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是一个大的发展格局，不是短期内能够形成的。很多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一些大对策。在这一大的格局下，具体政策要着重考虑将短期经济发展和中长期经济发展格局结合。

　　我谈三点看法：

　　“双循环”的宏观背景

　　一是国内生产要素的变化。我国劳动人口开始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储蓄率降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引进技术难度不断加大。自2008年来，国内生产要素的这些变化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但生产要素的质量仍然不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低下。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中国潜在增长能力。

　　二是供需不匹配。2008年以后，特别是到2012年，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而产业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而通过增加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应对经济回落，导致政府债务扩张、房地产价格上涨、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国内经济循环不畅。

　　三是国际背景。世界经济出现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杠杆、高泡沫、高收入差距现象，我国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受到影响，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形成的“资源国提供能源、资源--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已不可持续，外部循环受阻。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常态化，美国持续在人员、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安全等多个领域加快采取措施，以全方位围堵遏制我国发展和快速追赶，加上新冠疫情影响，加大了国内国际循环不畅的问题。

　　这些变化凸显了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存在行政干预过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矛盾和问题。供给侧改革在2015年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后，2018年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针对解决中国产业链的安全问题，侧重于科技领域的自主可控问题，以提升产业链为目标导向。

　　要素配置存在问题，导致了很多结构性问题。短期行政手段解决了煤炭、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后，要进一步解决宏观经济畅通问题。当时提出中国经济领域存在三个不畅通问题，实体部门供给需求之间不畅通。实体部门与金融之间不畅通，在金融领域内部，房地产作为金融领域的一部分与金融领域其他部分不畅通。当时已提出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概念即解决不畅通问题与中国“卡脖子”的问题。

　　2018年以后，特别是今年疫情以后，相关问题更加严峻。产业链安全方面，除了高科技领域要自主可控外，粮食、能源，甚至像医药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也要重视安全问题。此外还有信息安全与金融安全在此背景下，提出“双循环”的概念。“双循环”不能割裂开来。有人担心变成内循环的发展后，中国的能源铁矿石、石油、天然气的需求怎么办？如果没有制造业的盈余进口怎么办？我认为在“双循环”中，要重视国际分工，提高国际分工效率；要把安全的概念向更多领域拓展，从高科技拓展到金融、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矿产品领域，以及信息等领域，将“双循环”的内涵外延进一步扩大。

　　实现“双循环”的可行性及具体战略

　　有没有实现“双循环”的可行性？答案是肯定的。这么多年中国的人才优势，这两年的资本优势，还有大市场优势，再加上这几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如果把这些优势用好了，是没有问题的。而实现“双循环”的战略，一是要循环起来，要打通阻碍循环的体制机制和各种问题。二要持续深入研究具体的含义和循环的内涵。

　　具体的战略有如下几点：

　　一要下决心改革中国的要素市场。未来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于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在提高配置效率的过程中，提高要素的质量。这个问题很难，但是也非常关键。2018年提出解决不畅通问题时，明确强调要发挥民营企业在此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所以要巩固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特别是发挥关键少数，即广大企业家、创新人才跟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下决心去解决的问题。

　　二要扩大内需的战略是没有问题的。我个人认为，在“十四五”甚至到2035年，15年期间，收入分配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它。

　　三是科技创新这一方面，要重点解决“卡脖子”这个问题。

　　四是要继续开放。现在看，美国明确地、主要地打压我国高科技领域。一般性的由市场来配置的流域包括大宗商品如能源、铁矿石等，还不会大规模地打压，但也要未雨绸缪。。要研究制定中国对外开放的、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国完全走向内卷化肯定不行，要素禀赋是不支持我们这个发展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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