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我们的增长受限于要素条件开始速度换挡，但另一个方面物价中枢波动依然是经济运行重要信号，进而使得政策部门对于经济运行的把握难度更大，尤其是对低增长环境下的物价和利率波动，需要更加警惕，因为“滞涨”是宏观经济调控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

　　对全球经济而言，本次疫情虽属外生变量，但其产生的冲击力却是空前的，按照世界银行统计，在过去150年间的历次危机和衰退中，本次疫情导致全球衰退的同步性是最高的。因此，无论是供给层面的恢复，还是需求层面的恢复，均都是个漫长的过程，且能否回归至疫情之前的状态，目前看，还是个未知数。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全球经济将陷入长期停滞状态，担忧一就是经济运行面临长期“通缩”压力。

　　让大家担忧通缩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从长期变量而言，例如人口老龄化致使劳动力要素出现趋势性衰减，在其他要素条件和各要素组合方式未出现巨变之前，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或者停滞是客观存在的，若再叠加过渡金融化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社会整体消费需求不足就有了趋势性的基础，投资率持续低于储蓄率，且差距不断扩大，最终导致物价水平难以出现趋势性回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从短期变量而言，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的两轮冲击下，全球经济产出缺口始终未能得到有效完全修复，出于缓解失业压力的需要，各国普遍实施了规模空前的政策对冲，而且至今仍处于对冲操作的政策环境之中，结果就是各国实体企业、居民和政府的债务均出现了快速增长，在债务滚雪球效应下，非生产性债务的比重越来越高，这样就导致，一方面用于新增有效投资的资金始终不足，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僵尸企业始终得不到市场出清，两方面均对物价水平趋势性回暖形成掣肘。　　

　　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杠杆率=债务余额÷GDP

　　受到上述长期和短期两方面因素影响，全球经济“低增长、低通胀”的运行趋势普遍被各界所预期，而在“两低”的经济环境下，无论是从稳定物价的需要，还是从维系债务的需要，均对“低利率”环境提出客观要求。在此经济运行背景下，货币政策的考虑反而更加单一，即不用太顾及通胀给币值稳定带来的压力，更加侧重对就业和增长的促进。

　　对于中国而言，与全球低增长同步，我们的经济增长要素条件同样出现了趋势性收紧，例如，自2012年开始15-64岁适龄劳动力正在以每年300万-400万人的速度净减少，老龄化程度接近12%；储蓄率也由峰值52%降至44%；资本产出率由4%降至不足1%的水平，以及土地、环境等要素运用正向“绿水青山”模式转变。客观上讲，伴随要素条件的收紧，如果没有相应及时的对冲（例如，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经济增长中枢必然会出现趋势性下降。例如，“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我们的GDP平均增速依次为11.3%、7.9%和5.9%。　

　　数据来源：wind

　　但我们的物价和利率水平虽然也在趋降，还远未陷入“低通胀和低利率”的境地。例如，“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PPI平均涨幅依次为2.6%、-0.9%和1.3%，CPI平均涨幅依次为3.0%、2.8%和2.5%，10年国债利率平均水平依次为3.6%、3.7%和3.2%。因此，中国经济并不具备典型的“三低”运行特征，这也正是现阶段我们经济被赋予“韧性”特征的依据之一。　　

　　数据来源：wind

　　因此，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我们的增长受限于要素条件开始速度换挡，但另一个方面物价中枢波动依然是经济运行重要信号，进而使得政策部门对于经济运行的把握难度更大，尤其是对低增长环境下的物价和利率波动，需要更加警惕，因为“滞涨”是宏观经济调控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

　　以近期数据为例，今年以来，金融市场的各类利率曲线均呈现出“V”型变化。例如，货币市场的隔夜资金利率由年初2.5%最低下探至0.5%，目前已回升至2.5%；6个月期商业银行同业存单利率由年初3%最低下探至1.5%，目前已回升至3%； 5年国开债利率由年初3.4%最低下探至2.1%，目前已回升至3.4%；10年期国债利率由年初3.1%最低下探至2.5%，目前已回升至3%。　　

　　数据来源：wind

　　与利率“V”型变化同步，近期上游商品价格已经出现明显的趋势性回升。例如，从上周开始，CRB金属和工业品价格同比涨幅已经转正，即结束了自2018年6月份开始长达两年多的负增长局面。　　

　　数据来源：wind

　　历史数据显示，商品价格累计曾出现过六次同比负增长的时期，在每次由负转正之后，金融市场利率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如果这一经验规律依然有效，那么目前已经呈现出“V”型变化的利率曲线形态则将继续向“√”型发展。但目前我们增速换挡的增长曲线和再次陡峭的债务曲线是否与“√”型利率曲线相容呢？鉴于经济仍然处于疫后恢复期，预计这个问题在明年上半年之前，会始终影响政策部门的政策对冲操作。

　　本文原发于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