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目标在我国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宏观调控本身，而是已经深刻内嵌到了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例如，在国家远景战略和五年规划制定、财政预算和货币金融管理、宏观债务管理与金融风险防范、区域竞争与官员选拔等诸多领域，经济增长速度都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指标。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一种虽简单、但易行的宏观调控工具。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充分证明了其行之有效。笔者在与发达国家学者的交流中常常发现，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并非不想把GDP增长作为目标，而是对于这些已经处于或接近“经济增长前沿”的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增速已经很低、波动也相对不敏感，因而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参考意义变得有限。非不愿也，实不能也。

　　我国当前的人均GDP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距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是典型的“追赶型经济体”。因此，一方面，经济增长仍然是国家各方面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前提；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目标管理这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仍然能够做到基本有效。

　　（1）未来宏观经济管理指标将更多反映“质量”与“效益”

　　诚然，GDP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存在缺陷和不足。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经济跟踪监测与宏观经济管理中需要纳入更多反映“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发展效益”的指标，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碳排放与生态环境质量、人民生活便利度幸福度、社会保障覆盖广度与深度等。

　　目前，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在内的若干研究团队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展开课题研究，尝试提出适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指标目标体系。但不论在哪种方案中，GDP指标都仍然是一个关键性指标。

　　（2）调查失业率等指标尚无法替代GDP增速的作用

　　调查失业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等指标虽然被认为更市场化、与市场运行景气度联系更紧密，在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被广泛采用；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这些指标尚难以替代GDP增速的作用。

　　例如，因为超过2亿农民工群体未被有效纳入“调查失业率”统计口径，因而调查失业率指标反映劳动力市场景气度的能力难言完整，有时甚至可能出现系统性偏差。再如，由于住房等资产价格与CPI长期大幅偏离、猪肉价格周期“绑架”CPI、通胀高度结构化、通胀预期分化等因素，因而单独CPI等价格指标也不足以精准把握宏观经济景气度变化。

　　（3）GDP增速未来仍将是宏观调控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参考

　　总而言之，在更科学全面的指标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之前，不宜放弃GDP增速目标。否则，一是可能让涉及诸多部门的宏观经济管理“失锚”，增加协调困难，容易引发部门间冲突；二是可能滋生部分地方官员的懈怠情绪，出现越往基层越淡化经济增长的错误倾向。事实上，这两个弊端近年来已经出现了苗头，值得引起重视。

　　在具体操作中，国家层面可根据经济周期节点差异和宏观调控需要，对外选择公布或者不公布GDP预期目标。2020年，在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国内外经济形势面临极大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在五月份召开的两会上选择不对外公布GDP增速目标。

　　2021年和2022年，受疫情和基期因素的影响，一些经济指标仍将面临非常规波动，其所表征的真实经济含义可能复杂而隐晦。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也建议今明两年全国层面不对外正式公开GDP增速目标。

　　但必须明确的是：不对外公布GDP增速目标并不代表没有GDP增速目标，更不代表GDP增长不重要。实际上，预算赤字率等指标的背后，仍将隐含一定的GDP增速目标。专业人士对此都心知肚明。而且，“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实现也都内涵着一定的经济增长要求，与GDP增速相关的一系列数量指标至少在未来15年内，仍将是宏观调控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参考。各级地方政府切不可因国家层面不公开GDP增速目标而在促进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方面有所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