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 万科集团创始人，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无限风光在险峰

  我滑雪至少有20年了。1997年，我开始滑双板，我女儿滑雪当时也是我教的，她先改滑单板，我也心动了，说老爸也想改单板。她毫不犹豫就回答你这把老骨头就算了吧。挺打击人的，我也就没改。

  2002年，我在亚布力滑雪。上去才滑了20分钟就摔了一跤，当时觉得手巨疼。一个选择是下去看看出了什么问题，但转念一想，滑了20分钟就下山，也太不划算了，就又滑了三个小时，当时天冷，注意力也不在手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滑好下来等车，碰见张朝阳。他看我一脸煞白，往下直冒冷汗，说这是怎么了，我说手出了点儿问题。手套一摘，手就耷拉下来了。他说你这什么时候发生的，我说三个小时前，他说怎么现在才下来，我说这不三个小时之前下来就亏了么。

  到了医务室，医生一摸，骨头渣子“咔咔”响，手指脱臼加上粉碎性骨折。他问我怕不怕疼，我说怕。他说那算了，先给你打止痛针，等回到镇上再纠正。我说我怕疼，但还是现在就纠正吧。然后他“啪”这么一蹬，我“嗷”一声就跪在地上了，巨疼，但还是先把这脱臼给纠正好。

  医务室石膏、夹板什么都没有，医生就弄了两个金属勺，一前一后扣着。下午还有讲演，我就直着手挥舞的讲了两个小时。结束后，连夜赶到哈尔滨，拍片子，打石膏。

  第二天坐车到长春要见市长，我心想身为万科董事会主席，打着石膏见市长，也太狼狈了！赶紧让助手找剪刀，把绳子剪了，石膏也拆了，就这么去，再疼也得装得若无其事。所以和市长握手时，我伸的是左手，见面结束再去医院又把石膏打上。

  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不确定叠加不确定，你永远也想不到下面会发生什么。

  2003年我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珠峰一上去，人就头脑膨胀了，哪还管之前我女儿打击我年纪大不能改单板，改，必须改！

  改不要紧，但我已经习惯了双板的抬板方式，加上年纪大反应不够快，一时间调整起来难，说句大白话，“简直摔到脱肛了”。但慢慢就找到了那种自如、轻松的感觉，于是开始尝试滑U型槽。

  2008年，一次滑U型槽的时候速度没上去，我“咚”就栽下来了，躺了半晌才硬撑着起来。回去感觉一切正常，还和朋友吃了个饭，晚上到家才感觉不妙，脱衣服都很难。

  赶紧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断了两根肋骨。我说不用住院吧，他说你不住院万一出了危险那可就是大事。我说肋骨断了后刺穿肺部导致大出血，我知道。医生很好奇，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之前断过两根，我有经验了。

  我第一次断肋骨是在2000年，当时到西藏青朴山飞滑翔伞。青朴山是藏传佛教的圣地，很多修行者在山上闭关修行。

  那边的喇嘛、尼姑没见过滑翔伞，我下降时他们都仰头在底下欢呼，我虚荣心即刻来了，想要落在他们身边。

  但技术还欠点，差点滑过降落场地，就想强项降落，但高原空气很稀薄，阻力比低海拔地区小很多，没计算好时间和距离，伞在距离地面20米的时候失速下坠，我一头就栽下来了。醒来看到头顶是一个圆圆的蓝天，心想怎么天变得这么小？再一看是那群小尼姑围着我。

  我挣扎起来回拉萨，去西藏陆军总医院挂了急诊。拍片的结果是右边肋骨断了两根，还有右肩胛骨骨折，肌肉撕拉性损伤。医生让我赶紧住院，我说明天要回成都，他只好先用绷带简易固定，给了止疼片和消炎药，叮嘱我第二天起来如果不行再回来。当然最后没事，第二天我就上飞机走了。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但我还是忍不住，飞上瘾了。25天后，又到了河南太行山海拔1000多米的起飞场飞伞。当时不能做扭转的动作，一转就巨疼，两个助手帮我把飞行囊套到身上。但好在天气不错，着陆的时候就像踩在棉花上，非常舒服。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人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兴趣就是人生的乐趣。乐趣不在一帆风顺中，乐趣就是当遇到了险境，当遇到了不可预计，你还想照样去做。

  让兴趣成为个人的“比较优势”

  再说我当时飞伞把肋骨摔断了，但一不小心也把中国的滑翔伞盘高记录给破了，这个记录一直保持了16年，才被一位专业滑翔伞的教练员打破了。

  有人质疑，你一个企业家凭什么破人家专业的记录？不都说你攀珠峰是被抬上去的，这个滑翔伞不能往上抬，你是怎么破的？还比之前的记录高出这么多？

  在我之前中国滑翔伞的盘高记录是4700米，但我的起飞高度就是4500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要起飞就能破纪录，就看能破多少。

  又有人说，和你一样在4500米起飞，那些年轻人一定比你飞的高。

  还真不一定。

  我是登山运动员里为数不多会飞伞的，又是跳伞运动员里能同时登雪山的，两者又有互通之处，我有比较优势，就破纪录了。

  单个说，飞滑翔伞，我确实是年纪比较大的，和年轻人比，他们从1000米的地方起飞，能飞到2500米，我最多2100米。登雪山，我也是年纪比较大的，速度也比年轻人慢很多。但专业登雪山的，一般不飞滑翔伞，专业飞伞的不登雪山，我虽然两边都不怎么拔尖，但都喜欢。

  比如一个奥运冠军，他肯定身体素质好，但是到海拔3700米的拉萨，可能就趴下了，因为高反缺氧，这个没办法。但登雪山7000米以下是不吸氧的，我有过这个训练和经历。如果你没有，那可能到3700米都不行，更别说4500米了，而且我还是背着20公斤的伞包爬到4500米的地方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人在社会上竞争，各有所长，要想保持自我和进步，兴趣是非常重要的，但前提不是为了争强好胜，而是为了自己单纯的心态去做，说不定兴趣两两一叠加，反而有了比较优势。

  人为什么要登山？山就在那里

  有人说你不知道登山会遇到什么风险，为什么还要去？

  我的回答是，人总有一死，正因为可能遇到死亡的危险，才应该学会面对死亡。当然，冒险不是叫你去送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当死亡是目的，我们活着的人如何去面对生？

  想清楚这点以后，担心的反倒不是死亡本身了，而是在对这个世界还很好奇的时候，没有去做。你会发现，我们的各种恐惧来源于对生命的完整性的期待，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它的完整性，恐惧是在这。要是你一直前进，死亡就没那么可怕。

  当然，冒险不是让你去送死，正因为有死亡的危险，所以一定要做充分的准备，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准备是可以提前布局的，但很多情况危险是不打招呼突然发生在你面前的。

  我经历过很多次危险，有时候危险是瞬间就发生的，你也瞬间就必须对当下的状况做出决定，来不及反应危险这件事。往往是过去了，回想起来觉得很后怕。因为一瞬间的危险可能就是死亡了，死亡来了你害怕什么呢？没有害怕的时间。

  一次是2007年，我登瑞士的最高峰杜富尔峰，海拔四千六百多米，不高，还有教练带。但是快登顶的时候，要过一段刃脊上，很危险，教练跟我说，下面这段很危险，如果是你滑坠了，没问题，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我也可能出问题。如果我失足坠下去，你别跳错了方向，如果我坠到左边你一定往右边跳。你要是和我跳到一边，我俩就都完了。

  他说完，我一下就蒙了，心想之前可没做过这个思想准备，还走不走？最后我还是决定继续走，最后我们也成功登顶了

  你看，人生一直是有危险的，很多事情都是突然发生的，偶然发生的，你不可能预测到所有风险，但是你要有直面风险的勇气。

  还有一次，1999年登新疆的博格达峰，海拔五千多米，不高，但很凶险，还需要各种技术。那年我已经连续成功登顶了青海的玉珠峰，四川的雪宝顶，所以到了博格达峰就有点大意了。

  当时晚到了一周，进山的时候，原定一起登顶的台湾登山队已经放弃了，他们打好了安全绳，但最后冲顶失败了，就放弃了。

  我说你们放弃我不能放弃，就开始了一个人登顶。但往上爬了一大段路后发现上面的能见度非常差，强行登顶太危险，我也放弃了。但返回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安全绳被飞来的滚石砸断，而且那里非常陡，起码有45度倾斜，随时可能掉下去。1997年一个日本的登山队队员，就在返回时掉进这个冰缝活活卡死的。

  我当时就一个人，过的话，摔下去没人救，不过的话，等救援最快要两天，也没有补给。考虑良久，最后我决定，过。

  决定过的时候，我两条腿都在抖，不能这样走啊，得想法子镇定下来。我“啪”打了自己一耳光，还抖，再打一下，不抖了，人清醒了。然后我选择把对讲机也关掉，关掉所有幻想，不关就是给自己留了后路，就相当于是劝自己不要全力以赴，不能留任何退路。

  就这样一步一步，我突然觉得周围特安静，无风无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等终于到安全的地方，回过神才发现后背全湿了。风雪其实一直是在的，只是当注意力集中到一切都置身事外的时候，就觉得这世界上安静得只剩自己了。

  那次经历我毕生难忘。在大自然面前，什么企业家，什么成功人士，都只是蝼蚁，狂妄自大，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能活着回来的概率可能就是百万分之一，老天不可能再给第二次机会，所以自那之后，我再登山就非常听教练、队长的安排了，之后的七大洲最高峰，两次登顶珠峰，穿越南极北极，都毫发无损。

  这恰好证明在生命中，不是胆大就要冒险，而是既要胆大又要心细。这和经营企业是一样的。经历过这些后，在事业中，当别人只看到败的时候，我就越能看清翻盘的要害是什么。

  实际上，很多运动都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

  台湾发起过一项活动，叫“300”，三个100，跑100个马拉松，登100座3km上的山，献100次血。你会发现，跑马拉松也好，登山也好，这些运动最初可能有显摆自己的意图，但它们发展到后来，它已经不仅仅是运动，更是成为了一种精神，一种意志，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号召，带动新的风气，让人的生活态度都会改变的。

  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精神

  滑雪、飞伞、登山，前面参加这些运动，更多是个人英雄主义情怀作祟，而我真正的转变，是2013年到剑桥学习赛艇开始的。

  剑桥31个学院，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赛艇俱乐部，每个俱乐部又有一队二队三队，一般学生进到二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而每个俱乐部继续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才能进入校队。校队又分轻量级和公开级的男、女生赛艇俱乐部。

  剑桥安排我和学校轻量级俱乐部的队员一起划，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赛艇不存在个人的胜利，它讲的是如何把个人的能量发挥到最大，造就团队的胜利。

  赛艇一定是队里最弱的那个人，决定了团队的成绩。个人再强，有一个弱的，往往起的是反作用。因为赛艇的桨很大，如果不能及时出水，就不是桨划水，是水划桨了，桨会一下子被水冲到人的后面去，而且速度很快的情况是难以复位的，一个动作的失误就可能直接导致整个团队的失利。

  赛艇还讲互相信任。因为赛艇是背向前进的，桨手是看不到划行前方的情况的，靠的就是大家之间的默契和配合，赛艇时，行船速度时由最前面的赛艇手控制，方向则是由后面的赛艇手决定。只有大家相互配合，才有可能安全行驶。

  再一个，因为行进方向的不同，领先的队伍桨手是能看到落后的船队的，但落后的船队只能靠舵手告知与前面艇的距离，所以就要信任舵手。

  所以说，赛艇是没有明星的，是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它讲的是团队精神，利他主义。让最弱的队员发挥到最好，最强的队员做最大的忍让，形成一个整体。这就是赛艇运动的魅力。

  这对企业管理很有启发。从管理上来讲，赛艇就是一个团队的分工、协作、配合，如果不配合好，强也会变成弱。你发挥好协作优势，反而会很强。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无论是剑桥还是牛津，赛艇运动已经成为商学院中很重要的管理学课程了。

  人生中如果没经历过个人英雄主义，那肯定是假的，但一定要学会从个人英雄主义，过渡到团队意识，想着整体往前走，要有个人意识的进阶的。

  通过划赛艇，我明白了如何从个人英雄主义回归到集体主义，这也是后来我一直推广赛艇运动的原因，我主动和万科分离，让万科“去王石化”，就是希望万科的发展不是个人来推动的。

  自我认知改变，最深还是如何看待成功

  摆脱了个人英雄主义后，我回头再看什么是成功。

  32岁之前，我的人生更多是委曲求全的，想当外科医生，想当侦探，想当战地记者，但种种原因都无法实现。改革开放给了我一个选择的机会，机会来了，就要抓住，就大家的反馈来说，我做的还是不错的。

  但我没有选择一辈子就做商人。做商人，我不大有兴趣，我对探险感兴趣，所以后来去滑雪，登山，飞滑翔伞了。当然因为企业成功了，我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和物质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虽然人生理想和实际情况往往背道而驰，但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的职业，你都要把它做好，这是职业诉求，是职业精神。不能因为不喜欢，就做不好，这构不成理由。

  除了要有职业精神外，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该着力于建立制度，培养团队，传承精神，在你不在的时候，企业也能运转得很好。

  之前我说我给万科带来了什么：第一，选择了一个行业，房地产行业；第二，建立了一个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建立了一个团队；第四，创立了一个品牌。

  现代企业制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中国的传统文化，讲血缘关系，亲情关系，老乡关系，这连带着中国的现代企业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公司里拉帮结派、讲地缘、讲血缘，必须警惕这些。

  要摆脱这些，中国企业就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在万科建立企业制度的原因。万科的企业文化，三句话，六个字：简单，透明，规范。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希望这个文化能长久传承下去，让它成为支撑万科走得更好更远的原因。

  我为什么要“疏离”万科，一离开就是几个月？为的就是创造一种文化制度的传承，让万科缺了谁都可以，缺了王石也可以。

  一个成功的现代企业，靠的一定不是一个权威人物，而是制度、团队和品牌。如果企业对权威人物的路径依赖太大，一旦没有了这个人物，企业就会江河日下。

  不是灵魂太慢，而是脚步太快

  对自我的再认知，除了以上这些，也包括对中国文化的再认识，尤其经历了这次疫情。

  我在疫情期间特别活跃，去了两次日本，一次韩国，一次以色列，还去了一次美国，可能除了外交官、飞行员，疫情期间还没有人像我这么频繁飞行。

  结果就是这11个月里，我被隔离了4次，每次2周，加起来2个月。

  很多人觉得时间长，但换个角度想，我用2个月生理时间的隔离，换来了9个月物理时间的自由，很多人害怕隔离，却失去了11个月的自由。

  我为什么不担心隔离？其实十年前我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此话怎讲？十年前我到哈佛学习，那就是一个长久的隔离，三点一线，教室、图书馆、公寓，都是我一个人。后面到剑桥也是，到希伯来也是。所以突然到来的疫情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障碍。

  我甚至发现，十年前的留学经历能让我在疫情面前准备的这么好。还让我能静下来能利用好这段时间。

  最近一次在上海办结束隔离手续的时候，我说我想再申请延长一周。因为从行为心理学角度，形成一个新的习惯要21天，我这才14天，还差一周。

  当然这是调侃，但是我想说的是，疫情一发生，大家都急，都怕掉队，都着急赶路，都怕被停下，慢不下来。但我更愿意借这次机会放慢脚步，静下来。

  这次和我一起隔离的一位朋友 ，徐冰，他是中国著名的当代艺术家。我对当代艺术不懂，但想了解，他懂，就教我当代艺术。他不太运动，我就教他运动，也跟他讲健康管理。2周时间过得很快，我甚至觉得有些意犹未尽，这种深度交流，静下心旁无杂念的学习机会太难得了。

  2018年，我在以色列的希伯来修犹太文化后，发现犹太民族真的是世界上最会休闲的民族，但我们这个民族好像不大会休闲。

  我们天天讲996、白加黑、5+2，这个状态是不对的。第一，这样效率就能出来吗？第二，这是你的工作目的吗？你工作是为了让生活、家庭、后代更好，而不是为了事业牺牲一切。

  知己知彼，珍惜平视的机会

  1998年，中央电视台拍纪录片，把我评为二十年二十人之一，请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历。

  当时我说：回顾过去，想不到；面对未来，不确定。想不到个人，企业，国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但对未来，仍是不确定的。30年、40年的时候，我的回答同样是这样。

  但今年不一样，我的回答改变了。对过去，还是想不到，但是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对于一切的信心。

  发生了疫情后，我才发现，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属于中国真正波澜壮阔的海面才开始涌起。

  为什么疫情来了，中国处理的相对比较好？

  因为我们更多讲集体主义精神。在疫情面前这一点很重要。中国历朝历代对灾难都很重视的，这是一个传统文化。而控制疫情需要的不仅仅是你的科技实力、你的国家财力，更重要是文明的力量、文化的力量。

  当然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只是当出现疫情的时候，当文明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了。

  到了21世纪，我们都能感受到东西方文明出现了冲突。东西方文明来处不同，面对的问题也就不同。但作为人类共同体，我们是有共性问题的。

  我们人类未来面临最大的共性问题有什么？

  第一是核武器，外界最担心中美摩擦会擦枪走火，毕竟是两个核大国；第二是环境，气候变化威胁了人类的生存；第三就是文明冲突。冲突是差异的产物。但这个冲突从好的方面来说，就是交流的开始，表示一方开始正视另一方了。

  疫情发生后，为什么中国这么活跃？我隐约感觉到，中国和西方现在可以平视来对话了。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是仰视看他们的，现在能平视，说明对方开始尊重我们，我们要非常珍惜这个平视的机会。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果。

  未来，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更多不是看谁对谁错，更多是看如何形成共识，和我们自己也好，和西方也好。共识最好的结果，就是如何差异当中寻求大同。要比较差异。哪些是我们的优势？哪些是我们的不足？

  文化没有好坏之分，更重要的是理解之间的差异，哪些该吸收，哪些该结合，思考作为一个中国人，如何在全球文化中找到平衡。只有你是一回事了，你做什么，人家才正视你，疫情期间我对此体会太深刻了。

  未雨绸缪，才能在危机面前更加从容

  今年我第二次出国是寻求疫情防控物资，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全都是向全世界送中国的支援物资。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3月份塞尔维亚总统含着眼泪通过媒体感谢中国给他们捐助的试剂盒，就是我成立的猛犸基金会捐助的。

  去年我成立了两个公益基金，一个猛犸公益基金会，一个农村可持续发展基金会。

  猛犸是基因科技领域的公益基金会，是华大、万科、松禾、星河四家企业合作成立。原本我们只是和学校合作，建立基因测序实验室，聚焦生命科技方面的科普。

  在疫情前，我们已经和两家中学，一家大专，签订了合作建实验室的协议。原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但是疫情来了，我们先搁置这个计划，即刻做公益了。

  开始是准备对20家医院的实验室进行升级，或直接捐赠核酸测试实验室。当时有的实验室的酸检测能力一天测试量是500人份，我们能升级到1000人份；原来没有测试能力的，只要卫计委同意，我们可以捐建。

  最后捐到17家，卫计委各个系统拨了很多款，不需要我们再捐助了，我们就即刻转战国际，因为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了。

  我们第一个支援的国家是日本。当时我正好去日本出差，礼节性拜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孔铉佑大使，一见面他说我们有个难题，“钻石公主号”马上要解封了，但试剂盒不够，希望我们能援助一批。

  他们了解到最好的试剂盒是华大生产的。我跟孔大使说，那你就找对人了，我是华大基因联席董事长，可以帮你联系那边。

  但孔大使又说，日本要求得是瑞士标准的，如果不是瑞士标准，按照采购顺序，日本政府还没法付钱。

  我说，那你又找对人了，我还是猛犸基金执行理事长，据我所知，华大试剂通过了美国FDA审核，但没有申请瑞士标准，如果日本方面付不出钱，可以由我们支付。

  说好后，我赶紧联系汪建，他和孔大使通了15分钟电话，5个小时后，试剂盒就已经在香港机场备好，当晚就到了日本。我在日本的助手，万科总建筑师付志强，驾驶小货车直奔机场，压着一共12500人份试剂盒，和大使馆的两个参赞一起，火速送到了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

  送去后，大家觉得这是好事，都想报道。之前日本援助我们，不是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吗？现在到我们援助他们了，不是挺好吗？

  我说：绝对不能报道。

  我何尝不希望报道呢？但有所顾虑。一是，他们要的是瑞士标准，我们的试剂虽然通过了FDA认证，但万一他们说不行，那这是不掉链子吗？此外，咱们援助人家，还最先主动宣传，不太好。

  没想到一周之后，日本官员在推特上说，华大基因、猛犸基金会，在中国大使馆的联络沟通下，捐赠了一批试剂盒，试剂盒在研究所进行一系列检测，通过了测试，没有质量问题，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了。

  这个推特一发出来，即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在官网正式发布了这一消息。然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等主流媒体接连都发了。

  这一报道不要紧，全世界七十多个国家的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都说我们也需要，怎么办？我说，那就给吧。

  我们差不多给到四十个国家的时候，我说“打住”，不给了。

  不是给不起，而是本身捐试剂盒没有技术含量，和我们猛犸基金的宗旨不一致，我们应该再捐一些更有科技含量，有更大帮助的。

  那再捐什么？捐实验室。

  向日本捐赠试剂盒的第二天，我们就联系了WHO。WHO有国家卫健委官员在协调疫情的救治，他们建议我们援助欠发达地区，因为那些地方没有这方面的研发能力。后面不只是欠发达地区的国家了，我们还帮助了很多发达国家。

  我们第一个捐赠实验室的国家是塞尔维亚。4月初，塞尔维亚政府和我们在线上签署合作协议，委托我们在那边建设两座实验室。协议签好三天后，我们这边6位华大员工，组成一支技术团队，前往塞尔维亚支援。

  还有一个国家很值得说，加拿大。选的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为什么选择这里？这个实验室命名为“白求恩‘火眼’实验室”，这就是原因。

  半个世纪前，加拿大共产党派医疗队来支持我们抗日，白求恩给我们带来了现代化的医疗救治技术，那这么多年之后，面对这样大的挫折，我们当然要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传承和发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们专门联络到白求恩的家族，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将这座医院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

  再之后就是希腊、法国、西班牙，还有其他的国家，猛犸基金会一战成名。

  我想说的是，心态决定了格局，任何的不确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机会。

  猛犸基金会能从国内走向国际，这样未雨绸缪的底气，来自我们把黑天鹅事件当作灰犀牛事件来防范，提前布局准备，才能有后来的效果和局面。

  只要拥抱变化，就永远有你的时代

  再说乡村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去年我们基金会和延安大学合作成立了乡村发展研究院，院长聘请的是海闻教授，他是原北大副校长、现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

  我们走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智库乡村振兴研究。想要脱贫就需要培养人才，让他们来建设美丽新农村，但现在城乡还是有差距的，农村留不住能干的年轻人，我们就提出了“3+1”，什么意思？培养你回农村至少干三年，再多干一年更好，之后再回城市。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反哺农村经济。

  另一条是推出“明日地平线大讲堂”系列公益讲座。原定是由我一个月到大学讲一次课，扣除寒暑假，一年最多讲十次，一次听众3000人，那一共就是三万人。

  才讲了三次，疫情来了，线下肯定不能讲了，被迫转成网上视频直播。第一周做了四场直播，第二周做了五场，突然成了网红节目。现在线上已经直播了将近60次，一次平均收看20万人次，最多的接近100万，最少的也有6、7万。

  我就明白，网上直播虽然不能完全取代线下，但主流已经不是线下了，网上直播的频率比之前高多了。我们这一直播不要紧，抖音、快手都找过来了。后来开学了，我们又决定将大讲堂迭代为针对大学的线上教育课。

  现在我们又计划，明年和以色列的大学合作建设分院，把第一批学员带到以色列开分校。我们不是去当地访问游学，是直接在以色列建分院。

  虽然以色列用的是希伯来语，但语言不是问题，可以在网上教学啊，他们讲希伯来语，我们用同声翻译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想想看，疫情当然是坏事，但如果没有疫情，没有被逼到线上，这些都不可能发生。

  所以，疫情发生之后，我对未来同样要说的是三句话，六个字：出圈，交圈，直播。

  局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只不过从原来缓慢发生的变成了迅速发生而已。对传统企业，没有疫情你以后也不布局线上吗？不线上你就被淘汰掉，疫情就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出圈，必须要跳出舒适圈。尽管不舒服，但必须要改变。这种局面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像我这么大年纪了，但我的想法还是很积极的，主动拥抱线上直播，是不是？

  仅仅出圈也不够，还要有能结合各种可能性的能力。出圈不是目的，交圈才是。要主动交集你原来不熟悉的，但未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交圈中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直播。大家一说直播，就是说直播带货，这是误解，它体现的是你如何面对现在的大数据时代。

  从民族文化的血脉中汲取创新的力量

  什么叫大数据？

  我们的传统企业，你有没有文字化，有没有表格化，有没有数字化？都没有数字化，何谈大数据？

  1984年万科成立的时候，我投资的第一个设备就是一台苹果电脑，开始要求公司内部信息文字化、表格化、数字化，这是84年我的要求。前不久我和字节跳动谈这个事情，他们说你30年前要求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要求的。

  但光是有数字化的要求是不够的，你的认知也要达到同样的高度。

  举个例子，Tik Tok。最新的统计，在美国Tik Tok的点击量已经超过Facebook了。华为遭遇的是政府打压，而Tik Tok遭遇的不仅上至美国政府打压，更有下面美国公司蠢蠢欲动，为什么？

  华为、TikTok 面临的困境，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更深层次的矛盾造成的。尤其是TikTok 的背后，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问题，更是因为它代表着美国对于中国文化创新的恐惧。

  我们从根源看。

  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是语言。汉语差不多可以说是唯一的单音节发音体系，所以汉字才成为唯一的象形体系的文字。世界上很多文字最早都是象形的，但是因为大部分都是黏着语系，词性的变化靠音的变化，象形无法发展下去，大多逐渐转向了拼音文字，比如像英语就是。

  但汉字还是更多停留在象形阶段，是非常表意的，每个字都是一个故事，比如，“草字头”大抵和植物有关，“走之底”和很多动作有关。

  徐冰就是用“草字头”、“走之底”，以汉字为型，结合拉丁文，创造了4000多个“伪汉字”。这些字他不认识，我不认识，没有人认识，所以才叫《天书》。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创造了《地书》，不管你是何种文化背景，只要是被卷入当代生活的人， 都可以读懂这本书。

  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之处，不管你说什么语言，也不管你是否接受过教育，这些文字都平等对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要不都读得懂，要不都读不懂。

  就像现在是图像时代，厕所的标志，烟斗和高跟鞋，大家都能读得懂。

  谁最容易接受图像？中国人。当然西方也能接受。只是我们，因为我们思维方式更加形象，西方就更加抽象。

  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

  中国更加形象的思维和象形的文字，让我们更容易在图像时代想出点什么，创造些什么。字节跳动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它发掘出来，表达出来，创造了Tik Tok。这就是根源上，美国上下都打压Tik Tok的原因。

  但放在更广的维度来看，这意味着现在中国的水平已经走到了“Tik Tok阶段”，我们凭借中国独特的文化特征走到和先进国家平视的阶段。

  这是现在这批主流的90后，他们用互联网的思维无形结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创造出来的。

  我们必须带有自我革命的决心，重新认识自己，在市场中找到新的定位，再往前走，机会才是开始。

  现在是什么时代呢？是实体经济和网络经济相结合的时代，如果传统企业还停留在原地，就一定会被淘汰。

  但网络经济取代不了实体经济。传统企业如果被淘汰，绝对不是被网络巨头淘汰，淘汰你的，是掌握并能结合互联网思维的同行。如果你不结合，你会被结合的同行打败，像我们房地产行业，一定要非常密切关注左晖，关注贝壳。

  核心并不是不确定性本身，而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找到机会。

  总的来说，疫情带来的，更多不是不确定，而是无限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正在涌现。未来是互搭平台的时代，所以主动拥抱不熟悉领域吧，现在补课，一切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