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奇帆的书，毫无凝滞感，即便一个经济学知识不多的人，也能明白。这种举重若轻的功夫，举国没有几人。

　　黄奇帆出书了，起的书名很不讲究，就叫《分析与思考：黄奇帆的复旦经济课》。不过，今年最值得读的宏观经济读物，大概就这一本了。

　　黄奇帆，很多人还习惯性叫他黄市长。他一生从政40余载，在上海33年，重庆15年，后一段经历最传奇也最为人所知。这本书是他退休回到上海后，受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特聘教授，每月给学生讲3小时的课，演讲稿结集而成。主题涉及宏观调控、基础货币、资本市场、房地产发展、对外开放和中美经贸，个个都是“网红课题”。

　　这十几堂课，最早开讲的时间是2018年11月，即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的半年，所以，字里行间都嗅得出浓浓的硝烟味。黄奇帆是策略型经济学者——书斋里的人们戏称他们是“奏折派”，他自我总结的研究范式是三段法：“问题—结构—对策”，也就是，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接着，找到问题内在的结构性关系、联系方式和边界条件，最后，给出自己的具体对策一二三。在我读过的此类文章中，最杰出的中国经济学者有三位，前有吴敬琏，继有周小川，现在是黄奇帆。

　　这三人的学养背景各有差异，吴敬琏大学毕业就进了中央级决策研究机构，一生“章京”身份，可谓最近距离的旁观者。周小川学而优则仕，常年主政央行，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操盘人。黄奇帆从来没有进过庙堂，他先是在上海经济信息中心任职，浦东新区筹建，被朱镕基点名，出任起草政策文件的副主任，后来赴职重庆，一干就是15年，其间惊涛骇浪，他居然全身而退。

　　我之前对黄市长了解不多，只关注过重庆的地票改革，可以说是极具中国智慧的乾坤腾挪术。全国大型城市中，地方财政对土地依赖程度最低的，一是深圳，二是重庆，而重庆更是唯一以套内面积计价的城市。这次读 《分析与思考：黄奇帆的复旦经济课》，又了解了他当年的很多杰作。

　　譬如，互联网金融大热时期，黄奇帆早在2013年就明令禁止在重庆地面上注册P2P公司，也不允许外地批准的P2P跑到重庆开公司，到几年后危机总爆发，全国上万家P2P公司遭清理，重庆毫发无损。

　　与此同时，黄奇帆则邀请马云到重庆注册互联网小贷公司，在划出了几条政策边界线后，阿里小贷公司健康发展，然后全国前十大互联网企业的小贷公司都相继落户重庆，到现在，在重庆注册的小贷公司的业务规模占到全国总量的一半。

　　还有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引进京东方的8.5代液晶面板项目。这一项目投资额需330亿元，京东方自有资金不足，黄奇帆组织重庆企业认购100亿股入资210亿元，京东方通过银行融资118亿元。项目落地后，重庆多了一家高科技企业，每年新增200亿元产值，京东方股票上涨，重庆所持股票收益超过200亿元。然后，重庆又拿赚来的钱再投给京东方，合资480亿元上线了一个柔性液晶面板项目。

　　在中国，当一个好市长，首先得是一个资本型的企业家，这个结论在黄奇帆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读黄奇帆的书，毫无凝滞感，即便一个经济学知识不多的人，也能明白。此等举重若轻的功夫，举国没有几人，这既得益于其多年一线鏖战的磨炼，也是作者善于思考和比较的结果。

　　企业家们每天都在抱怨融资成本高，金融系统是一个“吸血鬼”，但是融资成本到底有多高，为什么高，如何改进，似乎谁也说不清楚。黄奇帆横一刀，竖一刀就讲明白了。

　　横一刀，在自己身上划。中国每年的新增融资总量中，股权直接融资只占到10%，其余都依赖于银行系统。企业的债务总量，占到了GDP的160%，这个数据全世界最高。

　　竖一刀，在一个对比标本身上划。美国每年的新增融资总量中，30%是债权，70%是股权。企业负债是美国GDP的60%。

　　横竖两刀后，问题就呈现出来了，解决的方向也出来了：必须改革投融资体制，加大资本市场的改革力度，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

　　再比如，中国的股指成了一个网络笑话，十年前黄光裕判刑入狱的时候，上证指数是2900多点，出狱了还是2900多点，世事沧桑，居然在指数上分尘未落。而十年里，美国股指翻了两番。

　　黄奇帆给出的分析角度是：十年前纽交所的上市公司是3000多家，十年后还是3000多家，每年新增上市200多家，退市也是200多家，企业数量没增加，道琼斯指数从6000多点涨到了2.4万点，也意味着总市值翻了两番，上市公司质量提高了，投资人也赚到了钱。

　　答案是：归根到底，要宽进严出，搞好退市制度。

　　《分析与思考》中，最应景的两章是“对外开放”和“中美经贸”。

　　黄奇帆用一组对比数据，呈现出全球贸易格局的新特征：在1980年代，国际贸易的总量中，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比例是95∶5，而在货物贸易中，70%是成品贸易，30%是中间件贸易。而到2010年代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比例改为70∶30，而在货物贸易中，中间件的贸易量上升到了70%。

　　这组数据告诉我们，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与当年的美日摩擦已经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中国经济显然更难对付。美国要制裁中国的智能手机产业，左边会伤到自己的企业，右边会殃及日本和欧盟的零部件供应商。

　　其次，中国在对峙中加大贸易品类的方向，应该着重于服务要素的提升。由此黄奇帆提出自己的三零策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也就是用更为开放的姿态应对美国的逆全球化战略。

　　黄奇帆还在书中大力倡导进口，在他看来，进口大国说明国内民众的消费力强，而且在国际贸易中可以形成定价权，并让本国货币成为硬通货。“如果一个国家在五到十年里，连续都是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的进口大国，那一定会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我不知道，上海的进博会是他倡议下的产物，还是他在用自己的观点印证其正确性。

　　黄奇帆既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者，也与哈耶克或提出拉弗曲线的供给学派并不同路。在充满了“例外感”的今日中国，像他这一批的策略型官员和学者，在坚持市场要素配置和遵循国际规则的前提下，见招拆招，安全优先，也许是被动、无奈下的唯一道路抉择。这样想来，他的那个低调而可有可无的书名也许竟是深思后的结果。

　　2020年，全球经济风雨飘摇，中国产业亦是内外交困。但是，巨石崩裂处，有人看见了恐惧，有人看见了光。而光之所在处，既在当下，也在远方。在一个闷热的江南午后，读黄奇帆的书，如目睹一位将军在沙盘前慎思谋划，举手风云起，凝目号角鸣，竟不觉日之将暮。

　　突然也有走神的时候，想及1946年出生的特朗普还系着一根红领带，在为连任疯狂奔跑，1952年出生的黄奇帆却已经穿着大裤衩退居黄浦江畔，心里难免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