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月22日,亚洲金融合作联盟新品牌战略发布会暨第二届理事会2020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亚联蒙格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朱小黄博士受邀到会,并发表题为《疫后银行业的发展与转型》的主旨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如下刊出。
一、全球化趋势与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对全球化的认识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仍是由经济利益决定。全球化本质上是产品使用价值的交换、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市场分工不断增进的过程,引导和决定这个过程形态的是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短期内,全球化趋势受到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影响而有所放缓,但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为全球经济带来的利益依然大于维系全球化的成本,内在的经济利益将推动全球化向着继续深入的方向迈进。
世界全球化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状态。在全球化指数达到84之前,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将促进全球人均GDP的增长,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带来的经济利益要大于成本。截止2017年全球化指数只有62.1,中国全球化指数为65.1,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全球化指数均小于84这个最优点。这意味着无论是站在中国视角,还是站在全球视角,都有足够的经济动因去推动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可能会是区域一体化,双边合作主导,而非多边贸易,小WTO会逐渐取代WTO,需要重新制定规则,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需要保持低端产业链的参与度,因为中国必须首先解决国内温饱问题,保证粮食价格长期处于可负担价位。在高端产业方面,中国由于科技创新落后于美国导致指数低于美国,但若中国可以保持目前的增长态势,那么中国会越来越接近美国。
同时发展上游和下游产业。在上游产业在保持对科技研发投入的同时继续引入外国先进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在低端产业需要继续保证现有的拓张速度,维持低端以及中端产品的贸易出口量是保证中国产业升级的基石。在科技创新和中低端产业继续拓张一段时间后,可以利用自身独有的全产业链优势制造更加富有科技含量的产品,在保证生产成本低的同时提升产品质量从而真正做到“物美价廉”。
二、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
图2 疫情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及其增速均有所上升
疫情发生后,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商业银行积极扩表。6月末,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为249.98万亿,同比增加11%;6月末,商业银行总负债规模为229.89万亿,同比增加10.8%。
从效益和资本充足指标来看,截至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2.09%,与年初相比减少0.11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14.21%,与年初相比减少0.43个百分点,变化不大。从风险指标来看,截至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较年初增加3229亿元;不良贷款率1.94%,较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82.4%,比年初下降3.68个百分点,整体风险可控。
但这些数据给人们带来了误判,这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2.09万亿元,同比多增加2.42万亿元,贷款规模膨胀对不良率产生了“稀释”作用;另一方面银保监会采取了临时延期还款、借新还旧、展期、修改贷款合同等宏观短期对冲政策措施,缓解了疫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情况。
银保监会也表示当前不良贷款并未充分暴露,存在反弹压力。一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和企业经营压力巨大,还款能力下降,虽然采取了宏观对冲政策措施,但经营不善的企业自身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依然存在较大违约风险。一些银行、企业、地方政府不主动暴露不良,有的甚至故意粉饰和隐瞒。因此应做好不良贷款可能大幅反弹的应对准备,做实资产分类,加大不良处置,补充资本。
在这种情景下,中小银行应该怎么办?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三、从规模银行向价值银行转型
银行的规模扩张不能没有上限,规模银行的道路终有尽头。推动规模扩张的外部动力逐步减弱,疫情发生前,GDP增速从2019年一季度的6.4%下降到四季度的6%;经济下行,社会融资需求响应减少,推动银行规模扩张的外部动力也将随之减弱。净息差空间不断缩小,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加速叠加疫情之后支持实体经济的需要。资产质量压力大,经济下行趋势中,银行资产质量压力日益增大。
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业必须脱离“规模银行”的旧辙,走向“价值银行”。要实现从“规模银行”到“价值银行”的根本性跨越,必须依赖于“价值管理”的实施。市场对于银行有一套成熟的评价体系,涵盖了盈利能力、风险状况、管理水平等各方面指标,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ROA和ROE,这两个指标全面反映了银行的综合经营管理能力,体现了股东的投资回报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的价格就是银行的价值,能否给资本带来足够的回报,决定了银行是否有价值。
传统型银行应转型为公众银行(上市),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良好的内控体系,完善风险管理制度,以解决委托代理机制下的行为扭曲问题。在转型过程中,银行应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模式,结合定性风险分析和定量风险计量,涵盖全员和全业务流程,以更好应对经济下行环境。
四、中小银行的发展与两个平衡器
两个平衡器是指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治理结构。
中小银行应挣脱地方政府,走入市场。在风险不断积累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应该抛弃纳入体制的价值取向,采取自己进入市场的价值取向,进行重组升级改造,尝试引进战略投资者、谋求资本上市、完善法人治理。
在以资本为枢纽的前提下,在摈弃大股东模式的条件下,中小银行应该脱离地方政府怀抱,形成完全的市场地位。当然,加强党的领导仍然是中小银行的要义,但是归属地方组织体系的党委与银行董事会的治理平衡是并非矛盾的安排。
资本结构决定了治理结构。合理的股权结构有助于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合理的股权结构既要避免一股独大情况下大股东对银行经营管理的过多干预,又要解决股权过度分散可能导致的“内部控制人”问题。透明合理的股权结构和规范的股东行为是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适度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和优质的股东背景会为银行带来市场化的内部治理机制。
我国很多城商行的大股东是当地的财政局或国资委,通过自己的控股地位来左右银行的信贷行为,形成了关联贷款,导致信贷资金流向过于集中,加大了银行经营风险。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民营背景城商行和农商行,股权制衡薄弱,控股股东干涉董事会和高管层,做出损害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监管上需要确立股权结构穿透管理原则,全面准确掌握银行股东信息,对股东准入进行严格限定。其次进行股权结构改革,引入多方资本,增加股东背景的多元性,提高对大股东的制衡度。
五、中小银行未来发展的方向:同盟化
传统观念认为大银行的客户主要为大企业,而区域性银行等中小银行则应该服务于中小企业,这造成了目前我国中小银行客户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现实情况。但是区域银行与中小企业没有天然关系,而是由经济环境决定的,中小银行应从自身风险考量根据对贷款对象分析结果决定放款给哪些企业。
其实,市场环境下的中小银行应当根据自己的市场地位、资金实力、市场环境、客户结构和服务能力来自己决定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战略规划,避免雷同,适应市场。城商行在其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当地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地城市的经济向繁荣方向发展时,该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随之增加;当地城市的经济停步不前甚至出现低迷态势时,该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随之减少。
因此中小银行应立足于区域经济环境,深耕区域,深剖场景需求,精准挖掘客户痛点,真正服务好一方人民赢得一片天。
世界上所有的同盟都是同类主体抱团取暖的产物。事物的不确定性越高,波动性越大,越符合结盟的历史条件;经济环境好的时候,结盟有利于竞争;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结盟有利于抗风险能力的组合。
中小银行可以借助同盟化实现五大目标:
增加抗风险方面的共享共担,尤其是流动性风险;
在金融科技创新时代,高投入和高运营成本需要通过共同构建平台来共担;
一些新产品开发和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共同平台分享;
多样化的经验交流、一家银行经验的复制可能更有价值;
甚至可以建立共同的投资平台、资产管理平台,共同持有证券、租赁、保险等金融牌照,实现小银行无法自行完成的大银行功能。
中小银行可以借助同盟化抱团取暖与共享资源,深化流动性风险互助合作,在市场风险、“多头授信”治理、风险管理技术和场景应用研发等一些具有共同紧迫需求的领域,互通有无、携手共进,探索各种形式的合作。
通过借助联盟实现资源共享,可使得中小银行抗风险能力得到几何级别的提升。建立技术后台,“抱团取暖”构建合作生态圈驱动数字化转型。建立风控后台,在联盟内共建信用联邦,会员可以实时查询更新灰名单,有效防范欺诈;借助联盟促进会员建立新信贷风控模型。建立人才培训体系,切中需求,精准定制;联盟搭台,引八方资源,互学互帮,共同成长。与项目经验丰富、专注风险研究、资源整合能力强的智库合作;借助外部力量全面梳理内部风险因素,排查风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