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经杂志就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西部梯度转移、区域经济体系等问题采访了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沈建光。沈建光认为目前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在加剧。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度承接。以下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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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国庆节前，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建筑工地一片繁忙。这个承载着无数中国人记忆的地方将在两年后变成一座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专业足球场。

　　自1958年建成以来，北京工人体育场陪伴着无数人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数十年风雨飘摇，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次结构加固和一次设施改造，北京工人体育场保护性改造再次开启，2022年，当北京迎来第24届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工人体育场将全新亮相。

　　像北京工人体育场这样的公共设施老旧改造、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支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基建工程今年以来陆续开工。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以来，全国各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推进。据了解，湖南正在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湖南省人民政府召开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现场推进会提出，确保2019年项目年内全部完工、2020年项目年内全部开工、民生实事项目考核年内全部达标。江苏省将老旧小区改造列入2020年十项民生实事，计划完成500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目标任务，涉及居民22.7万户，投资43亿元。四川省计划到“十四五”期末，力争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研究所副所长范嗣斌表示，城市更新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战略支撑之一，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种典型类型，而且是覆盖面、涉及面较广的类型。

　　双节前夕，住建部官网发布动态称，各地进一步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根据各地上报情况汇总统计，2020年1月-8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78万个，占年度目标任务（约3.9万个）的70.7%。

　　据了解，启动内需、数字经济、产业重构、区域洗牌、提振消费和投资、保障就业，是今后宏观战略的主要着力点，而通过体制改革打通各要素环节，联通国内大市场，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以国内高质量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则成为“双循环”热词的核心脉络。

　　在采访的多位学者看来，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后影响面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问题、分歧、矛盾或冲突，严重冲击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格局和全球经济秩序。从全球治理体系、投资贸易体系、发展模式、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看，世界已处于剧烈动荡的大变局中。面对当前局势，决策层审时度势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思路。而中国“双循环”不仅是全球百年变局下修复经济均衡的应对之策，更是长远驱动内外经济均衡跃升，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一步。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在全国“两会”期间的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的专家座谈会，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到“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的高度。记者注意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决策层对“双循环”的概念先后六次进行解读。高层连续发声强调“双循环”，有何深意？又如何开启“双循环”？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将讨论 “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不少学者推测，“双循环”可能成为“十四五”规划制定的原则之一。

　　世界大变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加剧了世界市场“割裂”的趋势，全球治理体系变得愈来愈脆弱。

　　“美国优先”及“退群”意味着，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发展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按下了“暂停键”。在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教授等学者看来，未来，依靠整体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各类国际组织协商解决全球重大发展议题，通过全球共识来化解矛盾冲突应对全球挑战的有效性或将大大降低，各经济体间合作发展的挑战将越来越大，潜在矛盾与冲突也可能越来越多。单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日渐盛行，地缘政治摩擦与矛盾可能将我们带到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部分断链也预示着国际市场的动荡。中国2001年底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受益于此，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高增长，并形成了相对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和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链条。至今，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近30%，占全球进出口份额的23%。然而，随着疫情的全球暴发和各国隔离政策的实施，导致部分国家出现物资短缺，凸显了相互依赖的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一些国家开始对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陡增担忧。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制造企业回归，以完善本土化供应链能力和经济的独立性，这也加速推动供应链环节从中国撤离。今年4月，日本政府专门拨出22亿美元，用于资助日本制造商将产线撤出中国，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避免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同在4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提出，为了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建议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相当于“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埋单”。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在加剧。

　　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副所长赵伟分析，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出现全球供应链收缩、产业布局重构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冲击更为显著，企业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汇丰调研结果显示，全球三分之二的企业认为首要任务是加强对供应链的控制，其中三成左右计划与更多供应商合作、两成企业计划转至区域内贸易。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日发布《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指出，受疫情影响，2020年至2021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大幅下降30%至40%。这意味着，中国深度嵌入的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将可能出现断链、变链与重构。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正陷入深度衰退。世界银行6月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收缩5.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萎缩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萎缩3%，全球需求完全恢复可能要到2022年甚至更晚。

　　实际上，从4月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联储、欧盟以及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都陆续做出判断，认为世界经济已经陷入二战以来甚至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这意味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有着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拥有庞大优秀的产业工人与完备产业集群的中国制造必须寻找新的需求。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对《财经》记者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年减弱。“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从超过60%快速回落至目前的30%左右，贸易差额占GDP比重维持在3%附近。”加之，中美战略博弈围绕技术创新、经贸投资、全球市场、金融、信息、地缘政治等全方位展开，这些因素都将加剧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困境。毋庸置疑，中国过去40年几乎“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增长模式已发挥到极致。

　　然而，中国过去四年出口到美国的前15大商品中，已有14类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减少，与此同时，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凭借后发优势，其制造能力逐渐替代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的占有率。

　　如何启动14亿人口的大市场？如何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需求？如何通过投资与消费拉动国内需求，培育高质量的国内生产服务供给？“双循环”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给出了发展方向与答案。

　　“双循环”之意

　　近期，中国谋划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学界热议。各路智库机构纷纷解读，投资者和消费者也寄望发现解读背后的商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告诉《财经》记者，“内循环”的提法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的“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的调整。过去40年中国实际上一直保持内循环与外循环运行，两者之间互相渗透，但是，世界不确定的变局加上中美贸易摩擦等叠加因素，让大进大出的外向型路子越来越难走，我们过去曾一直保持低汇率，实质上变相鼓励了出口，尽管相当时期，我们积累了工业经验，积累了制造能力，积累了外汇，但是这种模式迟早要调整。

　　余永定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提出国际大循环概念，那时中国经济虽然以内需为主，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并非相互隔绝，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经济并非是由两个独立的“循环”构成的。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中国基本上是航行在世界经济汪洋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出口规模对别国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在2000年后国际市场上曾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跌价的情形，现在“就像茶杯里扔石头，一定是水花四溅”。事实上，政府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意识到原有发展战略的问题。2006年曾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余永定说，“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增长模式的讨论主要还停留在技术层面，此次国内经济大循环概念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理论界开始从战略和增长模式的层面上对国际大循环理论再思考。”他同时提出，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张过去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进行调整。关键是掌握好“度”，一方面避免因路径依赖而拒绝调整；另一方面避免因调整而否定过去。

　　王军对《财经》记者表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中央基于当前更加严峻且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做出的重大判断，是由不期而遇的各种约束条件决定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背后的清晰逻辑链条是：基于大变局，面向中长期，立足持久战，形成“双循环”，既要解决内需循环不畅的问题，也要通过更大力度的开放和自主创新解决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的问题。

　　不可否认，“双循环”战略也常被外界误读为中国将寻求与世界脱钩的信号。西班牙经济学家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罗就撰文称，“双循环”给其他依靠出口的经济体带来了坏消息，世界其他地方将蒙受其害。也有一些学者将经济内循环解释为以后只有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经济发展趋于“内卷化”或经济金融“自循环”。

　　实际上，“双循环”则是强调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在国内和国际间充分自由流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除了提高内需比重，还要提高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进而增加中国经济的韧性。

　　对此，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表示，重视“内循环”绝非简单的出口转内销，不意味着存量回流。中国每年出口的鞋帽数量大约为100亿，衣服300亿，国内市场无法消化，假设遇到贸易壁垒，也要绕过贸易壁垒在海外市场消化。实际上，中国经济“双循环”虽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是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的新空间。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则强调，要处理好内外循环，前提条件一定是继续坚持全面开放深化改革。

　　内循环为本

　　从中国国内经济看，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尽管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反弹初步得以确认，但后续复苏的可持续性尚不乐观。一季度GDP增速-6.8%，二季度3.2%，但中国经济仍面临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区域层面，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没有形成产业的梯度转移；行业层面，金融业和房地产扩张虚化与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形成反差；企业层面，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障碍，生存空间逼仄。

　　因此，通过优化经济结构，缓解区域性失衡，持续释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潜力，立足内循环，促进双循环，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做好“内循环”工作，目前面临的障碍与制约有待突破。

　　一方面，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中，最大的瓶颈是分配和消费，以及背后的居民收入。当下中国还面临着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较大、居民杠杆率较高三大问题，由此导致消费不足。

　　2020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66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2.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6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3%，与经济增速保持同步，降幅收窄2.6个百分点。从收入差距来看，2018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68，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目前中国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5.6亿人；从居民杠杆率来看，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此外，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也成为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滕泰等多位专家建议，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体制改革是关键。现有问题在于，初次分配中，金融及土地部门获取的要素收入过多，超出其贡献的要素收入。在GDP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挤压了劳动者、技术者、管理者收益。“只有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长期消费才有动力。”

　　最新出炉的一份研究报告也建议，接下来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一是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充分补短板；二是要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加快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三是要提高供给质量，产业转型升级，商品和服务提质优化，以满足不断扩大和升级的内需。

　　记者了解到，全社会信息、教育、养老、健康、文化等服务型消费需求增长较快。梳理2010年至今全国热点问题可以发现，社会保障、医疗、养老、教育等供给长期不足，且近几年消费者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这些需求甚至成为其他国家重要的增长动力。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赴美旅游、留学、就医等旅行支出合计超过500亿美元，其中赴美游客约300万人次，在美旅游支出高达300亿美元。2018年，出境1.5亿人次，达1200亿美元的境外消费，人均单次境外旅游消费达到约800美元（约5400元人民币）。

　　那么如何将“海淘族”吸引回国消费？多位专家建议，从现实情况看，打破服务型消费供给短缺的状况，重点在于加快开放服务业领域市场，应尽快推进服务价格机制改革，形成市场决定服务价格的新机制，同时提升中国产品的质量监管和技术水平。

　　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的新赛道上，中国未来将加快自身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是“双循环”的应有之义。

　　工银国际等机构预测，一是，未来数字经济将呈现产业化。中国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提速落地并可能发展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在需求侧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在供给侧提供数字驱动的商品与服务，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二是，传统产业数字化。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物联网、5G等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中国有望引领全球从“大规模生产时代”走向“数字化生产时代”。其次，经济治理数字化。以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的数字化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目前数字经济在中国已经显示出较好的市场前景及较大潜力。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络购物的用户规模达7.1亿，网络支付的用户规模达7.68亿。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同时强调，新基建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畅通中国“双循环”的关键，不仅其本身将拉动大规模的投资需求，避免传统基建重复建设，同时有望通过新型交通网络及新型移动通信网络（5G），创造和普及消费新场景，大规模培育消费新行为和新需求。

　　从要素市场看，与美国相比，中国国内各种要素与商品的流动面临更大的障碍。例如，公路货运面临高昂的运输成本，跨省贸易面临更加严苛的检验检疫流程等。这些要素与商品流动的障碍无疑会削弱中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优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张明表示，促进国内大循环，必须打破国内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要素流通障碍，通过促进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来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

　　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旨在促进要素定价的市场化以及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要素的范围涵盖了土地、劳动力、专业人才、金融资本、技术成果与数据。张明说，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对于打破国内要素流动障碍、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将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

　　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更有利于激活市场主体活力。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提出，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16次提到“市场主体”，充分肯定了市场主体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抓好市场主体，就是把握住了大市场。截至2019年底，已有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指出，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是要落实好各种纾困惠企政策，继续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二是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三是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企业家心无旁骛、长远打算，以恒心办恒业，扎根和深耕中国市场。四是要高度重视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积极帮助它们解决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难题，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帮扶。

　　更值得研究的是，近十多年来，业界一直呼吁产业形成东中西部的梯度转移，但是一直没有很好落地。这与全国要素市场不通，以及市场的阻隔有很大相关性，导致企业从制度效率、要素成本的角度考虑，迁移到东南亚国家。

　　因此，在采访中，多位专家都呼吁建立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体系。沈建光提出，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度承接。

　　撬动高层次国际大循环

　　9月21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自此，中国自贸试验区总数增至21个。

　　早在6月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出台，最新方案提出5年之内实现早期收获，再过10年实现全面开放。

　　而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9月4也在北京举办。为保证服贸会顺利进行，本届“服贸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吸引了来自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1.7万多家企业和机构近10万人参会。而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这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中国举办的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

　　尽管中国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实质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空间；通过夯实自身实力以提升国际定位。

　　“内循环和外循环是矛盾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说，内循环给我们带来了量，让很多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够从脱贫之后走向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外循环能够提高质，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我们的竞争力，质跟量两者都需要，不要只强调一方面而荒废另一方面。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也认为，以内循环为主体，也要特别注重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要通过内循环来提升中国产品与中国服务在外循环中的核心竞争力，培育中国企业在外循环中的竞争优势。同时要通过外循环补充内循环建设所需的资金、人才和关键技术等要素，为内循环拓展国际市场。

　　王军表示，迄今为止，全球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贸易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除了坚持扩大内需，仍然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对《财经》记者强调，当前国际环境已经改变，在全球割裂的情况下，今天强调的“开放”与过去40年的“开放”不是同一个概念，是制度上的开放而非商品和要素的开放，也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制度相衔接。

　　他认为，构建内循环为本、双循环为基的开放大国经济，需要打造“一个核心与三个环”。内循环作为核心是所有循环的战略支点，在此基础上，再形成东亚、中亚为内环、“一带一路”为中环、发达国家为外环的“双循环”经济圈。

　　关于外循环，赵萍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拓展原材料、关键技术与零部件的进口来源地，开拓新市场，并根据“一带一路”国家市场需要，出口适合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二是要继续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世界各国开展平等合作，通过自由贸易、对外投资、利用外资来实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三是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从而为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创造更良好的制度环境。

　　依靠制度改革促自主创新

　　9月15日，美国对华为新禁令正式生效。按照美国商务部限制华为获取美国技术的举措，今后，台积电、高通、三星及SK海力士、美光等公司将不再供应芯片给华为。

　　此次禁令生效将对华为产生深远影响。而2020年，逆全球化叠加新冠肺炎疫情，阻碍了创新人才的跨国流动，科技“脱钩”与局部供应链断裂风险上升，更为长期以来全球产业科技创新合作的可持续性打上了问号。

　　应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如何解决中国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9月，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使用“更为迫切的要求”一词指出，要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加强基础研究等方式加强科技创新。

　　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前院长、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陈东敏对《财经》记者表示， 当我们谈循环的时候是讲整个价值链要走通，从设计一直到零部件供应到制造，然后到销售到需求。那首先必须有需求，用中国市场可以创造需求，要形成完整的链条，每个环节都要通，有一个环节不通，整个经济循环就不能形成。

　　因此，政府需要做些系统性梳理，到底哪一些环节现在会有问题，或是出现进口的中断，必须走进口替代？需要系统性地做些产业链分析。

　　此外，将研发成果投入生产还存在困难。以新材料为例，每年见诸报道的新材料成千上万，但真正产业化的却寥寥无几。陈东敏表示，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体制机制问题，一直以来被称为“死亡谷”，很多专利没来得及投入市场就“夭折”在实验室里，难以产生应有效益。他建议，一要提高专利质量，转化有价值的专利；二要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案例，例如美国的拜杜法案改变了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从谁资助谁拥有，转变为谁完成谁拥有，从而使美国科技成果的应用，或者是专利的许可率取得了很大突破；三是激励制度更大程度倾斜研发者。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亟须建立一支完善的成果转移转化团队。目前政府每年在“死亡谷”上投入大量资金却回报甚微，原因在于这部分资金转移到了发明者手中。然而，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成果要找到合适的市场应用，需要配套的生产及商业能力，这已经超越了研发者的能力范畴。将资金堆给科学家，不仅会造成研发后续流程乏力、难以推进，同时也是对资金的浪费。

　　他建议，中国的研究机构与企业合作，把装备能力开放给企业，协助企业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填补价值链的空白环节。这就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通过评价体系、政策导向激励大家合作，必要时在经费上予以补贴。“这样一定好过市场无序寻找合作。”

　　9月2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创新地理分布继续转移，中国位居全球第14名，是GII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张燕生说，当今世界的创新活动与创新成果已经出现“东移”趋势。“当产业链整体东移，一个新的问题是，谁会成为这个地区的领头羊？”由此，在“双循环”格局下，中国能否在科技创新上脱颖而出，值得期待。

　　“岭深常得蛟龙在，梧高自有凤凰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推动国际循环，这样的战略调整已经开局，高质量新局未来可期。

　　文章来源于《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