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真正“自由化”并不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而是从瓦尔拉斯开始的。

　　凯恩斯曾经在《自由放任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在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的著作中找不到自由放任这个词汇，甚至这些经济学家中任何一位都未曾以一种教条的形式来表达过这样的思想，自由放任只在一些二流经济学家的鼓噪和科学作家的宣传中使用”。其实不仅是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大师们不用，凯恩斯同时代的以及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大师们也都不用这个词汇，自由放任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主流经济学的核心主张。但是他们却公开谈论另一个词汇，那就是“一般均衡”，而这要从瓦尔拉斯谈起。

　　瓦尔拉斯，是一个出生在法国，后来一直在瑞士洛桑大学研究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史上非常重要的 “洛桑学派”的创始人。我们之所以说“洛桑学派”重要，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去除了意识形态的“洛桑体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一般均衡”就是洛桑学派的创始人瓦尔拉斯提出来的。熊彼特曾经指出“一般均衡”就是经济学的大宪章。因为“一般均衡”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的核心影响力，瓦尔拉斯也被萨缪尔森奉为在世界经济学史上是仅次于亚当斯密，排名第二的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熊彼特更直接称瓦尔拉斯为世界上排名第一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但自从瓦尔拉斯在给经济学设置了一个“一般均衡”的天花板之后，桎梏了经济学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在这一百五十年里，人们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将这个天花板装饰的更加美丽，加固的更加结实，直到凯恩斯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经济学的新兴领域崛起后，人们才把这个天花板捅出几个漏洞，让人们重新看到经济学的曙光，人类的经济学才可以重新前进。

　　“一般均衡”对于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翻译词汇。我认为将一般均衡翻译为“总体均衡”更准确，也更容易明白。一般均衡就是指市场经济经过价格和竞争的调节后，从总体上处于均衡的经济状态。自从瓦尔拉斯提出这个概念后，这个概念就开始风靡经济学界。以至于萨缪尔森曾经开过一个著名的经济学玩笑：如果要让一只鹦鹉变成经济学家，只需学会三个词汇，就是供给、需求和均衡。现代经学认为市场经济在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下，会自动达到一般均衡的理想状态，因为无需政府干预，这也是凯恩斯之前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信奉的经济学，也是凯恩斯之后很多新自由主义主义经济学家信奉的经济理念，是市场经济自由化的最重要源头。

　　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这个将所有经济学家都装进这所沉闷无趣的一般均衡自由主义老房子的瓦尔拉斯，却是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者，他一直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者，其最明显的主张就是土地和铁路的国有化，并且他在洛桑大学执教期间，也因为共产主义倾向而一度得不到教授职位的聘任。

　　而一般均衡概念在被市场自由主义者占据之前，主要是被洛桑学派的其他经济学家用于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行性。洛桑学派的另一位重要经济学家帕累托，就在 1908 年发表《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门》一文。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数学方法， 论证社会主义的生产管理部门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引导生产，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洛桑学派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巴罗尼又对帕累托的理论进行了发展，罗巴尼认为市场中的价格仅仅是一个交换函数，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这个交换函数。 在保证消费品的边际效用比率对所有消费者都一样以及稀缺资源的边际利用率对所有生产者都一样的情况下， 能够使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和稀缺资源的利用最大化，从而实现一般均衡。 为此，巴罗尼详细探讨了如何利用均衡方程式的求解， 使计算价格与最低成本相等，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达到最优状态。巴罗尼不仅证明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的一般均衡同样可以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 甚至提出“一般均衡”是只能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巴罗尼的思想最终被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继承，构建出经济学历史上著名的“兰格模型”。

　　提到兰格，经济学界的很多人都比较熟悉，这是一位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是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发起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的核心人物。在论战中兰格将洛桑学派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经济均衡的分析与泰勒的试错法进行结合。 他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保证市民获得一定的货币收入， 并授权市民花费这笔收入，使他可以选择性的购买国家生产的商品。 那么，通过社会主义掌权者对市场情况的不断观察， 从而适时的调整各种要素的价格，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均衡。 这清楚的说明了社会主义实现均衡的具体方式。

　　在社会主义可行性大论战中，兰格一方最终获胜，这次论战不仅打击了奥地利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的批判，而且强化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作为考虑这一类问题的理论框架。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世界经济学理论界公认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在理论（一般均衡模型）和实践（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中进行经济核算，实现帕累托最优。1939年，希克斯在 《价值与资本》 中亦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作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从而一般均衡正式成为西方经济学核心的核心。

　　其实除了瓦尔拉斯、帕累托之外，现代自由经济学还有很多核心概念都是社会主义者或是有过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贡献的。比如西方经济学另一重要概念“守夜人政府”的最早提出者拉萨尔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领袖。科斯早年写作《企业的性质》时也是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列昂惕夫、熊彼特都有社会主义倾向，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就是受到二十年代苏联的计划平衡思想的影响。列昂惕夫本人曾经直接参与了苏联二十年代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编制工作。1987年，里昂惕夫随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他很欣赏中国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回国后发表了《社会主义在中国行得通》的评论文章。熊彼特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中是支持社会主义一方的。总之，瓦尔拉斯、帕累托、科斯、列昂惕夫、熊彼特这些曾经的社会主义者或是有过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的研究构成了西方现代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里最核心的那部分。

　　但为什么这么多社会主义学者创造的经济学培养出来的却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呢，其实这跟马歇尔有关系。从马歇尔开始，经济学就变成了西尼尔所谓的“纯经济学”，不再是政治经济学，只讲经济理论，不讲历史，道德，不讲价值判断，甚至不为国家提出发展建议。这就导致现代经济学，如同一个武术学校，只教武功，不教武德，最后这些习武之人走出校门很多就变成了小混混。而那些创立这些武功的人，其目的更多是为防身或是行侠仗义，而非用于作恶。

　　马歇尔第一次将经济学改造成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这一体系至今仍占据主要地位，后来的绝大部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理论都源于此。而且马歇尔使经济学彻底抛弃了起源于威廉配第，并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等学者发展完善的劳动价值论思想，使主观边际效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唯一的价值理论，使经济学丧失了一个巨大的支流。 而这种从需求角度解释的价值理论远远没有从供给角度解释的价值理论更有意义。虽马歇尔本人是一个道德高尚，并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富有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并且认为经济学家应该谨慎的推广自己的主张，但是经过他改造的经济学就再也培养不出他希望的人了。

　　一般均衡成为经济学核心后，最终在阿罗、德布鲁、麦肯齐那里完成了一般均衡的证明。然而当这些最终完成之后，人们也开始不再对一般均衡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感兴趣了，微观经济学开始轰轰烈烈的朝着交易成本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机制设计经济学等方向发展去了。

　　其实在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分支出现之前，凯恩斯经济学是对一般均衡冲击最大的，然而凯恩斯经济学不是在原有经济学的天花板上去捅一个洞，而是去重新造了一座新房子，这就是后来宏观经济学。尽管有了宏观经济学的异军突起，但仍然有很多人在微观经济学的老房子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甚至想把更多的人拉回老房子里去，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凯恩斯经济学进入大众视野之后，却被希克斯、汉森等人又将其拉回了追求一般均衡的旧轨道，并且最终形成了以希克斯汉森模型、菲利普斯曲线为核心内容的新古典综合派。这虽然让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迅速扎根，但是也为后来的被攻击埋下了伏笔，先有来自弗里德曼从收入函数、货币理论方面的攻击、后有卢卡斯从理性预期等角度等的攻击，最终因为一个本不属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菲利普斯曲线问题让凯恩斯经济学遭到重创，从此凯恩斯主义开始变得江河日下了。等尼克松这个共和党的总体上台后，弗里德曼等反凯恩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成为总统经济顾问，有了实施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舞台，凯恩斯经济学自然被弃之不用。

　　其实凯恩斯经济学能够维持二十多年的辉煌，主要跟二战之后美国民主党的长期执政有关系，凯恩斯经济学从本质上是民主党的经济学，共和党信奉的是另一套哲学。共和党的尼克松总统上台后，弗里德曼的老师伯恩斯担任美联储主席，让弗里德曼的单一货币规则得到实践，结果造成了滞胀，后来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彻底被格林斯潘执掌的美联储废弃，就连弗里德曼自己也承认单一规则遭遇到了失败。

　　从八十年代后，以哈佛大学教授曼昆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也在一路收复失地，新凯恩斯主义的反击主要围绕”市场不能自动出清”展开，以价格粘性，菜单成本等新概念为武器抵挡了来自新自由主义者的攻击，守住了凯恩斯主义的阵地。同时泰勒从货币调控的角度对货币主义进行反攻，他提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泰勒规则，而泰勒规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背后还是的原则还是菲利普斯曲线，不过不同的是将财政调控版的菲利普斯曲线变换成了货币调控版的菲利普斯曲线，这套规则被格林斯潘采纳成为美联储的看家工具，成为货币主义的替代品。

　　格林斯潘是二战之后，执掌美联储时间最长的美联储主席，新凯恩斯主义的泰勒规则也陪着美联储的格林斯潘一起造就了美国又一个长达二十年的繁荣，这一时期后来被称为

　　“大缓和”时期。大缓和一词来源于2004年，时任美联储理事的伯南克发表的《大缓和》演讲，“大缓和”直到2017年次债危机的到来而结束，伯南克在演讲中认为“大缓和”的成功最大的就是因为货币政策的改善，这显然是在说泰勒规则居功至伟。

　　客观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谓对美国仁至义尽，以汉森、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老凯恩斯主义为美国造就了战后长达三十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以泰勒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又为美国塑造了一个长达二十年的大缓和繁荣。

　　2017年美国次债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同时进入政策视野，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复兴计划，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而量化宽松则是典型的货币学派的主张。因为伯南克本人也是大萧条的研究专家。他在2000年出版的《大萧条》一书，伯南克发现真正导致大萧条的原因是银行停止借贷货币的下滑以及随之而来的信贷的崩溃。他的研究结论与弗里德曼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中得出的结论几乎以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只是更深挖了一层，弗里德曼只指出了货币收缩加重了大萧条，而伯南克认为是国际金本位制存在的制度缺陷、管理不善、短视的政策决策、不利的政治经济条件相互作用导致的全球货币收缩。

　　其实在美国居于经济思想主流的一直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者早已被逐出了主流经济学界，自由意志主义仅仅成为了少部分边缘人的意识形态。但是少部分人却异常强烈。哈耶克获得诺奖，苏联解体，都为奥地利学派赢回了不少的民间热度，而奥地利学派自身也经历了一次转型与改造。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时，看到兰格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工具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辩护，使哈耶克吃了一惊，而兰格用于证明社会主义可行性的精致的数学模型，也让奥地利学派无所招架。他们终于认识到，不可能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范围内来回答兰格等人的观点，因为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也可以用于支持社会主义经济，只能试图从一些兰格模型的假设出发进行攻击。奥地利学派认为新古典理论假设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备的知识，知道自己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也知道实现利益最大化所需的其他知识，要解决的仅仅只是在数据中求最大值的问题，但市场效率来源于分散于个人之间的默会知识和特定时空的具体知识的有效利用，而中央计划局不可能掌握这类知识。1974年，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非常意外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8年，哈耶克在巴黎摆下擂台，希望利用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同计划体制的拥护者者再进行一次辩论。遗憾一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得到别人的理会。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让奥地利学派遭受了巨大重创，自此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其研究方向转向社会学和道德哲学，这次大论战最终重新定义了奥地利经济学的含义及其对经济科学的贡献，论战之后奥地利学派最大的贡献是对市场过程及其知识基础的独特理解，这也使奥地利学派变成了一个纯意识形态的学派。也从主流经济学的一支，变成了反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门派。奥地利学派也经常被西方国家以政治武器的形式，被投放到原社会主义国家，为这些国家的解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苏联解体后，又增加了奥地利学派在中国以及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热度。

　　总体来说，目前构成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就是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但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在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机制设计经济学等新主流经济学的冲击下已经基本垮塌，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只限于民间，受到过完整主流经济学训练，还信奉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少之又少。当然也有一些人将经济学中的市场化原理，塑造成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进行传播，甚至将经济问题的推向政治，民间很多不懂经济的人，也经常受到这些人的蛊惑。

　　其实抛弃来自这两方面的干扰，但是在外人的眼里，市场经济却是天然的属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而且越是不懂经济学的人，或是越是经济学边缘的人，越是容易将经济学假想为自由主义的。我们不清楚这样的误会是从何，可能是从“市场经济”一词带出来的感觉吧。反正几乎没人将经济学默认为计划经济。

　　可以说经济学是一个被意识形态侵袭非常厉害的领域，人们支持的某个经济学家往往并不一定是因为他的理论有多么高深，他对经济学做出了多少天才的创见，而是因为他坚持在多大程度上更加坚守某种意识形态，他这这种意识形态上立场越鲜明，越极端，越能成为这种意识形态拥护者们的宠儿。在现实中，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仇恨比来自利益的更严重。

　　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分裂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经济学的分裂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分裂，意识形态的分裂又带来政治的分裂，甚至是人类的自相残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野也是源于经济学对价值问题的不同看法，都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虽然自由主义往往以私营企业的利益为依托，但客观说，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企业家已经不是福音，而是灾难之源。自由主义并不是不对经济干预，而是一种消极干预。现代社会任何轻微的波动都会造成蝴蝶效应，甚至产生系统性的经济风险，对应的就是大量的企业家以及普通投资人的财产损失，甚至很多人会因此倾家荡产。市场自身不能自己消弭风险。世界尚缺乏保护企业家的经济思想体系。那些注重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并非注重的是政府本身，而政府利益与国家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维护政府权利，有时候才可以真正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这其中既包括企业，也包括普通民众。实际情况是，政府往往会不自觉的为企业服务。

　　我认为是经济学家应该淡化意识形态，聪明人的标志就是其头脑里可以包容两种不同的思想，辩证法也是要人们看到一个事物的两面。那些迷恋于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人无疑都是为了得到更多来自民粹的响应，而容易得到民粹支持的思想，一般都是不好的思想居多。

　　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美国总统肯尼迪有一句话非常经典，“真正利害攸关的不是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某种重大斗争，而是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我们需要的不是标签，而是对一个个使伟大经济所不断向前涉及的复杂技术问题的基本讨论”。这句话应该被中国每个经济学家铭记于心。真正利害攸关的不是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某种重大斗争，而是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