士子追着船大骂，甚至向船上投掷砖瓦，闹得满城风雨。刚刚处置完顺天府乡试科场案的顺治帝正怒气未消，现在又听到这个消息，更是火上浇油，怒不可遏，立即传旨：“方猷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猷、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着革职”，并下令绑了全部考官入京。经过缜密审理，到了最终结案之时，顺治帝在刑部奏折上谕批：方猷、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其余叶楚槐等全部考官18人立即处以绞刑，妻子家产籍没入官；8名被控告有“通关节”举动的新举人，各责打40大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是清朝前期重犯流放地）。刑罚之严酷恐怖，着实让人不寒而栗。其实放眼整个清朝，官方对于考生作弊处罚都是极为严厉的。一旦发现，按照《大清律例》，作弊者要么被枷号（在街头带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发配边疆地区充军，要么革职坐牢，严重者则要处斩抄家。在一篇名为《清朝科举考试舞弊要案的计量历史学分析》的学术论文中，记载了相关案件的处罚细节。而这些举措，保证了当时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科举考试的公正和国家的稳定发展。4“科举，天下之公也；科举为私，何事为公？”这句名言，放在任何年代都不过时，哪怕是古代的科举变成了今天的高考。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科举取士过程中的糊名、誊录、场规和考官批阅试卷等制度已经如此规范化，尽管明清以来朝廷对科场案的惩罚越来越严厉，从谪官贬职到下狱充军进而发展到腰斩绞决，但是对于这套制度公平性的种种挑战，却总是野火烧不尽。须知，科举也好，高考也罢，绝不仅仅是通往庙堂或者大学的独木桥，更是社会阶层向上流通的“通天梯”，尤其是对于普通老百姓以及穷人家的孩子来说，这几乎就是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也正因为如此，它的公平公正，容不得半点践踏；这条光明大道上，也蒙不得一丝阴影。更何况，考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而人才是国家之珍与社稷之佐。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高考的公正与否，将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所向。2020年了，被凝固的历史越来越遥远，而下一个高考之日却渐行渐近。衷心祝愿，每一个真正努力过的学子，都能得偿所愿，不被辜负！
6月11日，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今年高考工作的总体要求，分析研判形势，全面动员和部署做好2020年高考工作。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林锐，国家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斌等出席会议并讲话。陈宝生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今年高考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指示，为我们做好今年高考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教育系统要深刻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刻认识今年高考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强化风险意识，应对好疫情防控、考试时间变化、新高考改革落地、考试安全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拿出战时状态、战时标准、战时举措，务求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深更细更扎实，确保高考防疫和考试安全万无一失。陈宝生强调，教育系统要统筹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高考工作，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一切工作要慎之又慎、细之又细。要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责任落实，严格压实责任，严格督促检查，严格执纪问责，坚持考场防疫必查、安全保密必查、应急演练必查、招生录取必查，把各项工作要求抓细、抓实、抓到位。一是狠抓疫情防控，确保健康高考。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周密制订和严格落实防疫方案，防疫培训做到全覆盖。二是狠抓考试安全，确保公平高考。要保证试题试卷安全，狠抓考场纪律，高压治理考试作弊。三是狠抓深化改革，确保平稳高考。高考综合改革要平稳落地，强基计划要平稳起步，高考内容改革要平稳实施，专项计划和高职扩招等任务要平稳完成。四是狠抓考生服务，确保温馨高考。要细化优化教学安排，切实加强心理辅导，细致做好服务保障。五是狠抓宣传引导，确保诚信高考。要强化正面宣传、警示教育，防止招生诈骗等有害信息传播，及时回应社会和考生的关切。林锐指出，今年高考面临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各级公安机关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与教育等相关部门通力合作，认真落实各项高考安保措施，努力为广大考生创造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要加强重点清理整治，强化网上巡查管控，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要强化考点周边环境整治，加强考点周边巡逻防控，全力维护良好高考秩序。要进一步强化高考安保和疫情联防联控，指导考点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持续开展“护航高考交警同行”等公益活动，对考前因需要加急办理居民身份证的考生予以优先受理、优先制证，切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顺利举行。李斌指出，做好卫生保障工作是考试安全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从讲大局、维护社会稳定、保障考生权益的高度出发，本着健康优先、生命至上的宗旨，积极配合教育等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做好高考期间卫生防疫、医疗卫生和救治保障，加大考点及周边场所卫生监测和监督检查力度，加强考生健康防护和心理疏导，科学精准落实好卫生保障工作。各地要在党委、政府领导下，积极发挥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作用，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压实卫生保障措施，进一步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有针对性开展应急演练，确保一旦发生情况快速响应，及时有效应对，确保高考工作安全、平稳、有序开展。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主持会议。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国家保密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加强考试环境综合治理、确保高考安全等保障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在北京设主会场，31个省（区、市）及各地（市、州、盟）、县（市、区、旗）设分会场。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复学复课，如何确保安全健康？新高考改革模式下，多种组合方案到底如何搭配？5月25日晚，三位来自教育领域的北京团全国人大代表通过视频“云连线”的方式，畅谈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等热点问题。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渐成趋势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在接受视频采访时介绍，清华大学在线教学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邱勇谈到，教学体系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教学体系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整体学习效果。疫情期间，清华坚持按照教学日历如期开课，坚持成体系、有目标地培养学生。 今年2月17日，清华大学全校3900多门次的课全部实施线上教学。邱勇说，疫情发生前，全校只有300多名老师具有在线教学经验。清华大学仅仅用了两周的时间，对2300多名教师进行了在线教学培训，使所有老师掌握了线上教学所需技能。 “线上和线下毕竟有区别，课程内容设置、时间进度的掌握、师生互动方式都有很大变化。”邱勇说，为了保证线上教学有序全面推进，学校专门成立了3个专家组和1个工作组，从教学质量、教学技术手段、后勤、师生沟通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实现延期开学、如期开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邱勇说，实践表明，与线下课堂相比，线上课堂师生互动更为充分，而且保持了很高的到课率。“所有同学都感觉自己坐在第一排，主动提问的同学变多了。”邱勇认为，疫情之后，教学不会完全回到以前的模式，肯定会更多地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来增加师生互动、增强授课效果。但学校不会用在线教学完全替代课堂教学。面对面的课堂教学是不可替代的，师生距离越短，教育才越有效。 邱勇还介绍，清华大学已于今年4月2日成立公共卫生和健康学院，该学院将布局公共健康政策与管理、大健康、健康大数据、预防医学等学科方向，致力于培养公共健康领域的骨干人才和领导者，致力于推动知识发现和科学探索，致力于服务国家和社会，努力推动全球合作，努力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现代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在北京市的支持下，清华大学建立了未来芯片技术和结构生物学两个高精尖创新中心，并在怀柔科学城建有空地一体环境感知与智能响应研究平台，现在还在积极推动其他项目。 北大附中校长王铮： 新高考改革让学生提前做职业规划 2020年，北京市开始施行新高考改革方案，统考3科、选考3科。对于北京新高考改革的意义，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铮说，这是为了给拥有不同特长和(港股00001)兴趣爱好的学生更多的选择空间，但也需要学生提早对未来进行规划。 新高考除了统考考试科目语文、数学、外语外，参加本科录取的考生还须根据拟报考高校专业要求和自身特长，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 “如果用数学来计算，这种搭配可以出现20种组合。”王铮说，新高考改革之后，意味着学生的选择多了，却也给学校的管理带来一定困难。学校要实行选课、走班的制度，以满足学生更灵活的选择。 “这样的课程设置，需要学生能够更早地意识到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是什么？以后的发展方向在哪儿？才能更好地去规划。”王铮说，新高考改革后，学生对自己的生涯规划，包括学校对学生生涯规划的教育，也要融入到整个高中学习当中。 针对新高考改革，很多高校在招生、录取工作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目前高校录取改革的发展方向，王铮说，一直以来，高考都是将公平摆在第一位，坚守公平的底线。但实际上，高校选拔人才需要有自己特殊的地方，以满足国家对于不同人才培养的需求。“但是做好这件事并不容易，如何在公平和自由选择之间达到平衡，让大家能够接受，需要有一个不断探索、认真研究的过程。” 王铮说，今年招生的一个新变化是国家推出了“强基计划”。不同于自主招生的选拔定位与培养模式，“强基计划”首先要满足国家的发展战略，然后再看哪些学生有此志向，这就需要进入到一个不是“一把尺子去衡量”的招生过程。 北京三十一中校长张礼斌： 防止校园暴力 普法不应止于说教 近几年校园暴力时有发生，校园普法刻不容缓，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校长张礼斌认为，校园普法是缓解校园暴力的有效手段，但校园普法应该用更多元化的方式开展，强化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 张礼斌认为，校园普法应该包括未成年人应知应会的法律常识，让他们初步形成法治观念、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 “但普法方式不能仅限于说教，而是要用多元化的方式让孩子们吸收。”他以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为例，学校除了在课堂上教授教材上的法律常识，还通过“校长说法”、主题班会等特色活动与学生互动，开展普法宣传。此外，学校每年还与西城检察院、西城教委联合开展法律知识竞赛，最近还积极拓展工作模式，开展“云普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学校复课在即，此时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张礼斌指出，开学复课还是要以师生健康安全作为第一位。而在疫情防控这个特殊时期复课，也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防控工作方案、应急预案、教育教学工作方案；制度方面，要建立校园封闭管理制度、晨午检制度、缺勤追踪制度、健康监测制度以及活动错峰制度、定期消杀制度等；制定返校人员的返校条件和标准，对师生员工及家属进行健康排查，并提前两周进行健康监测，以及相关工作的学习培训；安排好教学工作，比如开学第一课要上好，包括线上线下教育教学的有序衔接，以及对部分无法返校学生的个性化指导，畅通家校联系机制；以及防疫物资准备、校园环境整治等。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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