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起来，第一，“双循环”是更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是更加积极主动作为的国民经济循环，而不是简单地因为外部压力、不得不去强化的国内循环。第二，“双循环”与我们过去在不同时期强调的扩大内需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不是简单强调扩大内需，而具有新的内涵。第三，“双循环”是相互促进、双向互动的国民经济循环。第四，“双循环”是与“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统一的国内经济循环。

　　8月16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当前形势下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可行性与对策”专题会议。对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涵和要义、构建双循环战略布局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双循环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的关键点与路径等内容进行了研讨交流。

　　构建“双循环”的具体对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双循环本质上是解决增长和发展的动力问题，除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外，当前要下大力气解决好创新问题，特别是要把新技术的应用摆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要关注新技术的适应性，从经济基础、制度环境、精神理念三个方面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支撑。

　　以下为发言全文

　　准确理解和阐释“双循环”的政策含义

　　准确理解和阐释“双循环”的政策含义，首先要吃透中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循环”的几次重要讲话中的论述，这是我们讨论该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双循环”概念，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丰富了“双循环”的内涵，提出“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次会议特别强调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等方面。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特别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连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再次强调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0年 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特别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后增加了“更为安全”的要求，在“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后增加了“安全”的目标。

　　“双循环”的政策含义，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双循环”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提出的。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全球化新趋势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国要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根本上就在于发挥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实施“双循环”重大战略。

　　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全球化等问题，此前已经有了很多论述。从全球经济格局来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现价美元计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占比已从40年前的20%，上升到金融危机前的50%，再到目前的60%。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欧元区，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经济规模全球占比超过16%。

　　所以，考虑“双循环”这一重大战略的时代背景，最重要的就是搞清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第二，“双循环”的内涵很广，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理解，但其核心内涵，是如何将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发挥出来，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繁荣国内经济，并以此带动世界共同发展。换言之，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在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中寻求新的发展。

　　第三，关于“双循环”的基本方略。首先，“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并非只是简单强调扩大内需，而主要立足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打造未来发展的新优势”。其次，“双循环”强调国际、国内相互促进。内需潜力的发挥并不排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互动，更不排斥在中国发展的同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我理解“双循环”的提出并非是偶然的。“循环论”实则是近年来中央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时，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出发点。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立足点，就是要“解决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在金融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的要求中，中央也多次提到金融体系内部及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的问题；在今年关于疫情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提到“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的系统”。因此，“双循环”和近些年中央重大的战略和政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正确理解“双循环”必须抓住的几个核心概念

　　正确理解“双循环”的核心概念，有助于形成共识，进一步解决当前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第一个核心概念是“经济循环”。这是讨论双循环时必须清楚的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在宏观层面，“经济循环”包括生产和再生产环节的循环；在中观层面，“经济循环”既包括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内部的供需循环，也包括如何构建能够不断满足最终消费需求的供给体系，这也是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微观层面，“经济循环”包括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问题。特别是在近年来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背景下，部分产业链的稳定性受到冲击，而这次疫情也出现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链的情况，这些都会导致正常的循环出现问题。所以，应该从不同层面理解“经济循环”的内涵。

　　第二个核心概念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此前，我们谈到超大规模经济体，更多地从抗风险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认为中国的抗冲击能力和韧性比较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举了“大海和小池塘”的例子，指出“不能简单地按照其他国家早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来理解超大规模经济体在实现工业化或现代化过程中的自主逻辑”。实际上，超大规模经济体在进入到中高收入发展阶段后，必须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发展。因为外需的不可持续性，不足以支撑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从中高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另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更多需要依靠自主创新。

　　第三个核心概念是“新发展理念”。首先，大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一定是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经济循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都非常重要，尤其需要通过创新引领，没有科技进步的支撑，这种循环只能是低水平的，而且要下决心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性问题。其次，要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19大提出新发展理念时的国际大环境与现在并不完全相同，下一步，“安全”这两个字的分量应该会更重。如何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四个核心概念是“开放性”。国内大循环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是简单的、封闭的内循环，在每个环节中都可能有国际循环的参与。国内大循环不能简单地称为“内循环”，内循环和外循环指的是没有交集、相互隔离的两个体系，而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或双循环，是有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的，不能将国内大循环等价于内循环，更不能理解成“内卷化”。

　　第五个核心概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丝毫没有削弱“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性。双循环一定是双向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和世界经济复苏，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时，通过国际大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促进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全球分工和经济融合。所以，双循环是“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统一。

　　第六个核心概念是“产业链现代化”。这是从微观层面理解“双循环”的重要概念，关键是技术创新。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分为四种状态。目前我们总体上是“开放+依赖”，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开放+自立”，既坚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又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立。但从“开放+依赖”无法简单地左右平移到“开放+自立”，所以暂时会有一个更加强调内部循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在更多国内头部企业的引领下，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创新的局面，最终我国的技术自立性会逐步提高。这其实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

　　总结起来，第一，“双循环”是更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是更加积极主动作为的国民经济循环，而不是简单地因为外部压力、不得不去强化的国内循环。第二，“双循环”与我们过去在不同时期强调的扩大内需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不是简单强调扩大内需，而具有新的内涵。第三，“双循环”是相互促进、双向互动的国民经济循环。第四，“双循环”是与“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统一的国内经济循环。

　　构建支撑“双循环”的政策与制度体系

　　构建“双循环”战略需要高水平的制度和政策作为支撑。这里，我想重点谈几个问题。

　　一是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的关系。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结构性失衡问题始终存在。比如，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报酬结构严重失衡，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的冲击很大，导致生产要素错配，这也是实体经济存在困难的原因之一，有较大的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空间。再如，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健康的房地产市场，但房地产成本，包括房价和房租，现在已经成为商业成本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进一步促进创业、创新，如何降低房租和房价在商业成本中的比重，是一个关键问题。必须从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出发，研究有关政策和制度体系。

　　二是要处理好实体经济内部的供给与需求关系。我国实体经济部门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供给与需求循环不畅，产能过剩、购买力的海外释放都是其中的表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断完善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经济环境，其中，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是一个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7·21”企业家座谈会上中也强调了企业活力问题。增强企业活力，就是要维持企业的纵向流动性，让中小企业有更高的概率成长为大企业，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中，应该说是有优势的。一方面，巨大的市场更具有包容性，不太容易形成垄断；另一方面，也能够带来更丰富、更多元的创新生态，有利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

　　三是要处理好“老技术”与“新技术”的关系。经济循环的堵点和断点经常出现在一些关键技术、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等方面，必须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引领。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在少数关键领域利用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也需要在更大范围内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导生产资源和创新要素的合理配置。

　　从技术的角度看，“双循环”就是一个新技术替代旧技术的过程。如果新技术不能很顺畅地替代旧技术，就无法实现“双循环”。但实现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并不容易，不仅要解决新旧技术之间的矛盾，更要解决它们所代表的企业、产业，甚至背后的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英国当前的“红旗法案”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汽车和代表落后生产力的马车之间的斗争。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兰德斯在2006年所说，“工业革命其实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是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持续广泛地替代”，其中“持续广泛”这四个字既突出表现了技术替代过程中的巨大阻力，也说明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之上的经济循环经常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是自我革命的过程。有些情况下，甚至新技术的领先者也可能会形成进一步改变的阻力，因为他们并没有动力来变革技术。比如，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奔驰、宝马，难道他们真的没有能力与特斯拉一样开发新能源汽车吗？根本原因很可能在于并不希望放弃在传统燃油车领域已经形成的绝对领先优势。

　　正因为技术替代的过程十分困难，它才拥有极端的重要性。在“双循环”理念指导下，我们当然需要更多原创性的新思想、新发现，但新技术的应用可能是第一性的。现在不少因为技术问题出现的堵点和断点，并不完全是我们缺少技术，更多情况下是缺少技术不断应用迭代的机会。从历史上看，新技术的应用也始终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熊彼特、莫基尔的研究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时的发明创造并不比发明付诸实践的作用更大，硅谷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带，与其将之称其为新技术的发明地，不如说是新技术的应用地。基于此，按照“双循环”理念来推动创新时，我们一定要把新技术的应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特别关注新技术的适应性，特别是一个国家拥抱新技术的意愿、能力和速度。

　　具体来说，新技术应用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基础，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这是我国最大的优势。2019年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一些发达地区的人均GDP已经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数，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最高水平的基础设施，所以，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我国已经完全达到深度参与和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产业技术经济门槛。

　　第二，制度环境。在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企业的纵向流动性、建设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等方面，我们尚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营商环境，让国内各地区之间实现更加统一、更加透明、更加高水平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以此提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是可以大有可为的。

　　第三，精神信念。“双循环”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方式，并不会必然带来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高质量的双循环。只有坚定信念，秉承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艰苦奋斗，才能逐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