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付一夫

　　眼下，新冠疫情仍在全球快速蔓延。

　　在美国，自9月中旬以来，几乎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数量都在4万以上，如今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万；而在欧洲，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疫情形势都再度恶化，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的当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量都达到了几千甚至上万，所有人担心的第二波疫情似乎已经拉开序幕。

　　然而，中国却不在其中。除了肉眼可见的国民经济回暖之外，我们几天前还刚刚经历了一场中秋国庆小长假，8天假期内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665.6亿元，这与欧美地区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一枝独秀”之势，想必会让其他国家无比羡慕。

　　防疫生产两不误，发达国家没有做到，为什么我们就做到了呢？在很多人看来，国家超强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必然是居功至伟，不过很多人都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移动支付发挥的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极大地减少了病毒传播风险，保障经济顺利重启。

　　众所周知，支付是一切交易行为的最底层支持，从生产、分配到交换、消费，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离不开支付，它堪称是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根基，若是这个根基的任何环节出了问题，势必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这在此次疫情期间体现得尤为明显。

　　举例说明。根据澳大利亚疾病预防中心的最新研究发现，在室温（20摄氏度、68华氏度）下，新冠病毒可以在钞票、玻璃等表面存活28天；考虑到现金流通的银行ATM机等都是人们最可能频繁接触的玻璃表面，而且可能不会经常清洁，有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研究人员还表示，在新冠病毒大规模爆发前，中国就曾对纸币进行消毒，这也进一步表明了当时的确存在对纸币传播的担忧。

　　比起现金支付，使用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工具显然就要“卫生”得多了：只需拿出手机动动手指，扫码后再输入密码，即可在线上或者线下完成所有的支付流程，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所限，既绕开了有可能成为病毒间接传播源的纸币，防止疫情通过一张张经过转手的钞票而扩散，又有效地避免了人们在线下的大规模聚集，还方便了广大消费者对于生活物资的获得与相关业务的办理，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各种业务资金往来，继而保障经济的顺利重启。

　　事实上，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其他国家也都逐渐开始意识到了移动支付的价值，欧盟、非洲国家、新加坡、日本等地都纷纷在疫情期间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和推广移动支付，就连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也在公开场合承认了西方国家在使用数字化工具防疫方面做得不够到位，并声称“疫情会加速美国朝移动支付方向转型”。相比之下，我国在移动支付领域早已领先全球，这也给支付宝等国内支付巨头们出海布局提供了契机。

　　其二，助力发放消费券，提振消费市场。

　　在我国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消费券”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很多城市都曾用发放消费券的办法来提振消费。理论上讲，消费券是一种较好的短期刺激手段，相当于是政府或企业向民众转移购买力，能通过“杠杆效应”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刺激相关领域消费的复苏，进而带动企业生产经营好转，缓解经济运行压力；比起直接发钱，发放消费券更能用于消费而不是储蓄起来，刺激效果更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移动支付在消费券的发放过程中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今年疫情以来，全国超过170个地方政府在支付宝平台向民众发放电子消费券，用户只需通过手机下载登录绑卡后，即可在线上领取消费券，这比传统的纸质消费券效率更高，成本也更低。一份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蚂蚁集团研究院的研究结果显示，每发放1元消费券能带动3.5元的新增消费。形容移动支付是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回暖的一支奇兵，并不为过。

　　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其根本在于我国已经拥有成熟完备的移动支付体系，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也是国内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同步推进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法宝”。

　　移动支付，从来都不仅仅是支付。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清算支付、融通资金、渠道便捷、防控风险等功能属性之外，如今移动支付的社会价值也在日益彰显，其意义甚至远远超出支付本身。

　　这一点，理应被所有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