栉风沐雨，三十而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资本市场用30年的时间，跨越了全球资本市场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引领资源配置方式变革、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进入“十四五”时期，新形势、新阶段、新格局对资本市场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三十年的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如何以史为鉴，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如何完善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中证金融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望军。

　　资本市场逐步从管道型开放

　　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迈进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资本市场用30年时间走过了成熟市场几百年的道路，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张望军：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经过几代人的拓荒努力，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已建成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二大债券市场和全球领先的商品期货市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一是从“看”和“试”到“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1990年，沪深交易所设立，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发展改革的帷幕正式拉开。市场建立之初，社会上一度对股票市场的性质存在分歧，出现了“姓资姓社”争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对证券、股市明确指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破除了资本市场发展的思想障碍。30年来，党中央始终把发展资本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逐步将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指明了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健全多层次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等。资本市场在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疏通货币政策传导、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引导经济社会预期等方面的枢纽作用不断增强。

　　二是从重点支持国企脱困到全方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上世纪90年代，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资本市场在服务企业股份制改造、助力国企脱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大批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摆脱经营困境，推动了国民经济战略性重组。2000年以来，资本市场层次体系不断丰富，服务覆盖面显著拓展，支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优秀民营企业做优做强，推动科技型、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在促进社会资本形成，助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畅通科技、资本与产业良性循环，拓宽居民投资渠道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三是从早期单一、分散的市场向结构完整、功能完备的多层次市场体系转变。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形成了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在内的多层次股票市场，蓝筹市场持续做强做优，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加快推进，各个市场定位更加明晰，各个板块之间错位发展，有机联系，相互补充，为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的融资服务。交易所债券市场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发展，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品种工具日趋丰富，成为服务实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同步发展，品种数量不断增多，已经形成覆盖能源化工、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金属、金融等国民经济主要领域的期货市场体系，在发现价格、管理风险和服务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是从“老八股”、“老五股”到国民经济的主力军。沪深交易所设立初期，只有“沪市老八股”“深市老五股”进行交易，当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只有10亿元。30年来，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群体日益扩大，目前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已经涵盖国民经济全部90个行业，数量超过41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相当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近50%。新三板挂牌企业超过8200家，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企业超过3.2万家，上市公司和挂牌企业群体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和主力军。与此同时，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中介机构在规范中不断发展，服务能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日益成为资源配置的关键力量。

　　五是从建章立制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法治监管体系日益健全。3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从初步确立到逐步健全再到持续完善，在法治监管自律规范的道路上越走越扎实。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惯例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与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政策性文件以及规范性文件近1200件。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监管由早期的分散监管、多头监管逐步转变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行政监管、自律监管与市场自我约束相结合，构成了统一有序的市场监管体系。持续监管、精准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不断加强，简政放权大力推进，监管公开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持续提升。资本市场监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监管科技化、智能化水平稳步提高。

　　六是从探索试点到高水平双向开放加快推进。我国资本市场从市场建立起就坚持开门办市场，上世纪90年代建立B股市场，推动境内企业以H股等方式到境外上市，同时相继建立QFII、RQFII制度，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A股市场。近年来，沪深港通相继落地，沪伦通正式启动，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取得突破性进展；QFII、RQFII制度不断完善，额度逐步扩大，直至今年全部取消额度限制；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加快开放，外资股比限制已经取消；期货特定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稳步扩大。上述制度变革为境内资本市场引入了长期资金、境内外投资者的投资便利程度不断提升，促进了资本市场服务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截至今年11月底，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近3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约4.8%。A股纳入明晟、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等国际指数，显示了国际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成果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的认可。资本市场逐步从管道型开放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迈进。

　　注册制试点为

　　全面提升市场功能奠定基础

　　证券时报记者：回顾过往30年的发展历程，资本市场有哪些重大改革举措让您印象深刻？

　　张望军：我国资本市场因改革而生，以改革而兴，30年来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资本市场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有几件大事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股权分置改革推动资本市场发生转折性变化。股权分置改革是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变革，从2005年正式启动，2007年基本完成，结束了上市公司两类股份、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并存的历史，确立了股票市场的全流通格局，为进一步发挥市场定价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推进市场创新发展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创造了基础条件，为之后开展的以强化市场约束为核心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和并购重组改革等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扫除了体制机制障碍。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市场信心明显增强，市场承载力明显增强。

　　二是综合治理让证券行业“脱胎换骨”。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方案》，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历时三年，风险处置、日常监管和行业发展三管齐下，过程艰辛，成效显著，平稳处置了31家高风险证券公司。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在我国证券公司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经过集中开展风险处置和综合治理，证券公司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近年来，规模实力、业务类型、内部治理和社会形象发生显著深刻的变化，多项风控指标大幅超过监管标准线，为证券业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是法治建设为资本市场保驾护航。资本市场是规则导向的市场，良好的法治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法治不健全，风险事件频发，“庄股”、“黑嘴”等问题一度较为突出，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在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证监会秉承依法治市、依法监管理念，不断加强市场法治供给，加大稽查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市场各类违法违规活动，有效改善资本市场法治环境。特别是近年来，证监会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证券法、刑法修订，大幅提升违法违规成本，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办了一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大案要案，市场生态持续改善。

　　四是注册制试点为全面提升市场功能奠定基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证监会把握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个原则，遵循从增量市场到存量市场，再到全市场施行的分步走实施步骤，初步建立了“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以来，各项制度机制运行良好。今年前11个月，科创板和创业板新上市公司合计176家，IPO募资合计2592亿元，分别占总量的52%和61%，一批发展潜力大、技术过硬的创新创业企业脱颖而出。推进注册制改革的同时，证监会统筹推进交易、退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等关键制度创新，改进各领域、各环节的监管，着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为“十四五”期间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创造良好条件。

　　证券时报记者：过去两年多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等重大改革顺利实施，资本市场全面深改取得显著进展，您如何看待这些进展？

　　张望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近些年来，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总目标，中国证监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2019年3月以来，证监会成立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加强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形成了“深改12条”的总体方案。按照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原则，注册制试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中长期资金入市、监管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等一系列改革逐步落地，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9项政策措施基本落地，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机制不断健全，资本市场制度供给不断优化，市场预期明显改善。

　　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冲击，在国务院金融委统一指挥协调下，资本市场坚定理性正常开市，保持了常态化运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市场自我调节机制有效发挥，维护了整个金融市场顺畅运行，释放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信号，对改善社会心理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市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高，经受住了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等外部冲击的考验。

　　资本市场对于

　　推动科技创新具有枢纽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资本市场如何更好支持科技创新？

　　张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这对深化我国金融改革，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更好地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积极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

　　第一，加快科技与资本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依靠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转向依靠创新引领的效率提升。在新的发展阶段，着力改善融资结构，充分发挥资本要素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创新体系的效能和整体能力，促进资本与科技深度融合，推动金融、科技和产业的良性循环，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创新具有枢纽作用。现代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资本市场具有对创新要素的引领、带动、定价、激励及风险缓释等方面的作用，可以为处于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在内的不同生命周期的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面系统的投融资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企业成长壮大。同时，在引导要素向科技创新领域转移集聚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方面，资本市场具有独特优势。

　　第三，资本市场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已具备较好的制度基础和市场条件。近年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实施，新三板改革稳步推进，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基础制度加快优化，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和私募基金减持反向挂钩政策实施，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设置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实现了未盈利企业、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红筹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的重要突破。通过利用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平台，一批发展潜力大、技术过硬的创新创业企业脱颖而出。科技企业的市场化并购重组日趋活跃，资本市场对科技人才的激励作用不断提升。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未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重点举措有哪些？

　　张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资本市场在这方面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必须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完善促进创新资本形成的体制机制，畅通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对接渠道，助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一是优化支持创新资本形成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总结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经验，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结合科创类企业特点和融资需求，推进融资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发行上市、信息披露、再融资、并购重组、分拆等制度，健全创投机构“募投管退”制度安排，更好满足科技型企业多元投融资需求，支持优质上市公司整合上中下游产业和科技资源。推动完善财税支持、产权保护等相关制度，进一步发挥好企业在产学研创新链条中的带动牵引作用，共同优化创新资本形成的政策环境。

　　二是完善全方位服务科技创新企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进一步完善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市场体系。坚持科创板定位，强化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功能，促进创业板和科创板优势互补。强化新三板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平台功能，增强市场活力。加强对区域性股权市场指导、协调、监督，积极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推动私募基金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建设，支持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

　　三是健全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更加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好人才作为支持创新第一资源的关键作用。完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制度，增强灵活性和适应性，提高市场包容度，更好地发挥股权激励对于科技型上市公司人才的激励作用，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科技型上市公司创新发展。

　　四是借鉴国际成熟市场制度创新经验，结合我国市场发展情况，进一步推进股权融资产品和工具创新，扩大创新创业债试点，丰富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增加支持科技创新的投融资产品供给，进一步提升市场包容性和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