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举办闭门研讨会，主题为“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会专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循环存在四方面特征：在需求格局上，越来越以国内为主体；在分配格局上，居民收入分配小幅下降；在生产结构上，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在内外格局上，呈典型的生产型进口特征。

　　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需考虑地方政府信用扩张、宏观杠杆率与金融风险、政策与科技的外溢性、国际收支等问题。与会专家建议，一是要约束地方政府信用扩张范围，调整财税关系，引导区域性竞争，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二是要处理好宏观杠杆率与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三是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四是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

　　构建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

　　我国经济循环现状呈现四个特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当前我国在需求、分配、生产结构和内外格局上存在以下特征：

　　在需求格局方面，越来越以国内为主体。从2007年与2018年的最终需求结构变化来看，出口占最终需求比重大幅下滑13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占最终需求比重分别提升6个、4个、3个百分点，出口需求下滑主要由资本形成和政府消费扩大所填补，居民消费增加不多，可能的原因是居民杠杆率越来越高，高房价挤压了城镇居民消费需求。

　　在分配格局方面，根据住户调查统计数据，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占比都小幅下降，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占比基本不变，而在再次分配后比重有所提升，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从各行业营业盈余占比来看，互联网、信息服务业、银行业和房地产业的盈余占所有行业总盈余的比重约为30%。

　　在生产结构方面，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2018年国民经济149个行业中，消费型行业68个，投资型行业22个，出口型行业58个。净进口行业主要有三类，为资源型产品、高技术产品、服务产品，分别对应资源不足、创新不足以及供给不足的问题，代表行业为石油行业、电子元器件行业以及航空运输行业。产业结构上，近十年制造业占比降幅较大，可能与间接融资高速发展带来的高负债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以及房地产价格上涨太快有关。

　　在内外格局方面，目前我国是典型的生产型进口，76%的进口产品和服务用于中间生产，进口集中度较高，排位前十的行业占比接近一半，包括电子元器件行业、石油、有色金属等行业。电子元器件行业、文化办公用品、仪器仪表等部分行业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都很高，这些行业不能简单以国内循环为主体，需要深刻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中才能发展。

　　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有之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迫在眉睫，需重点思考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信用扩张相关问题。有专家认为，新发展格局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真正堵点和断点，是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错配所演化出的地方政府信用扩张行为，这成为了资本和要素区域化流动的障碍。在新发展格局下，重点考虑三个问题：地方政府功能的定位，应成为投资型、经济型的政府，还是转换为主体功能区维护型的政府？如何解决目前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问题？如何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抑制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软约束所产生的潜在的、隐形的信用扩张冲动？

　　二是宏观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如果杠杆率持续处于高位，就意味宏观经济的脆弱性会越来越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也就相应偏高。中国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3月末的142.3%上升至2020年6月末的280.3%， 累计上升138个百分点。其中，政府部门杠杆率（58.7%）和居民部门杠杆率（59.1%）相对较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162.5%）相对较高。资本市场不发达是造成我国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实现杠杆率从保持基本稳定到逐步回落的过渡，最重要的是推动资本市场向纵深发展，通过金融创新来提升直接融资的占比。

　　三是政策与科技的外溢性问题。新冠疫情冲击下，除中国之外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进入了量化宽松进程，全球经济持续呈现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特征。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国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我们构成的挑战，特别是要重点关注美联储；另一方面，要应对国际社会数字化进程对中国未来经济运行可能构成的挑战，例如Libra等数字货币运作、欧盟公布的数字市场法案等，加快我国数字货币的推广速度和应用场景构建，加强监管。

　　四是国际收支问题。国际收支是双循环中重要领域，一方面，在出口占总需求比重明显下降情况下，要关注经常项目顺差、逆差变化情况；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安排非储备的金融项目，其主要与金融市场开放与境外投资机会有关，也与美国货币政策取向相关，是未来双循环格局中需要加以关注的重要指针。

　　政策建议

　　第一，约束地方政府信用扩张范围。一是要调整财税关系，具体涉及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重构；二是要打破地方政府通过本地城投公司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垄断模式，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性体系，引导区域性竞争；三是要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进行战略性“瘦身”，适当拓展央企的一些战略性功能，例如在服务于科技创新、产业链的现代化和高级化、国民经济的畅通运转等方面适当布局。

　　第二，处理好宏观杠杆率与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一方面需要货币政策在保持对经济修复进行支持基础上，采取合适举措，防止杠杆率继续快速上行。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在防范风险方面应更加灵活，例如对市场风险，尤其是近期市场反应比较强烈的债务违约要有适度的反应，要对2021年预期会显著上升的银行不良贷款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灵活防控，还应完善票据互换等工具来提升银行发行永续债的流动性和市场接受度，以弥补银行资本金缺口。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要完善债券市场法制，打击各种逃废债的行为，处置已有信用风险，防范新增信用风险，消除投资者疑虑。

　　第三，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占比。首先，在推进债券市场创新发展方面，可采取以下措施：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深化交易所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支持银行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加大资产证券化产品创新力度；扩大基础设施领域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范围，尽快形成示范效应；扩大知识产权证券化覆盖面，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其次，通过金融创新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和基础设施公募REITs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再次，机制设计上鼓励银行更多参与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建设，例如允许银行参与REITs产品的投资等。

　　第四，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首先，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特别是补充中小银行的资本金，才能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其次，除传统普惠金融支持外，货币政策未来长时间内应重点支持存在“卡脖子”科技创新产业以及绿色金融发展，例如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