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来自于内外部两方面的挑战

　　“双循环”的背景有两个，一个是在外部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导致了全球化进程出现倒退，碎片化、区域化，乃至中美脱钩的风险。另一个是在内部方面的一种挑战，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的挑战，这是内部最大的“灰犀牛”。

　　面对这两个挑战，我们提出了“双循环”的理念。我对这个理念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的安全”，分别从供给和需求两侧进行发力，在内部扩大内需，在外部提升产业链的安全。在这一点理解上，业内大家的共识性相对较多。

　　构建实施“双循环”战略的主要抓手都是哪些？

　　第一，新基建是“双循环”的主要抓手之一。在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国内一直倡导新基建。为什么说新基建是“双循环”的主要抓手呢？因为新基建在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带来稳增长、稳就业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国内基建从3月份持续恢复以来，在今年7月份，基建方面的投资已经增长到8%以上，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恢复，并且领先于全球的恢复速度贡献巨大。

　　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将会从长期增加有效供给，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培育新经济、新技术和新产业，所以相对于纯消费而言，新基建在长期更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产业链。比如这次新基建的业内讨论，从学术讨论走向了国家战略层面，后来被中央采纳，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两新一重”，第一个就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我认为目前的宏观研究还需要跟中微观相结合。

　　新基建带来的未来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方面的巨大变革是非常惊人的，这些变革都是以万亿计的。比如新能源汽车，特斯拉的产量只是丰田的1/10，但是它的市值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人们原来的里程焦虑和安全焦虑都在快速地被技术进步予以解决，全球汽车产业面临百年大变局。

　　从举国体制看，中国确实举国体制有优势，但是我觉得举国体制更多地应该在制度、税收以及金融的营商环境方面给予新基建支持，其他的方面更多交给市场和企业。因为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基建，它们未来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交给企业和市场来选择与判断，可能带来的效果更好。

　　第二，我一直呼吁放开生育，放开生育是扩大内需和增加有效供给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人口不再成为负担，而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关于人口的研究在宏观经济领域目前非常地重要，而且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现在却是被大幅忽视的一个领域。

　　我所组织的研究团队，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包括国际对比，百年内国际上的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简单讲，中国的“婴儿潮”是指1962~1976年集中出生的这一批人，中国过去的高增长也是这一批人年轻的时候干出来的，中国房地产的黄金20年就是这一批人结婚生子要买房，而我们说的人口老龄化就是这批人要退休。在1962年出生的人现在是58岁，1976出生的人现在是44岁，中国主流劳动力人群现在集中于44岁至58岁，这就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是加速到来的，而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是加速消失的。

　　我建议一定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观察欧洲的国家，包括日本，一旦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以后，生产者少了，而消费者多了，一定意味着的就是政府将产生高负债。中国未来很多的经济结构，都会因人口老龄化发生重要变化，包括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以后，创新方面都会暗淡下去。

　　目前世界上最有创新活力的地方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与人口的结构有关。2019年新经济独角兽企业中80%在美国和中国，而日本、欧洲这些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其新经济方面就非常地没有活力。我认为放开生育，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扩大内需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对“双循环”是意义重大的，而且具有长期性，我认为这就是国内最大的“灰犀牛”之一。

　　第三，加快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开放。以上所提到“双循环”，更多是从扩大内需、产业链安全、实体经济的角度，从供给和需求两侧进行的考虑。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发动机，就像华尔街和硅谷是相互成就的。美国之所以强大，从经济的层面上分析，华尔街所代表的金融效率和硅谷所代表的科技创新，二者之间是相互成就的。

　　中国未来金融制度所面临的新一轮开放、升级和变革，最重要的是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这一点说起来简单，但实际落实起来则非常难。比如注册制、信息披露和严刑峻法，所谓的新一轮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三大支柱，它意味着监管的升级和监管重心的后移，意味着整个金融体系将变得更加开放、更加有活力，对于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要给予更精准、更直达的金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