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朱民、潘柳、张娓婉

　　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持续以指数和波浪式爆发，封锁措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冲击，全球经济萎缩，各国面临着抗疫情和保经济的艰难选择。在有效药物和疫苗问世之前，经济的放开必然伴随着疫情的长期防控。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是统筹抓好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的平衡，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全面放开居民和社会活动的同时，要抓紧利用当下已经创造的时间窗口，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可持续的公共卫生安全网，严控输入风险，扩大检测范围，完善和构建检测，流调、追踪，隔离一体化体系，以实现精准抗疫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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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新冠疫情还在全球持续蔓延

　　（一）全球疫情波浪式持续发展

　　3月6日起中国境内新冠疫情在严格举措和迅速行动下得到控制，但海外疫情却开始指数爆发。欧洲各国从3月中开始先后“封城”落实程度不一，整体疫情的有效控制至少还需要2个月的时间，要到今年6月份才可能达到整体控制。美国从3月底才开始“封城”，各州执行标准和实施力度不一，持续的波浪型发展，使得美国疫情的要到6-7月份以后才能得到初步控制。

　　欧美国家目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都面临的疫情发展时间长且确诊平台居高不下的局面，以及疫情向非洲、南亚和拉美的蔓延和爆发，给全球疫情潜在的第二波卷土重来提供了基础，出现在欧洲、美国和中国等国家发生全球第二波疫情大爆发的可能。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来看，第二波疫情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波。整体上，我们仍然面临疫情蔓延的高度不确定，全球抗疫形势仍然非常严峻。而疫情时间的延伸也给经济恢复和正常社会生活恢复带来巨大压力。

　　（二）特效药和疫苗研制仍然面临不确定性

　　全球疫情发展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并覆盖相当广地域，与此相对应的是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发仍然面临不确定性。疫情的根本控制需要迅速研发出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特效药和疫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各国都迅速进入对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制流程，但研发环节同样面临层层困难和挑战。

　　对于适合大规模接种的疫苗进展，全球医学专家认为12到18个月的时间已经是相当乐观的估计。当前针对新冠肺炎的疫苗研究都尚未进入耗时更长的临床III期大规模测试疫苗有效性阶段，即使全球统筹，广泛合作，争分夺秒加快疫苗研发和生产的进度，在各期试验结果良好，失败率最小的情况下，最快也要等到2021年春季疫苗上市，而届时疫苗的实际防护率、不良反应，以及病毒的变异情况等因素还会增加实际效用的不确定性。

　　一、 经济压力导致封锁限制逐步取消，全球进入抗疫和复工并存新阶段

　　（一）经济冲击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大萧条担忧日增

　　封锁等遏制措施的实施通过控制平缓疫情发展曲线，有效地阻止大流行病的快速传播，代价是经济发展的全面暂停。我在3月19日的文章中写道，综合数据和模型，我们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全球贸易增长为-15%，疫情地经济冲击远远超过2008年地金融危机。（朱民，2020a）。4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带来了高昂的成本，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全球贸易萎缩11%。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同时面临经济危机，造成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IMF预测大流行病对2020年和2021年全球GDP的累计损失可达9万亿美元（IMF，2020），而桥水基金认为全球封锁措施对公司的影响带来多米诺效应，会冲击收入端及家庭、企业、央行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预测全球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损失将前所未有地高达2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23%（ Jensen et al．， 2020）。

　　从国家看，新冠疫情及各国封锁措施对生产、消费和信心的直接影响在短期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冲击。由于封锁措施持续时间和执行程度的不确定，封锁对经济的影响和冲击尚未见顶。OECD根据封锁措施对所涉及部门的直接影响初步估计，许多经济体的产出水平会下降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消费者支出则下降约三分之一。严格的封城措施每增加一个月，产出下降的水平相当于损失年度GDP两个百分点，后续影响一个百分点，累计三个百分点（OECD， 2020）。这和中国第一季度GDP缩水6.8%基本相符，如果封城停产持续三个月，GDP可能会比原本降低6-10个百分点。

　　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冲击，经济衰退已然突显，对是否会继续走向大萧条的担忧日益增长。衰退与萧条的区别关键在于经济萎缩的时长，1929-1931年大萧条期间美国经济长期负增长，连续萎缩时间长达43个月。欧美疫情在3月中旬爆发并陆续采取封锁措施，可以预见第二季度受到的冲击会比第一季度更严重，将导致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萎缩。如果全球疫情不能在三个月内得到有效控制，尽快将经济拉回平均增长水平，会导致实体经济的大规模破产，对消费、贸易、就业等产生巨大影响，而最终演变成大萧条的担忧也会大幅增加（朱民，2020b）。

　　（二）刺激经济，各国政策空间枯竭

　　全力阻止经济滑向大萧条的关键在于提供政策刺激经济，支持维护中小企业度过衰退期。但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不同，今天各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都十分有限，政府债务高企，利率已至低位。各国政府常年赤字，进一步限制了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空间。货币政策同样极为有限。

　　疫情防控期间，各国推出了空前的经济干预措施、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及紧急救助补助计划。但2020年经济依然面临巨大下行压力，过度刺激政策对后续经济活动的潜在影响也难以预计。能否从受疫情重创的停滞状态中恢复，并实现经济快速反弹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全球合作抗疫的速度和力度，也取决于各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政策和抗疫政策的权衡制定。

　　（三）经济压力急剧上升，复工成为主线

　　疫情并没有完全控制，在衡量医疗负载能力的基础上，欧美各国开始制定复工时间表，考虑逐步取消封锁措施，分阶段重新放开市场，谨慎平衡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其实封锁限制措施对经济增长的中期恢复的影响也并非单向的，MIT学者通过研究1918年西班牙流感对美国的冲击，发现封锁限制更早实施或实施更久的城市在疫情后经济恢复速度更快（Correia et al．，2020）。但目前看，疫情的经济冲击已经接近冲破现有就业、财政和社会稳定的边界，对重现1930年大萧条的担忧，在保经济和防疫情的艰难衡量中，欧美各国政策转向，选择开放“封城”， 开始把防疫策略从“围堵”转向“缓疫”逐渐恢复经济和社会正常活动。预计进入5月后大多数欧美国家都会逐步开放，社会经济活动缓慢复活，全球进入抗疫与管制和恢复经济与社会活动共存的新阶段。

　　（四）艰难的选择

　　然而疫情风险并没有消退，由于没有对足够多的人群进行测试，实际上无法了解病毒传染性，实际感染率，及无症状感染者比例等真实情况，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被感染。在疫苗问世之前，整个社会都要与病毒共存。经济的放开将伴随着疫情的长期防控。

　　欧美各国面对疫情防控政策在延缓和遏制之间的摇摆正是“放开”管控的风险点。英国和美国抗疫早期都采取延缓策略，即通过感染病例居家隔离等最低措施减缓但不阻止流行病传播，在一系列的研究报告指出只采用延缓策略会大幅突破医疗系统负载，造成很高的病死率后（Baldwin and Mauro， 2020；Ferguson et al．，2020），英国和美国政府被迫转向抑制策略，通过关闭封城等严格举措逆转疫情增长，希望短时间内将病例数降至低水平，但是已经错过了抗疫的早期窗口，随后发生确诊病例数量指数发展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放开，疫情再次爆发的风险非常高。

　　一、 建立我国全面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精准抗疫系统

　　我国在全面放开经济活动有独特优势，但欧美各国先后启动复工政策的新的外部环境对我国已经开始的复工和继续抗疫提出了新的和严峻的挑战。为抵御外来疫情输入，防止疫情第二次复发，营造卫生安全的环境让企业和居民能全面参加经济和社会活动，我们需要构建和完善全面恢复经济活动的精准抗疫系统。

　　（一）我国进入抗疫与复工共存新阶段

　　疫情直接冲击消费和总需求，但第二产业下降幅度大于第三产业显示了疫情和停工对制造业产业链和企业的冲击更大。 中央很早就注意到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从2月开始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动复工，包括货币政策提供市场和企业流动性，财政政策减少企业经营成本，商业政策推动物流启动，投资政策拉动经济增长（习近平，2020）。

　　国家和地方政策协调发力，积极落地，最小化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极大地保障和推动了复工复产进度，将经济反弹时间提前。抗疫和复工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要全面推进经济增长，就需要全面放开“封城”让居民生活和社会活动回归正常，从而推进经济生活回归正常。继续抗疫也是必须的，构建新型可持续的公共卫生安全网，确保居民健康安全成为抗疫新阶段的重点。

　　在湖北和武汉的抗疫中，中央直接指挥，集中全国资源，从检测、追踪、治疗、隔离、小区管理、城乡交通管理，到组织人员、信息、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调配系统，实现了短时期内控制疫情发展的奇迹。 但各个省市发展很不平衡， 最近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案例表明各地区都需要抓紧构建同样的有地方特点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这是目前我国经济全面放开的重中之重。

　　（二）严控输入风险

　　当中国境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时，境外输入疫情成为中国抗疫的主要风险。鉴于境外疫情仍然不断攀升，境外疫情继续波浪性爆发，建立边境口岸抗疫体系是严控疫情输入风险的重中之重。需要注重补充周边医院医护和社区力量建设，各省市地方疫情防控坚持常态化检测和隔离措施，共同构成输入疫情防控的防线。国际航运、陆地和水路边境口岸临近城市数量多，涉及人员广，流程长，在边境管控制度逐步放开之前，针对其中的漏洞和风险点，建立强有力的边境防控体系对于长期防控效果意义重大。加强制定应急预案、优化汇报决策机制、精细化流程管控、隔离场所规划、人员及检测资源补充等，有利于科学化体系化降低境外疫情输入风险，配合经济恢复尽早实现航运、陆运和水运的动态开放。

　　（三）扩大检测范围，完善和构建检测，流调、追踪，隔离一体化体系

　　检测，流调、追踪，隔离是精准抗疫最重要的核心环节。在尚未研制出有效且安全的疫苗之前，快速且结果可靠的大规模检测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也是解除社交隔离措施的先决条件。这次疫情中，我国在武汉和其他地区都迅速建立了检测、流调、追踪和隔离的系统，但各地发展不平衡，要抓住时间窗口把这一套系统制度化、科技化。

　　可以预测，在未来持续数月甚至经年的时期内，全面经济恢复将与或严格或宽松间来回切换的防控措施共存，直至疫苗使得人们具有群体免疫力，经济生活才可能完全恢复正常。在此之前，需要建立对重点区域，重点部门，重点产业全面筛查检测的理念，加快构建早期发现与社会监测体系。

　　病毒短期内不会消失，新常态下的经济运行需要以公众安全健康为前提，由于对病毒规律的未知产生不确定，在疫苗问世之前，对于二次疫情的防控准备是一场持久战。

　　二、 构建面向未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网

　　抗疫和复工将中长期并存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现实，构建既抗疫又同时放开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公共卫生安全网成为当下抗疫下半场的重中之重。我们要利用当下的时间窗口，建立起“抗疫和复工中长期并存”的公共卫生安全网，以保障放开和推动经济发展，并在可能的下一波疫情爆发时不采取全面封锁措施且有效控制疫情，实现抗疫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一）建立疫情、抗疫系统的统一信息平台

　　公开透明及时的信息传递在抗疫加复工的各个环节具有关键作用，疫情期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分别组织卫健委、海关、民航、外交部、财政部、央行、商务部、工信部等数十家政府部门，每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和数据，极大地增加了信息透明化和公开化。借助这良好的合作机制，应尽快组织建立疫情相关资讯统一平台，推动我国打破政府部门间壁垒、公私机构壁垒，整合大数据公共平台，实现不同政府机构、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与民间机构间的大数据信息共享，最大化信息利用效率，助力抗疫信息透明与共享，夯实常态化抗疫机制的数字和信息基础。

　　（二）加快加强构设新时代公共卫生体系

　　我们需要加大投资，扩大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建立普遍的筛查门诊（发热门诊），提高患者早期发现率。具备覆盖所在地人口的流行病收治能力，完善地方流向病定点卫生机构的建设和布局。设立专门的传染病中心。

　　各地都要有随时能启动规模化的“火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的预案。

　　我们也需要在地区层面全面提高医疗资源水平，确保每千人病床数、医护人员数，重症监护病房床位数等医护指标达到流行病防治标准，同时对养老院及老年群体建立保护措施。

　　建立完善的患者管理系统，包括在每个城市建立患者管理系统、启动社区治疗中心、建立危重病人转诊制度，可快速识别高危人群，并实现对重症、轻症患者无缝衔接的医疗服务。

　　建立清晰的治理结构，分工完善、涵盖全面，包括社区监测、实验室监测、医院监测、动物监测以及国际监测疫情监测和响应系统，通过各种渠道的层层监测减少传播风险。

　　（三）建立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和调配系统

　　反观过去几个月世界各国抗疫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医疗资源的调配严重低效。使得公众得不到广泛的检测，病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医护人员得不到有效的防护。当下是构建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和调配系统的时间窗口，包括提高疫情防治相关产品的制造能力和合理储备，包括口罩、检测制剂、防护用品，医疗设备的生产和储备：预先规划疫苗大批量生产的能力和质量管理。

　　政府与制造商建立紧急应对体系，保证医用口罩的供给和调配。加强监管以稳定医疗物品的物价，依法执行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四）构建可持续的企业微观卫生环境

　　企业是复工复产经济活动的直接主体，我们需要建立保障企业卫生、员工安全的企业层面的微观体系。包括构建保证经济社会生活正常秩序的基本物流通畅的卫生标准和系统，针对不同行业、规模、地域、聚集性和流动性等特征，制定差异化可落地的卫生标准指引，做到防控卫生有章可循；企业建立复工的内部卫生制度和条件，例如勤消毒，测体温， 隔间距，戴口罩，员工宿舍按新卫生标准改建，食堂安排；更为重要的是打通企业抗疫及卫生信息和企业所在社区、医疗机构、政府信息平台的信息网络，数据实时上报，有事及时处理。同时根据疫情发展做好企业疫情管理，包括员工检测、隔离及服务，并提前制定不同防控级别下的企业生产和管理应对预案。构建可持续的企业微观卫生环境是确保企业安全复工、经济活动快速反弹的重要内容。

　　（五）继续巩固和改善有效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

　　在前期抗疫的宝贵经验和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社区公共卫生应急运转体系，完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制度和提升管理效率，提高社区在突发和常态化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具体包括巩固完善社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常态化预案体系；补充社区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助理医务人员队伍、社工义工等基层力量和劳动力，建立健全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专门团队；开展社区检测、感染接触者追踪的管理流程和技术培训，培养广泛检测、追踪和隔离的主要执行力量；加强基层网格化建设，尽早发现社区感染病例，与医疗机构匹配对接，及时隔离及时送诊；不断加强网络监测力度，不断扩大筛查检测规模，对社区人员健康情况和人员流动实行精细化管理。通过改善有效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来守住社区这道防线，是常态抗疫下实现内防扩散的重要路径。

　　（六）广为宣传，鼓励民众继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过去三个月的新冠抗疫期帮助民众建立了良好的防控意识和卫生习惯，疫情风险的长期化需要扩大宣传力度，引导民众保持对疫情的戒备和固化良好的卫生习惯。鼓励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继续通过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等手段降低传染率，切断疫情传播途径以保证经济活动正常运作。

　　（七）加强应用科技助力，政府和企业合作，常态化抗疫

　　我国抗疫过程中，大数据、云服务、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在共享信息且隐私保护、准确追踪、分配医疗资源等方面能起到强大的助力作用。在抗疫期间，通讯公司提供行程轨迹证明，支付宝开发健康识别码，多家公司推出患者交通工具查询等，对于检测和行踪查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多平台数据的使用导致信息的不通用，追查效率低下，更为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加强合作，数据共享，建立全国通用的监测预警信息化平台。海外国家对数据隐私的保护更为关注，公共政府和私营公司全面合作，利用技术也实现了防控手段的精准升级。新加坡科技局与卫生部合作开发手机应用TraceTogether，实现蓝牙记录、本地加密的接触者追踪，如果用户彼此之间相隔在2米以内，超过30分钟，数据就会被捕获、加密，并在用户的手机上本地存储21天。如果一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卫生部将调查其过去14天的活动，以便追踪接触者。利用人工智能，新加坡卫生部控股属下的综合保健信息系统公司和初创公司共同研发一款用于温度检测的人工智能App，可以自动分析热成像仪和3D激光相机捕获的图像，从图像中识别描绘出人体面部特征，测量人体额头温度，并自动标记在智能手机上。如果检测到发热者，该人工智能App将自动生成警报提示给工作人员，从而大大提升温度检测效率和准确性。

　　韩国结合全国大数据和防疫系统实现快速行踪查询，利用云服务建立了口罩配给系统，通过限制购买数量来确保口罩分配公平合理，最大的搜索门户网站Naver和聊天应用程序Kakao利用药店分享的口罩库存数据在各自的地图应用程序中显示口罩库存，合理有效分配医疗资源。

　　国内国外经验中，公私合作、科技和数字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爆发也为科技应用发展提供了绝佳场景，结合数据隐私保护，加快推动科技应用是构建面向未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网的关键基础设施。

　　（八）构建信息通畅，反应灵活，决策迅速的各地政府公共卫生决策系统

　　疫情蔓延本身的不确定性，疫情对人的生活和消费习惯的改变，疫情对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使得经济结构产生变化，新的产业出现，有些产业被淘汰。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体现在供给和消费各个层面的变化中。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较长期保持抗疫和公共卫生系统的灵敏度和可持续性。这就要求新形势下的公共卫生管理和决策体系要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灵活性，既能适应疫情的不断变异性蔓延，也能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动而变化。这就要求有信息通畅，反应灵活和决策迅速的机制。 我国能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基本控制武汉、湖北和全国的疫情，依靠的是中央迅速而果断的决策。在抗疫和复工并存的时候，疫情管理和决策的重心会转移到地方，要求各地也迅速地建立起公共卫生应急系统，包括完善网络直报系统、跟踪确定传播渠道、数字化升级追踪手段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

　　[2]．朱民：《疫情下的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市场继续震荡，政治生态恶化》，第一财经，2020年（a）。

　　[3]．朱民：《全球经济衰退已板上钉钉，但讲大萧条还为时尚早》，财经杂志，2020年（b）。

　　[4]． Baldwin， R． and Mauro， B． W．， 2020， “Mitigating the COVID Economic Crisis： Act Fast and Do Whatever It Takes”，CEPR Press VoxEU.org eBook．

　　[5]． Correia， S．，Luck， S． and Verner， E．， 2020， “Pandemics Depress the Economy，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Do Not： Evidence from the 1918 Flu”， SSRN WorKing Paper．

　　[6]． Ferguson， N． M．，Laydon， D．， and Nedjati-Gilani G． et al．， 2020， “Impact of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NPIs） to reduce COVID-19 mortality and healthcare demand”．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Report

　　[7]． IMF， 2020，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Chapter 1”，

　　[8]． Jensen， G．， Miles， E．， and Davis， G． et． al．， 2020， “The Coronavirus’s $20 Trillion Hit to Global Corporations”， Bridgewater Research．

　　[9]． OECD， 2020， “evaluating the initial impact of COVID-19 containment measures on economic activity”

　　潘柳、张娓婉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研究专员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