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已经肆虐全人类大半年。从全球抗疫效果来看，似乎儒家文明圈较其他文明圈表现都好一些。以中国为代表，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各国，虽然爆发的较早，但在控制和治理方面，都比欧美西方各国及印度、南美，似乎表现的都比较好一些。

　　要知道，儒家文明圈是人口密集度非常高的文明，在传染烈度如此高的新冠疫情面前，能够有效的控制住，的确是一个值得让人思考的现象。尤其是，对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来说，在如此人口密集和高频率流动的空间内，能够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迅速切断传染链条，并率先在全球各国中复工复产，从传染病流行学的视角来看可以称做“奇迹”。

　　官方称为制度优势。国家集中动员能力和以局部牺牲保住全体的机制当然重要，但可能无法解释全部。设想，如果这一套做法放到欧美、印度等其它国家，能不能取得同样的效果？我看很难。在整个2020上半年全国抗疫的过程来看，从封城、封村、封小区，到方舱医院、隔离管理、健康码认定、复工条件审批等，这些做法很多在西方自由国家来看都是侵犯人权或私权的。

　　即使结果看上去很成功，但还是有很多学者对中国一些抗疫做法严厉指摘。这些也无可厚非，一个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许中国很多方面的进步，也得益于这些听上去刺耳的指摘。这些声音可以消解国家傲慢，而这是特别重要的。但没有必要过度虚无主义，就像身在一线的人做什么似乎都无法让旁观者、批评家满意。如果换个角色，可能就互相理解了。

　　但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抗疫成绩，不能简单的归因于一个方面，更不能归因于某一个人。对于大瘟疫这样的巨大历史事件，还需要从更深层的历史和文明视角，去寻找真正的密码。因为在整个抗疫过程中，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落、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都迅速动员起来了。这不仅仅是公共部门一家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整个社会体系，全部神经和细胞，都投入其中。

　　所以在那几个月全国抗疫的过程中，田间地头的农民，社区商场的保安，每一个平凡的个体，似乎都被赋予了非常大的权力。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既视感。更不用说正式的国家机器公务人员。还有生产防疫物资的企业，各个地区的医院，保证了医疗资源的供给。

　　这种强大的从庙堂到江湖，从国企到个体户，政府-家庭-个人，国家-城市-社区（乡村）三位一体的动员能力，不仅是出于显性的制度体制或权威的、集中的国家动员能力，更重要的还是非正式制度——乡土文化、家文化、秩序感、生命意识、集体意识、权威认同等一些集体潜意识密码在里面。否则，不可能如此整齐划一，显出如此大深厚的能量。

　　而这些非正式制度，需要在文明圈的层面进行解释。这些文明圈里面的因素，是短期内无法设计和改变的，而且大部分时间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然而却是决定一个社会和国家走向的最潜移默化而又最有力的变量。我们大部分时间感受到的，则是政府宣传的“看得见的手”的制度优势。

　　意识决定行动，集体意识决定集体行动。意识，尤其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潜意识，深藏在文明的密码里。

　　所以，我们才看到，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这些施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在抗疫方面表现的也相对较好。最可能的解释是，它们虽然和中国使用不一样的显性政治和社会制度，但是却属于同一个文明圈——儒家文明圈，或者“筷子”文明圈。

　　儒家文明可能有以下几个精神内核，可以让其在治理大瘟疫中有相对优势：

　　1，秩序意识。这是儒家文明里面“礼”的部分。“夫礼所以制中也”，“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克己复礼。这么多人口，一起抵御传染病，如果没有秩序是不可能的。虽然这些秩序里面有很多侵害到部分群体或个人权利的因素，但通过潜藏在儒家文明中的“礼”文化，终究保持了良好的秩序。

　　2，仁爱意识。这是儒家文明里面“仁”的部分。“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整个抗疫期间，家庭内部家人之间的互相爱护和照料，社区志愿者、外卖邮递卫生环保等普通劳动者、社会志愿组织，公共部门基层工作人员等，无一不是让人动容的无私付出和关爱。民间自发在网络上声势浩大的为吹哨人举行仪式，也是大爱的一种表现。警惕恶，但永远不要低估人性善的力量，否则文明无法前行。

　　“最美基层民警”陆旭东从护学岗转战抗疫最前线

　　3，权威认同。“尊王”、“忠君”，“三纲”，一直是儒家尤其是汉朝“独尊儒术”后宣扬的思想。在人口密集、需要秩序和集中动员的群体里，缺乏权威认同是不可能的。从国家、城市，到社区和家庭，必须有一个集中动员、统筹安排的权威存在。即使某些自由主义分子口头上蔑视权威，但潜意识里面还是需要一个权威统治的，政治学家说这是刚需。这在儒家文明里面更是如此。

　　4，集体意识。儒家中“和”的思想，“忠恕”的主张，“天下大同”观，实际就是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都是讲集体理念的。如果每个个体、小群体，都强调个人权利和利益，那么全国隔离措施是不可能施行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牺牲某座城换回全国的稳定，牺牲个人利益（限制自由）换回更大的集体利益。这是儒家传统里一直强调的。

　　5，家文化。“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文明里面，家、家族、血缘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基本的组织单元，在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上承担了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养老、救助等社会保障功能，互相帮扶的生产功能，集体祭祀的文化功能，甚至是相互借贷的原始金融功能等。我们看到了，当大疫情发生后，社会保障功能跟不上的时候，就需要家庭自发动员起来形成隔离期间的相互保障组织。正是儒家文明圈浓厚的家族意识、血缘意识，保证了疫情期间的各种基本救助和保障。

　　6，今生信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乱力鬼神”。与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等具有彼岸信仰的文明圈来说，由于不相信天堂和来生，儒家文明圈更加重视此生的生命价值。我们看新闻报道，经常看到疫情中一些不戴口罩很佛系的西方人和印度人，他们觉得生死由命，即使不幸感染，还有天堂和来生等着。这种“不怕死”的态度，在防治疫情中徒增难度。而儒家文明圈则不一样，当大家意识到伤及“今生”生命的灾难来临的时候，不用政府号召就自己主动躲在家里不出来了，街上也是空无一人。

　　7，乡土文化。说到底，儒家文明还是乡土文明、原生大陆文明、农业文明。这种文明根子里面是静态的、封闭的，是村落文化的。看中国的城市社区，跟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都是封闭小区，有围墙有保安，这个跟乡村的村落差不多。西方国家的社区，基本上都是开放的，哪有什么围墙和保安。恰恰是这种乡土文化，城市社区的村落文化，反而更有利于疫情防治中的隔离管理、网格化管理。村落和封闭的城市小区，本身就是天然的隔离空间。虽然日本、韩国等不一样，但儒家文明里深藏的意识也是这种乡土文化的，只是程度不一样，它们可能更西方化、公共意识强一些而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圈，印加文明圈，地域上尤其是美洲地区，表现的则不一样。他们与儒家文明圈迥异：反秩序、反权威、个人自由主义、商业文明下较淡的血缘关系和家族意识、彼岸信仰、激进的个人意识等，都是不利于疫情防控的。“群体免疫”理念，也代表着西方文明动态的、开放式，甚至回归野性和冒险的海洋文明思维。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一旦这种自然法则下的“群体免疫”成功，在疫苗还无法全面普及的时候，儒家文明圈的防疫优势可能就会变为劣势。

　　新冠疫情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前所未有。虽然死亡人数和造成的损失与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上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当前科技文明高度发达，西方国家享受和平和健康生活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背景下，这突发的大瘟疫造成的冲击——生命健康、经济财务、精神心理等——恐怕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这场疫情还在持续中，美国等国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还屡创新高，所以整个造成的影响还无法完全估算。

　　有学者甚至认为这场疫情，要从根本上冲击几百年来滥觞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性——工业社会、消费主义、个人自由主义、反秩序、反传统和反权威等等。其实所谓的现代主义、现代性，一直是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

　　然而一个事实我们是承认的，地球生态环境正在因为工业革命以来，以个人消费主义为驱动的人类经济活动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正在发生巨大的、“灾难式”的再平衡。瘟疫病毒的爆发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山火、飓风、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较往年也有了明显的活跃迹象。气温每上升0.1摄氏度，地球生态环境需要多大程度的平衡？再平衡的方式，在大自然看来是很平常的，但对人类来说，尤其是现代文明来说，都是世界末日式的灾难。

　　在整个碳排放中，发达国家占了近七成。西方国家占了六成以上，中国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在增量的贡献上也是非常大。当我们感激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优越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应该对这些关系到人类终极命运的共同问题表示担忧。然而正是在这个最需要天下大同来解决这些共同问题的时候，美国却退出了世卫等国际组织，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出现真空。文明圈之间不仅没有因为新冠疫情这些人类共同的敌人而进一步谅解和融合，反而正在出现亨廷顿预言的“文明的冲突”，这可能是比疫情本身更让人不安的现象。

　　而儒家文明圈，也不能因为短期的抗疫效果较好就过于沾沾自喜，更应该以一种天下大同、仁者爱人的普世文明来看待整个人类命运。同时也应该看到，在防治疫情的技术层面上，无论是大数据检测、健康码，还是疫苗的研发，还是都来自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从这一点上，文明圈之间不应该隔阂和对峙，而应该更加宽容和融合。这可能是大自然通过新冠疫情给予人类最后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