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税经济学将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税收不足，其创新主要体现在：

　　1、首次将当前人类面临的经济危机定位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

　　看病之前先要进行诊断，如果诊断不正确，疾病就不会得到正确的医治，治理经济危机也是如此，也需要对经济危机的形成原因进行确诊，通过症状，找出病因。次贷危机爆发后，全世界仍然像以往一样对经济危机进行常规处理，所以十多年过去，并没有完全走出危机，而且各国政府债务越来越大。其实本次危机的本质与以往完全不同，本次经济危机的本质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但是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府并没有对其原因进行“确诊”，所以治疗不断被延误。

　　2、首次系统阐述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特征

　　笔者不仅将本次全球经济危机定性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而且对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进行了特征分析，总结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三大特征：指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是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是长期性经济危机；不是市场型经济危机，而是政府型经济危机；不是急性危机，而是慢性危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会自行消失，而需要政府真正降低债务，经济才会真正走出困境。

　　3、首次系统揭示了政府债务、货币利率、金融与产业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

　　笔者指出，政府债务不仅会危害到政府，而且会对经济产生系统性危害。财政赤字会通过债务传导到货币政策，会通过货币政策传导到金融业，会通过金融业传导到科技创新，会通过科技创新影响到国家的未来。政府债务危机绝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系统、整个国家的问题。搞清其逻辑关系与传导机制非常重要。

　　4、从经济发展的本质出发，创新性地解释了财政赤字缺口产生的必然性

　　政府负债，人们往往将原因归结为某些政治人物不负责任，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背后存在着经济规律。笔者分别从市场分工的扩大客观要求政府分工的扩大、私人产品增加客观要求政府公共产品增加、社会风险的增加导致政府的社会保护功能加强、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政府平等需求增加，四大方面分析了政府必然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规律，也就是政府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经济的发展进步是动态的，税收是法定的、固态的，一个在变，一个不变，最终必然产生财政缺口，这种缺口就会形成赤字，赤字经过累积就会形成债务，因此政府债务本身就存在扩大的趋势。

　　5、提出了产业结构升级与财税结构升级的“双升级”理论

　　笔者指出，国家社会发展有两条线：一条是产业升级；另一条是财税升级。人们往往注重产业结构升级，而忽视财税结构的升级。其实两者必须同步升级，如果只有产业升级，没有财税升级，很多产业升级所需要的基础条件将跟不上，最终产业升级也会陷入停滞。因此要保持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持续性，财税结构升级就必须同步进行，这样两者才可以相得益彰。

　　6、对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陷阱问题提出了创新性解释，指出了华盛顿共识背后的错误

　　笔者指出，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停滞，关键是其产业升级后，财税结构没有同步升级，无法支撑其产业继续向前发展。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改革，不仅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陷阱，反而会让这些国家在陷阱中越陷越深。方法错误，方向错误，治理手段便会南辕北辙。本来应该加强政府功能，结果朝削减政府功能的方向去，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不仅走不出陷阱，还会越陷越深。正确的方法是升级财税结构，让这些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水平，提高科技研发投入，增加社会保障，这样产业结构的升级才可以继续。

　　7、梳理了世界税收结构升级规律

　　随着经济发展，税收结构也在不断升级。笔者指出了税收升级的三次革命：企业税收的建立、个人所得税的建立和消费税的建立。人类税收结构必须不断升级才可以适应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应该往加强个税和消费税的方向转型。

　　8、正确区别了罗斯福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重新解释了大萧条

　　人们一直将罗斯福新政等同于凯恩斯经济学，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澄清，指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并不完全是因为采纳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主张，而是因为罗斯福重构了美国的财税体系，后者才是重要的，才是战后美国黄金经济时代的基础。而凯恩斯经济学因为缺乏财税治理方面的内容，只能治愈基于生产周期的小萧条，对于大萧条则不能解决。

　　9、深入分析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新的税收理论

　　笔者从消费升级、科技升级、贫富差距升级、政府服务升级四个角度分析了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并分别指出了税收征收方向，提出了“七增七减”的改革方向，其中大部分是差异化消费税的征收策略。

　　10、提出了“以增促减”的税收改革方向

　　面对巨大的政府危机，增加税收是必然的；面对企业的巨大财税负担，减税也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应该有增有减，以增促减，用差异化的消费税的增加，来换取企业税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