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走向何方？其实此事已有一段时间了，从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采取的许多政策，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把经济全球化当做西方国家社会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在此背景下一系列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走红，这些民粹主义的政治家对整体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是一种逆全球化的趋势。

　　尽管舆论一直在讲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大的历史趋势。但欧美国家中已经出现了这种逆全球化的趋势，中国对于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就很重要了。今天，我主要讲五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逆全球化的现象怎么出现的，它主要是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第二，讲一讲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的缩小，而在迅速缩小过程中中国大大利用了这场经济全球化。第三，疫情发生使得一些发达国家多了与中国脱钩的借口，他们确确实实在采取与中国脱钩的措施。第四，中国最近一些年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让这些发达国家妒火中烧，在国际舆论中我们听到的往往是中国给发展中国家投资带来的问题，其实恰恰是因为中国在这些国家投资发展的太好。第五，当中国来重新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怎样才能让经济全球化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社会造成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美欧日大企业是始作俑者。像皮尤研究中心等美国许多民意调查研究中心就做了调查，在二战后经济复苏和后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所谓的中产阶级一直在西欧和美国都是居民中间的大多数。但进入本世纪以后，特别是2015年以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中产阶级的规模大幅度萎缩，皮尤调查显示规模已经不到一半，在1960和1970年代的时候，大概美国所谓的中产阶级在60%多，他们下降了百分之十几。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收入这些年也在大幅下降，大概从2007年以来受到了房贷和房地产市场价格暴跌的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中位数家庭收入大概下降了28%。同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迅速拉大，过去已经进入了中产阶级阶层的人，又回归了无收入或者底层收入的人群。中产阶级萎缩发生在其他发达国家。德国的中产阶级从1991年占居民的60%降到了2013年54%。而在日本，2011年以后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中产阶级萎缩，中产阶级从原来的中等收入的人口变成了贫困人口，年收入在五六万美元以下的中低阶层已经占到人口八成，整体来讲所有国家情况都很严重。

　　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的中产阶级萎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制造业的衰败紧密相连的。1953年时，美国制造业比重曾经高达32%，在1979年时，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总量吸纳了美国26.4%的劳动力，但是到了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比重仅占美国劳动力就业的8%，和美国最高的制造业就业人数相比下降了大概24个百分点。1973年，日本的制造业就业比例是最高的，占到27%，之后不断下降，到1994年的时候下降到23%，现在更低。在欧盟的15个国家中，制造业比例最高的是1970年，当时制造业就业占到30%，但现在在10%左右。

　　与此同时，在整个GDP国内经济总值的比例上，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现在在这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服务业占的就业比重和价值比重已经超过了80%。服务业和制造业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服务业工资水平一直远远低于制造业，因为服务业劳动力可替代率很强，这件事情在欧洲表现的更加严重。因为随着欧盟的东扩，越来越多东欧国家的劳动力迁徙到了西欧，形成了工资成本上的一种竞争，使得在服务业里面的就业成本不断的下降，而这些服务业就业人群领到的工资也不断的下降。

　　正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形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这一切又都源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就是排斥政府干预。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基本上西方国家流行的都是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政府干预，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确实在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复苏、经济回升和经济增长，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从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在西方这些发达国家都形成了一种经济滞胀。这种滞胀现象是凯恩斯主义当年解释不通的，因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解释，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一种替代关系。如果想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就得在通货膨胀上稍微放松一点，有一点通货膨胀。因为当时的很多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是刺激人们消费和投资的一种机制。所以大家都认为那个时候既然经济和收入增长都很快，有一点通货膨胀可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在七十年代之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就出现了经济滞胀。在这种背景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有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登台，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和美国总统里根的上台代表了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回归和革命，打破了在欧美国家战后时髦了三十年的凯恩斯主义传统。所以八十年代之后的经济政策就成为了抛弃国家干预主义，恢复市场至上，让企业主宰市场的做法。

　　正是这样激进的非黑即白逻辑，害了西方国家的经济。这种背景下，他们要撇开市场闹革命，让市场决定一切的做法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让企业去主宰市场的话，效率确实大大提高，但也促成了企业在市场上的扩张，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价格垄断。而且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放，企业在市场上迁徙能力增加，企业可以随时以搬迁来威胁员工发更低的工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工资成本在不断的下降，利润和资本回报率在上升，企业高管收入不断增长，社会分配开始失衡，社会分配逐渐向一小部分人倾斜。原来西方社会里这种社会稳定的基石，也就是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萎缩，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占领华尔街”等社会抗议行动，一些民粹主义政治家似乎看到了机会，他们利用民众对全球发展的不满趋势，煽动民众起来反对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把这些现象都称为是全球化的罪恶和全球化造成的后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

　　二、在这种过程中，其实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这种差距在迅速的缩小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几乎同步，一改革开放就吸收了很多外来的资本和订货。当时八十年代中国的生产能力还比较低下，我们当时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承担的是整个全球供应链里面最低端的生产。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发生的是乡镇企业崛起，乡镇企业有很多都是搞这一类加工的，给国际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出在1980年的时候，只有1800多亿人民币，到1997年的时候就增长到了2.6万亿，到2018年时就增长到了10万亿，到2017年时就增长到了24万亿。

　　最开始中国的出口是低端工业产品，外汇是有限的。但是后来随着工业化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升级，不一样的出口价值使得我们的出口额大幅增长了。1980年时我们的商品出口大概是181亿美元，到1997年增长了将近10倍，到了2008年商品出口超过了1.4万亿美元，2015年增长到了2.2万亿美元。正是世界经济的全面开放和全球化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外部需求的持续增长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不仅我们的对外出口总额在大幅上涨，经济增长这么多年来，出口还一直在增长，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工业制造在不断的升级换代，我们在不断的往高端制造业攀登，出口附加值和总额不断的增长。中国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使得商品贸易出口这些年来一直在增长。

　　2008年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趁着刺激经济计划大大加强了基础设施的投资，经济发展之快远超国人的想象。2008年时，中国GDP是30万亿人民币，十年后到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90万亿人民币。世界上其他的发达经济体都停滞不前没有变化，甚至有些国家在退步。欧盟从当时19万亿美元下降到了18万亿美元。日本的GDP在2008年的时候，是5.04万亿美元，到2018年倒退到了4.98万亿美元。只有美国还稍微增长了一点，美国的GDP从2008年15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18年20万亿美元，但制造业价值没有明显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在服务业和金融业里面的一些变化。而2008年到2018年，十年期间美国国债增长了10万多亿美元，它的GDP增长了5万多亿美元，但是它的国债增长了10万多亿美元。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在2008年危机之后都是停滞的，只有中国十年涨了三倍。

　　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体现在质量上。基础设施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很重要的东西，以基础设施为例，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条高铁，就是北京到天津的高铁，只有100多公里半小时行程。十年后的2018年，我们已经建成了3万多公里的高铁线路“八纵八横”，是全球其他国家高铁之和两倍还多。同时我们还建成了大量的高速公路和机场，使得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一跃成为世界最发达的系统，现在我们的交通系统无论是高铁、飞机、高速公路都好于发达国家。

　　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在这十年中也发展起来了。到今天中国98%的领土都被4G通信网络覆盖了，因此我们才能够发展电子支付体系，二维码认证体系。出现疫情的时候我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健康码服务于掌控疫情的扩散，这些技术的基础就是通信设备的基础设施。其实看到了在那些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现在日本也是每天以一两千人的速度在迅速的传染，而他们的控制能力要大大低于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通信基础设施不如中国发达，他们的控制手段当然就不如中国好。

　　总体来讲，中国成绩斐然的科技现代化让这些国家更为担忧，5G通信会使“中国制造”再上一个台阶。5G通信和4G通信相比，对工业来说5G通信大大改善了工业化的水平。现在码头上用的这些自动化的设备完全是用5G来完成的，整个港口的运输和搬运全部是无人和自动化的。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矿山，现在通过5G设备可以让整个矿井全部用机械化来运作，而机械化的指挥是通过5G来完成的，从安全性、可靠性等各方面都是特别大的进步。下一步5G还会应用到智慧城市、无人驾驶，城市机器人送货和物联网等领域，所以，等到这些应用场景都发展起来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便利程度都会更加提高一层。这些事情决定了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而他们在技术和财力方面也都落后于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肯定会不断增加，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我们还是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这些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是在所难免的。这是第二个部分，这里有一个图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挖掘了全球制造业的比例，说明了中国正在回归历史舞台的中央，1750-1800年的30%多，之后就是鸦片战争，中国的制造业不断下跌，工业落后和战争赔款使得我们失去了工业化的机会，中国的比例不断下降。1860年之后降到20%，1900年降到了5%左右，1938年到1950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占的比例只有2%左右，但之后中国的制造业比例不断上涨，2018年后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占比已接近30%，很快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就要恢复到历史上的荣光，恢复到市场上最辉煌的时期。

　　全球制造业比例（来源OECD）

　　三、疫情使得欧美国家多了一些与中国脱钩的借口

　　疫情凸显了美欧等国对中国的依赖。在对付疫情中间，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产生了很多的摩擦，有一次纽约州的州长科莫无意中说出了，美国本身能力不足，什么事情都依靠别人，特别是中国，从疫情初期的口罩，到给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到给感染者维持生命的呼吸机，甚至核酸检测的原料都要从中国进口。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议员们说这件事情变成了国家安全的事情了，特别是他们发现在他们的医药原料中，85%以上从中国进口，对中国的依赖严重。所以他们开始要酝酿、要立法来保证国家安全，强迫他们的企业回归。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发现在2008年那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一下子加大了对美欧市场的投资，兼并了很多需要境外投资者摆脱困境的好企业。

　　这次他们发现疫情会造成相似甚至比上次更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开始立法排斥中国投资，严禁境外资本趁疫情去兼并他们的企业。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现在似乎在美欧的西方世界不太流行了，新的凯恩斯主义正在回归。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一方面他们要利用国家干预主义的工具防止中国收购兼并他们的关键企业。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危机严重，当这些关键企业陷入财政困境的时候，他们要使用国有化的方法收归国有。这种方法都是当年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候曾经采用过的方法。

　　在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同时，美国人越来越多的使用司法和金融管辖手段强迫中国和美国全面技术脱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产业链是相通的，现在他们很担心这些事情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帮助，所以它要跟中国全面脱钩。最新的一个消息，Tiktok被特朗普瞄中了，也是使用行政手段来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的运行。如果按照过去市场主导全球化的力量，让市场决定的话，实际上Tiktok在美国的发展非常好，现在它的使用人数和发展趋势都是要大大超过了过去耳熟能详的美国的互联网企业，这就说明它现在很担心中国在这些互联网技术上，要超越美国，对美国市场要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美欧这些国家都想要打破原来的全球化格局，重新塑造产业链，但这可能使得整个过去已经构建起来的全球产业链的效率降低，而发行的货币就可能对这个市场产生巨大的通货膨胀。过去从2008年那次危机以来美国欧洲就已经滥发了很多货币，但之所以没有引起马上的通货膨胀，是因为当时的贸易比较自由，大大促进了中国这些国家给他们提供的廉价产品，但是如果现在有更多的贸易战，同时他们有行政规定和法律规定来强行的切割这个产业链，比如要形成全球的三个产业链，东亚一个产业链，欧洲一个产业链，北美一个产业链。整个的工业制造的效率会大幅下降，成本会上涨，再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尽管他们用行政手段做了这些事情，中国的市场吸引力仍然很大，所以今年以来尽管逆全球化的趋势很猛，但是跨国公司仍然是对中国市场恋恋不舍。实际上从四月份以来来中国直接投资的外来资本还是在上升的，甚至超过了去年的水平。这在全球跨境投资在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是非常反常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了跨国公司还是很看重这个市场，尽管他们的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行政措施和法律手段，但并没有马上阻止这些企业继续到中国市场来寻求利润。

　　四、中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成功让发达国家很忌妒

　　上次危机以来中国最成功的不仅仅是国内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同时依靠着“一带一路”的投资，使得我们不再单一的依赖贸易出口和欧美市场。从上次经济危机后，我们可看出欧美市场的需求不可能继续无限增长。“一带一路”的倡议，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部分的弥补了对美、对欧出口的那些空缺，我们不仅做了“一带一路”，帮助这些国家有了基础设施的发展，然后在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也向这些国家出口了很多机械，让这些国家能够完成投资项目的基础建设，对我们的出口方向多样化都非常有帮助。

　　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都建了很多的中国产业园，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过去办经济特区的方法来做这些事，使得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迅速发展，很快形成了集约化的力量。有些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曾经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国帮助它建立的东方工业园，使得埃塞俄比亚十年到十五年间迅速的发展起来了，变成了一个非洲中等收入国家典范。美国这些西方国家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投资能够成功的帮助这个一个国家，所以开始有一些破坏活动，比如美国人成立的海外埃塞俄比亚联盟。现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拥有比中国大的话语权，在不断的抹黑中国方案，比如说中国的援助和投资都是债务陷阱。这些发展中国家当年都是殖民地国家，他们用的语言还是英语、法语等前宗主国的语言，它们的媒体和舆论到现在为止还是受着欧洲国家的影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话语权仍然对这些事情起到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中国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扩展话语权，能够让我们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不是受到指责，而是证明它的生命力和对当地的帮助。

　　五、如何才能让中国版的全球化走得更好一点

　　一是要防止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对发达国家一个很大的问题，让企业自身独占市场的结果就是让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它会让整个利润分配上一家独大。我们要防止犯同样的错误，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让市场和政府都深度参与所有项目，政府可以协调，使得这些“一带一路”产生出来的效益在社会和政府之间会有一定平衡，不让其只对某一方面有利。

　　二是我们要在美欧西方国家想去搞成地区产业链的过程中，健全中国自己的产业链，要防止出现孤军深入的错误。有可能有些企业像华为，它的技术发展特别精尖，但同时它严重的依赖于全球产业链，它没有把国内自己的生态比如半导体产业链培养起来，这种情况下它就出现了孤军深入的情况。当别人把你供货网络割断时，就有可能中了别人的埋伏。所以未来我们在发展产业上面要考虑到整个生态。

　　现在我们强调内外循环，其实内循环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考虑到内部的产业链要怎样能够比较完善，不被外部冲击而影响到整体企业。内部循环在保持我们的社会凝聚力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就像前一阵子总理讲到，我们仍然还有6亿人口的月平均收入在1000人民币左右，需要形成内循环，拉动这些人就业，甚至提高他们技能和增加他们收入。外循环更不用说了，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的商品贸易大国，外部市场对中国的发展和工业化升级都很有意义。

　　在保证外循环的同时，我们还要有控制部分转移生产，我们要让工业化产生的利润能够受益于部分的工业转移的进程，以此来建设我们的“朋友圈”，别人跟我们一起受益，而中国现在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现在转移生产，我们去搞产业园帮助他们工业化，某种程度上都是让他们分享工业化的利润。

　　最后一点，中国的内部要追求质量和效益，但是过去在对外投资的时候，有时候几家中国企业在那里拼命竞价，一旦中标后又因价格太低而只能粗制滥造完工。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时候也会遭到一定的质量诟病，过几年可能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要维持在外部的形象，否则的话就会变成自己国内已经发展的很好了，但是在海外的形象仍然还是一种廉价产品的代表。改变这种象征，不光是我们自己发展的好，还要改善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质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这些问题，在结束之前，再回答一下大家的几个问题。

　　问答

　　问：政府的经济干预越来越多，是不是已经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吗？

　　丁一凡：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历史上曾经被认为有一定正相关的，但滞胀否定了这种说法，未来出现同样问题时候要看我们中国政府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比其他的欧美国家、日本等国要好一点。从政治上讲，其实这些欧美国家都有利益来搞一点通货膨胀，因为如果完全没有通货膨胀，他们这么重的债务是减不下来的。当债务太重的时候，他们总是要人为的搞一些通货膨胀，使得实际债务比重不断的下降。通货膨胀可以帮助把GDP的分母做大，债务的分子就显得小了。到一定的时候，就可以解决债务不再上涨的问题了。所以未来要担心通货膨胀出现在发达国家反过来对我们的影响。因为从现在他们对我们的防范，他们对全球化的管制，他们对我们贸易的管制都证明实际上他们已经放弃了这种自由市场的经济，因为他们觉得自由市场经济对中国有利而非他们，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问：现在我们学习西方国家的股份制改革是不是需要调整了？中国如何在中美脱钩和新冷战中胜出？

　　丁一凡：股份制改革这件事本来就有不同理解，我们没必要拘泥于美国模式。以华为来说，它就不是一家美国股份制公司的构架，但是它仍然是全球最成功的技术企业。我们不必在这些经济发展方面受困于某一种企业的形式，有时是一种对西方盲目崇拜的结果。

　　关于中美冷战和脱钩问题，只要我们政府更加重视基础研究，企业更重视技术的研发，中美脱钩也不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美国现在的想法其实已经是一种自杀式的想法，宁可自己有巨大的损害，也不让你正常的发展，说明它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其实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最好的去吸引外来人才开发的时代，欧美经济都在长期衰退，在这种背景下，那些研发人员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的成品，能够迅速的搬到市场上去它普及和赚钱。只有中国现在有这种条件满足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前一阵子到中国来，加入小米的Daniel Povey，他是在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方面的全球大拿，基础的这些软件都是他编写的，他到中国来加入小米实际上说明了世界顶尖科学家对欧美的不满，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跑到中国来寻找发展机会，这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机遇。所以我们不应该太担心，和美国脱钩了以后没有新的技术来源了，那是以前的事情，不会在未来继续发生了。

　　问：人口红利消失，产业链升级，如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丁一凡：我来回答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是有点耸人听闻的说法，其实世界历史证明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只存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拉丁美洲，一个是有些当年的东南亚的国家。他们没有技术，靠某一些资源，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突然的爆发起来了，后来他们永远走不出来了。这个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或者说经济学发展理论上没有任何意义。拉美国家突然一下子变成中等收入国家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时借了很多廉价的美元搞石油资源开发，当年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皆是如此。但是在八十年代之后，美元突然升值，同时石油价格暴跌，它们就陷入了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之后美国利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他们搞债务重组，强迫他们变卖国家资产，使得这些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就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都是孤立的例子，说明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路子完全不是这样的，中国是靠着工业发展起来的。

　　问：现在我们的房债透支、国外出口受阻、地方债风险影响投资，如果三驾马车失灵，中国的经济如何破局的问题？

　　丁一凡：其实从债务的情况来讲，是别人在故意的放大中国的债务水平，中国的债务水平是可以控制的。比较一下现在和九十年代的债务重组时的情况，那个时候的债务情况其实比现在更让人担心。我们在债务重组的过程中收回的资本，好资本的比例远远超过美国的那些债务重组过程中的比例。美国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债务重组，他们的债务重组之后的好资产的比例比我们要低得多，如果现在需要债务重组的话，其实还是能够使得许多东西能够起死回生的。而政府的财政能力还是有手段来给这些银行重新注资，现在国有大银行还不需要政府重新注资恢复到可信的资产负债的情况。舆论有时候对我们的经济困难夸张得太多了，相比全球，我们现在无论从投资，无论从债务还是发展方向上，我们的余地都比他们大得多。所以，未来十年，大家可以重新看一下，未来十年大概率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未来十年大概率是中国的技术会领先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