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能够达到两位数，不排除当期杠杆率进一步回落；如果全年增速达到8%~9%，今年杠杆率升幅有望回落到个位数。

　　被低估的跨周期调节

　　去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除定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外，还提出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会议提出跨周期调节的重要背景是百年一遇的疫情大流行和经济大停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坚持生命至上，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了本土疫情传播，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去年一季度经济首次出现季度同比负增长。为此，中央提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这无疑属于传统的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的范畴。

　　自去年3月底本土疫情传播途径基本阻断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国内经济自二季度起如期反弹，前三季度累计增速转正。在此背景下，市场对于未来宏观政策走向开始出现较大分歧。特别是“跨周期调节”概念问世后，市场解读大都聚焦于稳增长与防风险的维度，甚至得出随着经济快速反弹，今年初经济复苏任务基本完成，宏观对冲政策退出的结论。

　　本来，宏观调控通常是逆周期调节，以平滑经济收缩与扩张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前述会议首提“跨周期”调节，显然是相对于“逆周期”而言。当然，“顺周期”也可以对应“逆周期”，但“跨周期”无疑比“顺周期”立意更加高远。

　　笔者早在去年8月中旬就在本报撰文指出，面对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收缩与扩张周期的快速转换甚至叠加，不能简单沿用传统的逆周期调节思路；跨周期调节既要避免对冲政策退出过迟产生更多后遗症，又要避免退出过快导致复苏夭折。9月底再次撰文强调，国际疫情发展和经济复苏仍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恢复的势头还需要进一步巩固，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货币政策宜多看少动。上述看法逐渐被事实所验证。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形势时指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会议强调，今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政策操作上不急转弯。

　　此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四季度例会上指出，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面临疫情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冲击，要加强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其实，过去一年，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既不能让市场缺钱，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也不能让钱溢出来，让市场搞钱生钱的投机交易。这在逆周期调节阶段本就考虑了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符合瞻前顾后、统筹兼顾的工作原则和方法。2020年11月初，央行更是明确表示，抗疫期间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是迟早的也是必需的，但退出时机和方式要根据经济恢复状况进行评估，不能仓促、不能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特别是不能出现“政策悬崖”。

　　相信，若干年后回看这次非典型经济衰退的政策应对，如果仅从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平衡的角度予以理解，将大大低估跨周期调节对于健全宏观调控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被捧杀的正常货币政策

　　2019年底，易纲行长首次撰文阐释了正常货币政策的内涵。文中提出，要保持正的利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未来几年，还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所羡慕的地方。文章强调，要做好“中长跑”的准备，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以维护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即使全球货币放水，中国也将坚持稳中求进、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

　　去年上半年，对货币政策极度宽松的预期，被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宏观政策留有余地的定调“打脸”。下半年，当强调加强监管，防止资金“空转”套利，且风险管理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以及要关注货币刺激后遗症，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的风声渐起后，货币紧缩预期又不断被强化，正常货币政策似乎成了货币金融条件只能紧不能松的代名词。

　　然而，笔者去年11月初在研报中指出，鉴于疫情上半场货币政策保持了定力，下半场退出也没有必要太迫切；鉴于2021年内外部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较多，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信心；要发挥金融调控双支柱的作用，通过宏观审慎与其他金融监管政策配合，打击资金空转，预防资产泡沫。12月初在年度策略会上更是预测来年货币政策不会像市场预想的那么紧。

　　去年宏观杠杆率的演进，也再次印证了经济稳、金融稳的逻辑。前三季度宏观杠杆率累计跳升24.7个百分点，但随着经济持续反弹，三个季度杠杆率环比分别上升13.9、7.1和3.7个百分点，升幅迅速收敛。预计四季度杠杆率环比将回落约0.5个百分点。如果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能够达到两位数，不排除当期杠杆率进一步回落；如果全年增速达到8%~9%，今年杠杆率升幅有望回落到个位数。

　　易纲行长在今年初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国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一直以来也没有“大水漫灌”，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退出问题较小。去年疫情冲击使GDP增长率较低，是我国宏观杠杆率，也就是总负债和GDP之比明显上升的主要原因。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放慢，预计今年可以回到基本稳定的轨道。

　　而早在去年8月底，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货币政策将以“三个不变”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即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不变；保持灵活适度的操作要求不变，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坚持正常货币政策的决心不变，我们没有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以及量化宽松这样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退出问题。

　　无论从政策性利率、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还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看，中国央行均拥有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并且，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不是攒着看的而是要拿来用的，但有需要，这些都能够成为央行的政策工具。

　　今年市场预期引导依然任重道远

　　去年12月份，M2和社融同比增速分别环比回落0.6和0.3个百分点。对此，有市场评论其不如预期。但去年新增社融34.86万亿元，其中新增人民币贷款20.03万亿元，与6月份易纲行长关于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的判断基本吻合。至于前期货币信贷多投放了，后期少投点，实属正常。况且，年末隔夜Shibor和DR007日均利率环比分别下降79和30个基点，显示市场流动性趋于宽松。前述“不如预期”的评语反映了市场与政策之间依然存在预期差。

　　预计今年市场对货币政策的许多提法和看法还会有较多分歧，对于货币政策传导形成挑战。例如，年初央行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M2和社融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而对于“基本匹配”，市场可能会出现多种解读。当然，有关部门已打了“预防针”，指出理解这一中介目标锚定方式要把握三点，一是“基本匹配”不意味着“完全相等”，二是要综合考虑名义经济增速、潜在产出和经济增速目标，三是“基本匹配”是中长期概念，不是短期概念。再如，如果国内通胀反弹，央行货币政策什么情形下才要做出响应，也可能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美联储去年8月份引入平均通胀目标制，提高了通胀容忍度，释放了更长时间维持货币宽松环境的信号。易纲行长在前述2019年底的文章中指出，不同国情对应着不同的通胀目标，1%到4%可能都是合理区间，比如说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年轻化经济体可选择3%或4%。此外，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能否降准降息，降准算不算是货币宽松信号，等等。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六稳”之一就是“稳预期”。有效管理和引导预期，对于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易纲行长在“十四五”规划建议《辅导读本》的“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一文中指出，要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和透明度，建立制度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这一看法切中要害。显然，央行这方面的工作依然艰巨，需要久久为功。另一方面，也需要市场回归常识和理性，尤其要避免将一些简单问题整复杂了。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