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为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2020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已成定局。世界银行6月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收缩5.2%。二季度世界经济继续探底，且可能成为全年跌幅最大的季度。下半年，如果疫情得到较好的控制，各国政策支撑经济重启顺畅，世界经济衰退幅度有可能收窄，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恢复水平可能出现一定的分化。发达经济体将快速萎缩，发展中经济体由正转负，中国可能成为为数不多的正增长经济体，而美国经济运行状况可能正在成为下半年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大概率严重衰退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使得本已脆弱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经济往来，导致国际贸易迅速萎缩。联合国贸发6月会议预测，全球贸易二季度可能骤降27%，全年萎缩约20%，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进出口情况也都创下了多年来的最大跌幅。疫情同时也严重冲击了各国国内经济的循环。疫情的肆虐大量消耗了各国的抗疫资源，进一步压缩了各国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经过一至两个季度，全球对疫情认识和重视程度的不断上升，主要经济体的疫情防控举措普遍得到了强化。在经历了最初的经济活动“停摆”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经济纷纷按下重启的按钮。2020全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已无法避免，但相较于上半年如此大的经济萎缩，下半年衰退幅度大概率收窄，而不同经济区域之间恢复的情况不尽相同。

　　当前美国经济陷入深度衰退，2020年二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下降32.9%，创下自1947年美国政府开始跟踪该数据以来的最大跌幅。欧洲经济与美国相似，一季度都出现了小幅度的萎缩，一季度欧洲GDP同比实际下降2.7%，且疫情对经济最大的影响也可能集中体现在二季度的经济数据上。4月份欧元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数量比1995年有记录以来的任何月份都要少，零售销售年率下降19.6%。然而，不同于美国的是，欧洲对疫情控制相对较好，为欧洲经济重启提供了有利的支撑。5月份欧洲大部分地区开始放松管制，经济活动开始恢复，循环重启也较为顺利。同时，为应对疫情、刺激经济，欧盟正在加大政策和资源投入力度。当前欧洲各国财政刺激资金总额预算已达到1.29万亿欧元，全年经济刺激规模资金总额可能达到2.64万亿欧元；欧央行也将紧急资产购买计划规模由7500亿欧元扩大至1.35万亿欧元，并计划将以每月200亿欧元购买欧元资产，年底前额外再增加1200亿欧元临时额度，使购债至少持续至2021年6月。这些措施对下半年欧洲经济的恢复形成了较强的支撑，种种迹象表明欧洲经济在二季度触底后将会反弹，有望在下半年逐步恢复，但力度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日韩在本次疫情中控制相对较好，内需正在逐步恢复。进入4月后，日韩的每日新增确诊人数都有较大幅度下滑，至近期已经趋于基本控制。然而，日本经济高度依靠海外市场，在世界经济大循环被中断的背景下，海外需求和投资断崖式下降，加之今年日本还需要承担东京奥运会被迫延期举行而造成的各种损失，日本经济年内难回正增长。但随着5月底日本逐渐取消紧急状态，6月消费支出开始改善，日本上半年经济衰退的势头有望得到遏制。韩国经济也同样出现了恶化减缓的迹象。虽然韩国可能受出口大幅下降冲击，短期内经济完全复苏前景并不乐观，但其国内疫情影响正在慢慢消失，有效内需逐渐恢复。韩国5月零售企业销售同比增长2%，连续两个月保持增势。且韩国政府6月初向国会提交第三份规模为35.3万亿韩元（约合290亿美元）补充财政预算案，至此，韩国应对疫情的经济刺激计划总额达到270万亿韩元（2218亿美元），对经济复苏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较为复杂。由于缺少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财政资源支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疫情的实际情况可能比数字显示的要糟糕得多，经济恢复也更加困难。全球主要权威机构纷纷将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率预测由正增长下调为负增长。世界银行6月预测2020年印度经济将萎缩3.2%，而印度之前都保持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世界银行预测巴西经济2020年将萎缩8.0%，同时预测整个发展中国家2020年将出现2.5%的经济萎缩，这是自1960年有总体数据以来的首次。

　　中国经济在一季度GDP增长收缩6.8%后，进入二季度经济重回正增长超预期。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的“先进先出”，同时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齐发力支撑有效内需释放，加速了中国经济循环重启。虽然当前不能完全排除后续存在的疫情倒灌的风险，同时全球产业链因疫情影响而中断的影响还未完全显现，但下半年中国经济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为数不多的亮点已基本成为全球共识。

　　美国经济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

　　2020年下半年，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来自于美国经济。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疫情、种族矛盾、党派之争等三重矛盾将贯穿于整个下半年的美国经济运行之中。三重矛盾引发社会风险，进一步阻碍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而美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其自身的经济运行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会直接拉低世界经济运行。再则，美国与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都有密切的经贸往来，美国经济的衰退导致全球总需求断崖式下降，使得各主要经济体与美国的贸易和投资规模萎缩，从而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加之美国为刺激疫情下经济复苏而采取一系列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加剧了未来美国再度暴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导致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都较为悲观。而下半年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还在于中美从贸易摩擦升级为金融摩擦，但摩擦的强度还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美国疫情不受控制的发展可能推迟全球疫情结束的时间节点。当前，全球疫情的发展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变量，如果疫情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则经济重启无从谈起。而美国疫情迟迟不见好转，且屡创新高，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全球确诊病例的四分之一。在此疫情大暴发背景下，美国又出现了反对种族歧视大游行，种族矛盾日趋尖锐，大规模的游行加剧了疫情扩散的可能。另一方面，美国正面临经济重启的迫切需求和阻断疫情要求人员隔离的矛盾之中，但因为美国国民“自由基因”深入人心，导致政府的“居家令”并不能贯彻执行，甚至出现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因隔离政策产生分歧而对立的情况。这些都使得美国疫情进一步恶化的概率大大增加。病毒没有国界，如果因为美国控制疫情不力而导致本已基本控制住疫情的经济体再度暴发疫情，将使得衰退中的世界经济更加脆弱。

　　美国经济萎缩直接拖累世界经济复苏。而美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地位也使得美国经济的衰退会对直接拉低世界经济复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经济GDP为21.428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当年总产值的24.42%。假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经济2020年下滑6.6%的观点成立，简单加权可知，2020年美国经济将直接拉低世界经济增长1.6个百分点。市场机构普遍预计美国经济将在二季度出现最严重萎缩30%以上，但三四季度会好转。而这种好转迹象出现的前提条件是疫情得到控制。从当前美国疫情发展的现状来看，前述的假设可能还是非常的乐观。

　　美国总需求萎缩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复苏。疫情在美国肆虐造成了美国失业率飙升，居民收入减少，居民收入减少又会导致支出减少，进而影响总需求。总需求下降又削弱了消费规模。考虑到消费是美国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19年，美国消费总支出占GDP总量82%，消费的萎缩首先是导致美国经济的整体的收缩，而另一方面是美国消费需求的减少会通过国际贸易影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出口。因为美国既是全球产业链的主导者，也是全球产品份额最大的最终消费者。2019年美国商品进出口总额为4.2万亿美元，贸易赤字9229亿美元。而2020年初至今受疫情影响，美国对全球产品的需求大幅下滑，1~5月，美国货物进出口额同比下降13.61%，贸易赤字3163.3亿美元，同比下降7.71%。如果美国疫情在下半年仍然得不到较好的控制，就业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总需求依然不振。

　　美国巨额债务和股市泡沫影响全球金融市场信心。为应对疫情，美国财政部出重手出台巨额刺激和救助方案，美联储也配合开展天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美国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路上越走越远。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4月表示，2020年美国财政赤字可能达到1.8万亿美元，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数字可能被低估了，这使得全球对美元信用的疑虑进一步加重，美元指数由3月时期的高点102.99下降至7月中旬的96区间内。巨量的美元流动性放水，虽然有助于短期内应对美元流动性危机和救助中小微企业，但在疫情完全得到控制前，无助于提高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反倒是再度催生了金融市场泡沫。疫情暴发前美国股市“虚火”已经比较旺盛，3月疫情冲击之初，美国股市创下短期内有史以来最大跌幅，而近期美国三大股指均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冲击前水平。然而，在疫情下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股市上涨能够持续多久，这一疑问始终像“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悬挂于全球投资者的心中。

　　以失业率视角看美国经济复苏前景

　　美国6月份失业率降至11.1%，明显低于5月的13.3%；6月非农就业人口环比增加480万，也明显好于预期。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作为疫情下其推动美国经济复苏的证据。然而，这一证据可能并不充分，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25日当周的申请失业金人数为143.4万，这也是连续第19周失业人数超过100万。通过分析美国劳动参与率的长期趋势降低拉低失业率、非全职岗位占比上升而形成的未充分就业问题、政府补贴居民收入提高与总需求下降之间的矛盾、以及各州居家隔离的效果与疫情反弹的风险，我们认为美国经济深陷衰退的基本面远未转变。

　　首先是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持续小幅下滑，使得失业率在即便没有政府刺激的情况下也会持续降低。在此背景下，以失业率为依据评价经济情况，很有可能疫情前高估了就业的充分程度，又低估了疫情对就业的影响。美国劳动参与率自上世纪末达到约67%的峰值后，一直处于下降的通道中，有三个主要因素使得劳动参与率难以提升：一是人口老龄化，美国整体适龄工作人口减少；二是产业转移造成的产业空心化，美国国内劳动力供需的错配，部分产业工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三是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更多适龄劳动力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

　　其次是疫情期间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多数为非全职岗位。非全职岗位在传统意义上被理解为“打零工”，这一部分就业人口理论上至少不应当全额算入正常就业，将这一数据与全职就业等同计入就业率水平，颇有点“自欺欺人”的感觉。而非全职岗位占新增就业的比率越大，就越使得就业率失真，失业率的准确性也大大降低。与此同时，疫情使得美国劳动力市场在短时间内发生严重错配，不同行业之间的供求不均衡加剧。根据解雇裁员率与周薪变化的分析可知，影响最严重的是休闲住宿业、建筑业与其他服务业，信息与金融活动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但这种错配可能代表着一种趋势，与前文的制造业转移等带来的劳动力长期需求变化相关，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

　　最后是政府巨量失业救济下总需求依然疲软。理论上，失业率与总需求之间呈现反向关系：失业率上升，居民总收入下降，消费支出等总支出下降，总需求收缩。而在美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约为80%。失业率的上升无疑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才出台一系列援助方案，直接向失业家庭发放救济金，以提升其收入，保证消费，维持总需求。然而，“撒钱买需求”这一逻辑在现实中却没有奏效。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居家令限制了居民的消费场景，使得钱花不出去。公共场所被关闭，建筑与制造业停工，除生活必需品外鲜有场所供个人消费。而同时，失业救济的延长会增加一部分自愿失业者，间接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反过来又影响消费。但也有居民对未来预期悲观从而准备“存钱过冬”的因素。增加的收入没有进入消费则应该转入居民储蓄，有观点认为这部分资金流入了股市，带来近期美股的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