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形势仍不明朗、国际环境纷繁复杂的新形势下，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于9月26日举办“全球经济复苏与金融业合作”上海峰会，邀请政府和监管部门高层领导、国际领先的金融机构负责人等，共同研讨在后疫情时期，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复苏及金融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深化全球金融业融合，以推动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欧文汉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进一步消化疫情等不利影响，稳住经济的基本盘，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既要帮助企业纾困、“留住青山”，又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放水养鱼”；既要注重政策力度、保持一定规模，又要注重提高效率、用改革的办法创新实施方式；既要注重主动作为、发挥自身优势，又要注重协调配合、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共同发力；既要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又要确保自身的可持续。

　　以下为发言全文：

　　这里，我重点与大家交流有关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

　　今年以来，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同时，疫情蔓延导致国际交往受限，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是对冲和消化疫情不利影响的现实需要，是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既定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挥好财政宏观调控作用的应有之义。

　　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总的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提高赤字率，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明确释放出更加积极有为的信号。为了保证较强的政策力度，赤字率从2.8%提高到了3.6%以上，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赤字率首次超过3%。从执行情况看，3.76万亿赤字，在保障疫情防控重点支出、对冲减税降费带来的收入下降、弥补中央和地方收支缺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充分传递了我们把经济稳定住的决心，有效地提振了市场的信心。

　　第二方面，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尽快形成有效的投资需求，直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在疫情蔓延的特殊时期，我们采取了特殊政策，发行了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全国人大通过预算草案后不到一个月，6月18日迅速启动了特别国债的发行，7月底已平稳高效地完成了全部发行。目前扣除省里按规定留用的部分后，资金全部迅速下达到市县基层。与此同时，我们将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规模增加到3.75万亿，这是新《预算法》实施以来的最大规模。截至8月底，新增专项债累计发行近2.9万亿元，完成了82%的全年已下达额度，其中，有78%的资金已落实到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重大项目，形成了拉动经济的实物工作量。此外，中央安排基建投资的预算规模也进一步增加到6000亿元。政府投资的增加，不仅在规模上弥补社会投资的不足，撬动社会资金的投入，稳定了经济的“总量”；而且在结构上补足公共卫生、“两新一重”重点领域和重大战略项目等方面的短板，提升了经济的“质量”，取得了一举两得的良好效果。

　　第三方面，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政策力度，降低税费负担，有效缓解企业经营困难。近年我们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制度性减税降费措施，2017-2019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分别达到1万亿、1.3万亿和2.36万亿。今年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又密集出台了保障防控物资供应、推动全面复工复产、支持中小企业纾困发展的减税政策，以及社保费医保费减免、住房公积金缓缴等政策，随后又将主要政策执行期从6月底延长到年底。上半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已超过1.5万亿元，预计全年将超过2.5万亿元。总体上看，近年的减税降费措施惠及范围广，政策力度大，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规模空前，使数千万家企业和数亿人民群众享受到了政策红利。

　　第四方面，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有力增强经济增长新动能。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疫情冲击的外部因素影响，也有一些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财政政策发挥结构政策的优势，进行精准滴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比如，发挥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投入。再如，完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政策，进一步拓展范围，实施了新材料首批次保险补偿的试点。又如，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推动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加快实施。财政政策还注重支持广大中小微企业发展，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以及实行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发展升级。

　　第五方面，保障好就业和基本民生，增加居民收入和提振消费，积极发挥对扩大内需的支持性作用。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做好稳就业、保民生工作。就业方面，阶段性地扩大了失业保障范围，对大龄失业人员、参保的失业农民工等推出了新的保障政策。社保方面，提高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指导地方做好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工作，将受疫情等影响陷入困境的符合条件对象纳入救助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等保障标准。这些政策为困难人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有助于有效增加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回暖复苏。

　　此外，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们还特别重视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注重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合力。比如，创新性地推出了“专项再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为降低重点保障企业的融资成本，人民银行提供专项再贷款，由中央财政给予贴息，确保实际融资成本低于1.6%，从管理上财政采用“先拨后结”方式，加快贴息资金拨付进度。企业实际融资利率约为1.23%，为企业减少融资成本约130亿元。此外，我们还加大了对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的支持力度，提高贷款额度上限；构建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更好地支小支农；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免收或减半收取再担保费，推动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费率持续下降。可以说，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过程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进行了新的探索，政策合力进一步增强。

　　从今年前8个月的情况看，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方面，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当前经济呈现出稳定复苏态势。消费和投资继续好转，工业和服务业恢复加快，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外贸和外资增长好于预期，新动能和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特别是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变化在逐步增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货物出口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前8个月的累计数据已经实现了年内的首次转正或者接近转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月份增速也实现了年内的首次转正。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恢复性增长基础进一步巩固，财政运行稳步向好。

　　财政收入方面，在3月份触底后，二季度以来连续回升，8月份增长5.3%。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税收收入降幅进一步收窄。原因在于，虽然减税政策导致减收，但由于起到了助力企业纾困发展、涵养税源的作用，随着经济的稳步恢复，税基进一步扩大。从税种看，8月份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进口环节税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增速已全面转正；从行业看，主要行业的税收增幅与上半年相比均出现了回升。

　　财政支出方面，支出明显提速，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1-8月全国财政支出累计下降2.1%，降幅连续两个月收窄。特别是三季度以来支出增速显著回升，7、8月份分别同比增长18.5%和8.7%。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保障力度进一步加强，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公共卫生支出增长了70.2%，扶贫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增长了12.8%、10.9%。

　　近几个月财政经济实现企稳回升，主要指标保持稳定恢复的态势，表明我国经济拥有强大韧性。我们具有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这些都显示出我们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因此，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进一步消化疫情等不利影响，稳住经济的基本盘，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既要帮助企业纾困、“留住青山”，又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放水养鱼”；既要注重政策力度、保持一定规模，又要注重提高效率、用改革的办法创新实施方式；既要注重主动作为、发挥自身优势，又要注重协调配合、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共同发力；既要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又要确保自身的可持续。同时，在确保政策落地生根、收到实效的基础上，还要密切跟踪形势变化，适时完善和丰富政策内涵，巩固住经济企稳回升的良好势头。

　　当前全球范围的疫情发展还存在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仍遭受着严重的冲击。习近平主席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不论是应对疫情、还是恢复经济都要团结合作。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既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也要更大力度吸引外资、发展外贸、开展金融合作。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涵盖金融业合作在内的、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