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全面深入领会和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要求，既要重视当前显性金融风险的化解，同时也要加强对长期隐性风险的主动防范；既要高度重视对传统金融风险的有效管控，同时也不可忽视对非传统金融风险的积极应对。因为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最有可能成为“灰犀牛”和“黑天鹅”，最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必须强化风险意识、守住风险底线，保持对潜在风险的警惕性和紧迫感，主动出手，坚决驯服‘灰犀牛’问题，全面防范‘黑天鹅’事件，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牢牢守住未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我们应全面深入领会和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要求，既要重视当前显性金融风险的化解，同时也要加强对长期隐性风险的主动防范；既要高度重视对传统金融风险的有效管控，同时也不可忽视对非传统金融风险的积极应对。因为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最有可能成为“灰犀牛”和“黑天鹅”，最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过去在谈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时，不论从单体金融机构还是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角度，我们往往更多关注一些传统和显性的金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但却往往忽视了那些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当然，防范这些传统、显性的金融风险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对单体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安全都会构成很大的威胁。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高度重视对那些非传统、隐性风险的防范，因为这些风险同样会对单体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甚至是更大的威胁。我们要有更宏观、更前瞻、更积极的风险观和安全观。

　　这里所述的非传统、隐性的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

　　气候与环境恶化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大量科学研究和实证表明，由于全球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和人们对碳排放控制、环境保护不力等原因，使气候与环境不断恶化，各种严重的自然和环境灾害如飓风、暴雨、海啸、高温、山火、海平面上升、大气及水土污染等，特别是严重水灾和干旱发生的概率和频率会越来越高，其所造成的威胁和损害也越来越大。例如，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亚洲一些国家的暴雨水灾，欧洲一些国家的高温，非洲一些国家的干旱等。这些全球和地区性的严重气候和环境灾害除了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及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威胁与损害外，也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因为这些突发、严重的灾害，首先会使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企业和家庭遭受严重损失，会导致实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恶化、破产倒闭、债务违约，形成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和损失，甚至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资不抵债和支付危机，进而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信用和信任危机，导致存款挤兑和流动性危机。其次会导致保险企业因支付巨额损失赔偿，而出现资本和清偿能力危机。再次还会使整个金融基础设施系统（IT系统、交易系统、客户信息系统及网络操作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甚至瘫痪。

　　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全国性疫情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受气候、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人口流动、人际交流更加频繁和密集等因素的影响，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及全国性疫情的概率和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如果预防和管控不够及时有效，其所造成的破坏和危害也会越来越大。不仅会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和损害，同时也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及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由此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和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在这方面，不仅有历史上的实际案例和沉痛教训，同时更面临着现实与未来的严峻挑战。例如，最近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仅直接给人的生命、生活和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同时也给经济金融造成了严重冲击和破坏，使企业遭受严重损失，直接导致企业停产、商店停业、学校停课、飞机停飞、运输停运、饭店关门、旅游间断等，导致了全球产业供应链中断和经济复苏更加困难。更重要的是，造成人们的心理恐慌，扩大了对经济信心和预期的阴影，从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剧烈震荡。甚至有人预言和断言，我们又面临一场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发生社会动乱和政局不稳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社会、政治稳，经济、金融则稳；社会、政治乱，经济、金融则乱。例如，最近一个时期，智利、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发生的群众示威、社会暴乱及政局动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一小部分人的动乱和暴力。一方面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使经济遭受重创，生产萎缩、物价上涨、失业扩大。另一方面也严重破坏了货币、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引发货币、金融的动荡，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存款挤兑、股价暴跌。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面临崩溃。

　　发生贸易争端与经济制裁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经济已经高度全球化、产业分工高度专业化、金融与资本高度国际化、国际清算高度美元化的今天，如果美国利用其经济、科技、金融、美元的优势或霸主地位，为实现其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带头破坏国际贸易和全球治理规则，以本国法代替国际法，以本国规则代替国际规则，对他国发起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金融战，对他国进行贸易和金融制裁，将对他国的产业与企业、经济与金融、资本与投资等造成严重干扰和冲击，对货币和金融的稳定形成严重威胁，至少会增加经济、金融及投资的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对古巴、朝鲜、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的经济金融制裁，已经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造成严重的冲击和损害，导致这些国家贸易停滞、资本外逃、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生产萎缩、工人失业、经济倒退，甚至面临经济金融崩溃的风险。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将会不断运用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制裁手段，进一步加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进行威胁与遏制，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由此会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带来干扰和冲击，甚至对其经济金融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金融科技信息系统遭到攻击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当今金融体系已经高度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高度依赖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互联网、移动支付、数字货币、数字金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金融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在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便利人们经济生活、赋能金融功效、促进金融模式与生态变革的同时，也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威胁。而且这种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突发性、系统性和破坏性，一旦发生，就是灾难性的。今天。我们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已经形成对信息科技的高度依赖，而这些科技信息系统又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其成熟度与稳定性还不够高，甚至其核心部件及功能还存在着对外部或第三方的高度依赖性。其灾备系统还不够完备和可靠。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外部攻击、外方制裁、环境破坏等情况，就可能使系统瘫痪，金融业务就可能停滞，客户信息数据就会泄漏丢失，就可能引发金融恐慌和金融系统性危机。

　　非传统金融（包括部分影子银行）逃避监管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传统、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多元化和多层次融资需求，同时传统、正规金融又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大量的地下非法金融、非正规金融、非传统金融，出现大量影子银行。我们有时把这种现象称为“金融脱媒”。虽然它们有时也会成为正规、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为实体经济提供正规的、传统金融难以提供的资金融通，但是如果它们不受适当的监管，任其盲目发展扩张，就有可能积累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由于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外溢性，从而会威胁到正规、传统金融体系的安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例如，由美国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尽管有各种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量货币市场基金、私募基金、对冲基金、非正规金融机构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各种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等，对金融资产的泡沫化和金融危机的爆发，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如，我国前一时期出现的大量非法社会集资、不受监管的网络借贷、P2P融资、企业间担保融资、私募基金、通道信托、表外理财等，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有效地治理和整顿，就有可能形成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推动下，各国普遍加强了对传统、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进一步提高了包括资本和流动性在内的监管标准，由此增加了正规、传统金融机构及业务的成本，助长了非传统、非正规金融业务活动的扩张，这会使金融体系的风险上升。

　　非金融部门高额债务与非常态货币政策相互叠加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家为摆脱经济衰退，加快经济复苏和刺激经济增长，都相继实施了非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即大规模的货币量化宽松和低利率（包括负利率）政策，中央银行大规模收购政府和企业债券，同时对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账户的资金支付负利率，由此来促使金融机构增加对经济的信贷投放。这一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融资利率过低，非金融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各级政府和家庭个人）大规模借债，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不断攀升，甚至已经大大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由于中央银行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和不断降低借贷利率，促使各类投资者为追求安全和收益，不得不大量投资政府债券和低等级企业债券，甚至是垃圾债券。由此，一方面增加了债券市场的资金供给，扩大了对发行债券的需求，推动了非金融部门的债务规模不断扩张；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债券、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导致资产泡沫不断积累。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和资产泡沫不断累积的相互叠加和相互推动下，一旦货币政策及利率调整预期发生逆转，市场信心发生动摇，就可能出现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出现大规模抛售和大规模违约，大量企业就会关门、倒闭、破产，就会再一次引发全球性和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要有效防范和应对上述重大非传统金融风险，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风险所形成的破坏和损失，我们必需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首先要早重视。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这些风险发生的客观性及可能造成的严重破坏，充分认识其可能性、紧迫性和危害性。其次要早研究。要提早加强对相关风险的全面研究。要分析和把握上述风险的形成因素、发生概率、传导机制及可能后果，在相关理论和数据的支持下，建立科学可靠的数学模型，加强分析、监测和预警。再次要早预防。上述非传统风险有其发生的可能性，但并不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说，如果早形成共识，早付诸行动，早加强合作，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可以降低其发生的概率、速度和强度。最后要早处置。如果预警和预防失败，风险还是发生了，那就要积极主动地有效应对，及早处置化解，将冲击破坏和风险损失控制到最少最小。

　　本文原发于银行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