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020中国资产管理年会”上，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教授受邀出席并发表了主题为“困境资产和资产管理功能”的演讲。

　　屠光绍指出，困境资产是指因各种原因以各种资产形态在一段时间内陷入困境的资产，但不一定是特别差的资产，当然包括了不良资产。“市场也越来越重视这片领域的需求，因为这个领域市场前景广阔，也更能体现资产管理功能提升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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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一个突出现象：

　　当前经济发展状况与困境资产的形成

　　从全球看，困境资产及处置管理不是一个新事物。在中国，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不良资产及处置伴随着经济金融的改革发展进程。但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困境资产在其来源及形成因素方面也会出现变动。

　　屠光绍表示，当前困境资产的形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当前经济增速下行，困境资产规模增加较多。经济增长周期、经济增长的状况与困境资产规模负相关。当前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困境资产规模有所增加。

　　二是市场不确定性及风险越大，困境资产越多，是正相关。“当前不确定性及风险不仅来自市场变动本身，更多来自于很多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从国际看包括全球保护主义回潮、地缘政治恶化等等。我们现在面临的市场风险是前所未有的，这当然就意味着当前我们的一些企业面临困境。” 屠光绍表示。

　　三是经济及产业结构变动与困境资产的关系，既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的因素。当前新的产业模式不断涌现，但对过去的企业经营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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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二元分化状态：

　　金融体系变化与困境资产的分化

　　屠光绍还表示，当前因为金融体系的变化，困境资产也形成了四重“二元分化”：

　　一是金融领域与非金融领域：这是最大类的二元分化，金融领域的困境资产我们金融行业都了解，如不良贷款增加形成的不良资产；而随着产业结构和商业模式的调整，非金融领域也出现了大量的困境资产，比如不少城市的商业购物楼，厂房设备等。

　　二是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中国的融资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形成的困境资产主要是银行不良贷款；随着直接融资的发展，直接融资领域也形成了困境资产，比如债券违约、PE爆雷、股权质押风险及上市公司的退市等。

　　三是银行机构和非银机构：当前非银机构的困境资产也在增加，比如信托业风险资产率近期出现大幅上升，这也意味着困境资产增加的可能性。

　　四是大银行与中小银行：四大行上市之前通过AMC剥离不良贷款，加上机构实力，不良贷款管理处置能力较强；而近年来中小银行发展较快，现在全国4千多家银行中中小银行居多，部分中小银行因为经济下行及疫情原因不良率出现较快上升，而小银行对不良贷款处理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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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三个阶段性特征：

　　金融改革开放与资产管理功能深化

　　屠光绍表示，当前困境资产管理市场发展具有三个阶段性特征：

　　一是困境资产管理是资产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屠光绍看来，金融服务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供水”、“引水”、“排水”：“供水”指金融体系根据实体经济需求提供金融资源，“引水”指通过金融体系即各类金融机构和渠道把金融资源引到合适的领域。此外，“排水”也是金融服务的重要内容，比如处置困境金融资产。

　　“我们过去对排水不是重视不够。因为我们习惯了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通过不断做大增量来降低不良的比例，此外，主要依赖政府行为去处理困境资产。从金融供给侧改革来看，应该重视金融服务金融市场及资产管理机构在‘排水’中的作用，资产管理市场既要善于发现好资产，也要善于管理困境资产，从一定意义上讲，后者更具挑战，从而更有助于资产管理功能的提升”屠光绍说。

　　二是困境资产管理市场进入重要阶段：一是主体多元化。资产管理包括困境资产管理的主体从原来的四大AMC扩大到目前的地方AMC，加上其它的各类资产管理，随着金融对外开放加快，外资资产管理机构也不断进入境内市场；二是趋动市场化。困境资产的处置以前主要是政府推动，现在更多靠市场力量的驱动；三是服务方式多样化。各种产品、工具进一步丰富，特别是金融科技在资产管理中的运用，促进了困境资产的处置效率提升。

　　三是资本市场在困境资产管理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资本市场，困境资产管理在拓展渠道、搭建平台、丰富产品、 提升效率等方面都具有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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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四个基础支撑：

　　困境资产管理发展与市场生态的互动

　　屠光绍建议，困境资产管理发展与市场生态的互动要提供四个基础支撑：丰富投资主体及资金来源；健全市场体系及提高中介机构能力；重视司法体系及发展环境建设；提供必要的政府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