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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消金市场观察:危机是如何形成并蔓延的?

2020-10-14 编辑:网站编辑 有555人参与 手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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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时,消费金融有了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性。在英、美、日、韩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史中,消费金融都对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如果把经经济体看做一个人,消费金融就好像激素一样,适量服用可以治病、保障身体健康,但用多了不但于身体无益,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

  日本贷金业:从一部连载15年的漫画说起

  日本有一部自2004年开始,连载了15年的畅销漫画,名为《暗金丑岛君》,其汉化版和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在豆瓣评分都超过了8分,核心内容讲述的是日本黑暗无良的高利贷公司老板丑岛馨与形形色色的借债人之间的故事,将日本消费金融发展过程中著名的“消金三恶”——高利贷、过度借贷、暴力催收,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从西方引入到日本的消费金融,一开始绝非如此。

  日本现代消费金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发展的。早期的发展历程和美国极其相似,都是以分期付款销售拉开帷幕,以汽车工业的兴起快速推广分期付款,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消费升级,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拓展市场。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百货公司和信贩公司(一种专营消费金融的公司)联营的分期付款式消费金融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出现了日本信贩、三洋商事等对工薪阶层小额贷款的非银行机构。

  分期付款销售模式的快速扩张,带动了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和征信体系的发展。1961年,《分期付款销售法》和日本征信所(现JCB)分别实施和成立,银行也开始设立专门发行信用卡的机构。

  此时虽然有《出资法》及《利率限制法》对于贷款业务的限制,但因民间消费借贷未被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以及执法不力等因素,两部法律形同虚设。

  到了七八十年代,经济的飞速增长,使得分期付款顺利扩张,流通业也开始与消费金融深度结合,出现百货公司与信贩公司联合发卡的业务模式,这种联营的模式极大地促进了消费金融的发展。在此期间,日本消费金融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对推动经济增长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此,日本著名的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北村行伸通过对1972-1991年的宏观数据分析,得出“耐用消费品的增减与可支配收入及消费信贷余额有很强的相关性”的结论,并据此建议——根据耐用消费品的置换周期来扩大信贷额(下调利率或减税等),以刺激经济、扩大内需。

  但在硬币的另一面,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厂商系消费金融公司、银行系信用卡公司、信贩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大肆扩张,行业内部竞争愈演愈烈。在缺乏有效监管和法律制裁的情况下,由此引发了高利贷、过度借贷、暴力催收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日本曾经著名的高利贷公司——武富士公司及其创始人武井保雄,便是从此时开始崛起,在1998年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日本四大消费金融企业之首,武井保雄也在次年登顶成为日本首富。

  随后便是“失去的十年”(1991-2000年),房价、股市泡沫的破裂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变得保守,以武富士为代表的非银行消费金融贷款公司开始扮演起市场的主要角色。

  数据显示,当时日本个人消费占GDP比重在52%左右,并在后面的十几年中不断攀升。

  但好景不长,催收、高利贷等老问题的加剧,使武井保雄、武富士和整个贷金业的名声开始急速下滑。据统计,2000年日本国内因经济因素自杀的人数增至近9000人,约占自杀总人数的30%。

  严重的社会问题,让日本金融厅开始重视贷金业的监管。2006年12月,日本颁布并实施了《贷款业法》,规定逐次降低贷款利息上限,并引入信贷总量规制(信贷总额限制在年收入1/3以下)等规定。再加上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至此,消金三恶才从此成为历史。

  韩国:一个典型的“信用卡危机”案例

  与日本相比,韩国消费金融的起步相对较晚。

  在朴正熙1962-1971年间推行的前两个五年计划中,韩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飞跃,GNI(人均国民收入)翻了三倍多,个人收入的增长使消费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品以及健康、教育、休闲等高品质方向转移。1967年,信用卡作为先进的消费信贷手段被用于大额耐用品的分期销售中,并得到快速发展。

  在随后的30年间,通过对信用卡法案的制定修改,以及相关法律体系的梳理,奠定了消费金融发展的法律基础。同时,信用信息法、信用信息机构等征信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

  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经济危机的巨大打击,迫使韩国不得不拉动国内需求应对危机,加大对消费金融的扶持力度。政策扶持之下,信用卡的信贷额急剧增加。

  特别是,信用卡取现业务成为信用卡资金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到2000年时,取现在信用卡总使用额中占比甚至达到了60%。对比之下,日本该比例仅为30%。

  信用卡的盛世之下,无节制的发卡和消费带来的危机逐渐显现。

  2000-2002年两年间,信用卡市场增长了40.5%,创下了623万亿韩元的历史最高记录。信用不良者(欠款达到30万韩元且拖欠3个月以上)的数量也屡创新高,在2003年末超过了370万人,占当时经济活动人口的18%。

  还不上钱的人增加了,必然导致信用卡公司风险的加大。再加上当时SK全球公司高达约2万亿韩元的造假事件,使韩国企业的信用危机急剧提升,公司债市场几乎瘫痪,这也使以公司债为主要融资手段的信用卡公司遇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此时,政府不得不出面提供借款,解决信用卡公司面临的流动性问题,并在随后出台了《信用卡综合对策》、《信用卡公司的健全性监督强化规范》等规定,将现金贷款比率(现金贷款/债券总额)限制至50%,改善了以取现业务作为主要业务的经营形态。

  同时,为了避免信用卡行业的经营恶化,进行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其他则要求进行增资,提升抗风险能力。结果是2004年的市场规模同比减少25.5%,一下子缩小到了358万亿韩元。此后,设立完善信贷恢复委员会等基础设施,使得以购物为主的信用卡市场快速复苏。

  这场由监管结构性缺失带来的“信用卡大乱”,不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社会损失,还埋下了消费金融过度发展的隐患,使家庭的债务负担大幅上升,加剧了脆弱性。

  同时,在经过2003年的信用卡危机后,监管部门对于信用卡的扩张具有极强的警惕性。如2010年,信用卡总资产、发卡量、营销费用等超过历年平均水平时,立即引起了监管的注意,并出台政策预防再次过热。

  反思:如何做好危机的预测与管理

  日、韩的消费金融最初都起步于流通业,以分期付款开始,发展到信用卡等更多样的形式。消费金融的供给方,也从小型的非银行机构,逐步发展到专业性消费金融公司、信用卡公司和银行等。

  其中,由于日本在消费金融发展初期管制力度较弱,市场驱动因素更强,因此导致当前的消费金融市场显得更为多元化,且非银行机构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韩国,由于其金融管制相对较强,且集中于信用卡产业,使银行在其消费金融产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在韩国,附属于一些大型企业的信用卡公司,如起亚、三星以及乐天等,也在市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这种由小到大、自下而上的发展方式,以及监管、法律的缺失,叠加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造成了消费金融行业大大小小的问题。

  其他地区也都爆发过类似的消费金融危机。如中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经历的信用卡卡债危机,由此产生而核销的坏账超过一千亿新台币,相比之下,2004 年台湾地区银行业盈利才 1554 亿元新台币,为过去5 年中的最高值。同时还有衍生出来的不法催收、暴力讨债、因债务自杀等社会问题。

  更加有知名度的则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虽然学界对其原因有众多分析角度,但毫无疑问,对于“过度消费带来的债务危机”是有共识的。

  这些由消费金融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危机,给我国消费金融的发展带来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虽然制度、社会环境、市场结构都有所不同,但金融的本质并没有变,在消费对于经济越来越重要的当下,探讨消费金融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危机仍然十分有必要。

  当然,某种意义而言,过去四年的互金整治工作已经提前给我们预演了一次危机的前奏,在金融监管方式、法律体系建设等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至于我们会不会经历一次由消费金融导致的危机?

  灰犀牛常在,黑天鹅不可预测。或许做好危机的管理比危机的预测更重要。

  参考资料:

  1、王国刚等,《中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中日韩消费金融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危机与破解之道》,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3、池仁勇等,消费金融:下一个金融风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