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梁中华（中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利率调控：“利率走廊+政策利率”模式 　　（一）利率走廊与政策利率的作用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调控可直接对银行间市场利率产生较大影响，然后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影响长端利率，最终实现对实体经济和物价水平的调节。 　　货币政策对短端利率的调控一般通过“利率走廊+政策利率”的模式来实现。利率走廊是央行设定的一个利率操作区间，目的是让市场利率在该区间内波动，从而实现对利率的管理。但由于利率走廊的操作区间往往比较宽，即使市场利率在上下限之间波动，其波幅依然非常大，不利于市场的稳定。因此，央行还需要有个更确切的利率目标，然后通过公开市场的资金投放和回笼让市场利率接近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政策利率，它是更为精确的利率管理工具，可使市场利率在其附近波动。 　　（二）利率走廊与政策利率管理的国际经验 　　从国际经验来看，利率走廊的下限往往是金融机构在央行存款的利率。道理很简单，如果市场利率为2%，金融机构在央行存款的利率为3%，并且金融机构在央行存款不受限制，那么金融机构一般都会选择在央行存款，而不是按照2%的利率向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拆借，因为在央行存款不仅回报高，而且更安全。欧洲央行的隔夜存款利率是欧元区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底”，美联储的隔夜逆回购利率（ON RRP）是美国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底”。 　　利率走廊的上限往往是央行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利率。在实践中，欧洲央行将边际贷款利率设定为利率走廊的上限，美联储将贴现率作为利率走廊的上限。 　　利率走廊可保证市场利率不会突破上下限。例如，欧洲央行在2009年之前的政策利率是公开市场主要再融资利率，市场利率则在利率走廊区间内波动，并且基本上都在主要再融资利率附近波动。2009年以后，随着欧洲经济持续不景气、流动性大量投放，欧洲央行利率走廊的下限（隔夜存款利率）逐渐成为事实上的政策利率，欧元区银行间市场利率也开始贴着利率走廊的下限波动（见图1）。 　　（三）我国的利率走廊与政策利率分析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利率走廊+政策利率”的管理模式也在逐渐成形。 　　我国的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具有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因此SLF利率很可能成为我国利率走廊的上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应该是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底”，即我国利率走廊的下限。 　　逆回购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应该是目标政策利率，而公开市场操作的目的就是让对应期限的市场利率与目标政策利率相匹配。例如，央行7天期逆回购利率应该与银行间市场以利率债为质押的7天期回购利率（DR007）相匹配，1年期MLF利率理论上也应该与1年期的市场利率相匹配。只不过我国的目标利率较多，1年期与7天期市场利率的期限利差不是由央行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很难实现多个政策利率都与对应期限的市场利率相匹配。基于其他经济体的经验以及我国DR007的重要性[1]，笔者认为7天期逆回购利率应该是我国最重要的政策利率。 　　我国逆回购利率：从“顶”到“底”的变化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我国逆回购利率逐渐成为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底”。自2018年以来，银行间市场利率多次在向下触及逆回购利率后迅速回升。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市场利率一直稳定在逆回购利率附近，两者呈现匹配状态（见图2）。 　　但如果我们将时间维度拉长，就会发现在2014年之前逆回购利率基本上是银行间市场利率的“顶”。银行间市场利率高于逆回购利率的情况非常少，尤其是在2003—2011年，银行间市场利率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远远低于逆回购利率（见图3）。 　　上述现象变化反映的是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的变化。在2014年之前，随着我国外贸和外商投资规模的增长，外汇占款规模显著增加，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处于充裕状态。在此情况下，央行采取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的方式回笼流动性，货币政策操作更多强调“量”的调节。同时，由于外汇占款是最主要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我国公开市场操作规模并不大。 　　在2014年以后，随着外汇占款增速放缓甚至下降，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为了弥补基础货币投放缺口，央行一方面减少央行票据的存量规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另一方面通过逆回购、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增加基础货币供给。 　　尽管公开市场操作与外汇占款都是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但两者存在明显差异。在外汇占款模式下，银行具有主动权；而在公开市场操作模式下，央行具有主动权，可以对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时点进行掌控。 　　在基础货币投放模式转变后，央行对于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调节力度明显增强，这有利于实施更加精细化的利率管理，货币政策调控也更加精准。 　　从全球央行的视角来看，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本身就不是一种常态，传统的基础货币投放更多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当基础货币投放模式转向传统投放模式后，为了更好地管理利率，我国央行开始更加注重利率走廊和政策利率的建设。近年来，每当实施降准、财政资金投放导致短端资金利率下行至逆回购利率以下时，央行都会通过收紧公开市场投放量来促使利率回升，这时逆回购利率成为市场利率的“底”。 　　近年来货币政策更加侧重“价”的调节 　　尽管逆回购乃至整个公开市场操作的量并不大，但是在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模式下，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意义更加体现为 “价”的调节，即对市场短端利率的管理，而短端利率又会影响中长端利率走势。例如，银行间市场回购利率与银行存单利率、实体经济融资利率的走势高度相关（见图4、图5）。2016—2018年，尽管贷款基准利率没有调整，但随着银行间市场利率走高，金融机构对实体企业的贷款利率却出现攀升。而此后随着银行间市场利率回落以及信用政策边际放松，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贷款利率逐渐回落。 　　要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最重要的还是降低金融机构负债端成本。这是因为单纯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压降金融机构利差的空间已经很小，而且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定价主要基于负债端成本来考虑，如果负债端成本不下降，即便下调了LPR，银行也可以调整贷款利率上浮的比例。 　　要降低金融机构的负债端成本，最重要的就是降低短端利率。同业负债在金融机构负债中通常占有相当比例。例如，我国中型商业银行的同业负债占比约为40%，而同业负债成本与短端市场利率的走势密切相关。在存款利率处于低位、难以下调的情况下，要降低金融机构负债端成本，在边际上能够下调的就是短端利率。若要引导短端利率继续下行，需要下调更具指导意义的逆回购利率。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降息的必要性不断上升。此前有市场分析认为猪肉价格和房价是阻碍降息的两个因素，笔者认为，基本面因素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猪肉价格上涨主要来自供给端的扰动，目前正在通过供给端的手段在解决，依靠货币政策的需求端调控无法解决猪肉价格上涨问题。在房地产调控方面，我国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但LPR形成机制改革已经为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做了铺垫，有利于利率结构的优化。此外，在猪肉价格上涨和房地产价格存在韧性的情况下，央行首先下调了MLF利率。笔者认为，这样的调整向市场传达了一个重要信号，即猪肉价格和房价或许并不是降息的主要障碍。 　　我国的利率水平并不高 　　从其他经济体的经验来看，利率水平往往与其经济增速大致相当。例如，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的走势几乎一致，两者的差距基本上都在零值附近徘徊。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现象。 　　我国的经济增速虽然较高，但利率水平并不高。在2008年之前，我国10年期国债利率与名义GDP增速的差距在10%以上。在2008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下行，两者的差距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5%左右。 　　笔者通过观察2018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利率和经济增速发现：发达经济体的利率与其经济增速更为接近；在金砖五国中，除印度外，其他四个国家的利率与其经济增速的差距均较大。其中，俄罗斯、巴西、南非的利率都明显高于其经济增速，这与这些经济体所面临的汇率和通胀压力有很大关系；我国的利率水平则远远低于经济增速（见图6）。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的资本回报率并不高。根据笔者的测算，在2001年之后，我国的资本回报率连续几年出现小幅上行，到2007—2008年时达到11.8%的峰值，而当时我国的名义GDP增速在20%以上。尽管2012年以后我国名义GDP增速在10%左右，但资本回报率却只有5.5%，并没有比其他经济体高很多。由于本文所测算的资本回报率是平均资本回报率，而决定利率的主要因素是边际资本回报率，且边际资本回报率呈逐渐递减的趋势，因此我国的利率水平要比平均资本回报率低很多。 　　我国利率仍将长期处于下行通道 　　从长期因素来看，随着房地产和基建融资规模的回落，我国利率有下行的趋势。从短期因素来看，我国经济增速回落、资本回报率下降将推动降息政策的实施。 　　根据笔者的测算，截至2018年底，我国的税后资本回报率与2016年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见图7）。而宏观经济增速仍在下行，我国的资本回报率大概率将继续回落，即比2016年低。资本回报率是决定利率的重要变量，这意味着我国的利率中枢有望突破上一轮的低点。 　　从金融市场来看，我国7天期逆回购利率有望降至2.25%以下，1年期MLF有望降至2.85%以下，10年期国债利率有望降至2.6%附近。从整体上看，2020年债券市场的调整风险不大，利率有望继续下行。 　　注：1． 《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DR007可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抵押品质量对利率定价的扰动，能够更好地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松紧状况，对于培育市场基准利率有积极作用”。 　　本文原发于《债券》2020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