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两年里，世界各地的经济复苏，就像新冠疫情疫苗的分配一样，无法做到均衡。尽管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支持，经济风险仍然深重，这样的情况不仅适用于即将面临债务问题的前沿经济体，还适用于贫困日趋严重的低收入国家。目前，新冠病毒远没有得到抑制，民粹主义盛行，全球债务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政策常态化进程可能会不平均，这样的情况十分危险。

　　这样说不是为了否认过去一年中所有的好消息。有效疫苗在最短时间内问世，比大多数专家原本预测的早得多。随着大量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出回应，疫情有望走向终结。而且公众已经学会如何更好地应对病毒，不管有无国家权力机关的帮助。

　　但是，尽管全球经济增长结果已经比人们在疫情早期预测的好得多，目前的经济衰退仍然是灾难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和日本将在今年下半年才能重回疫情前的生产水平。同样，欧元区和英国将在2022年才能达到这一程度。

　　中国经济却远超其他国家，预计到2021年底，中国经济将比2019年底增长10%。但相反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回到疫情之前的发展水平。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21年底，新冠肺炎疫情伴随着大规模的食物紧缺，将会导致额外的1.5亿人陷入极端贫困。

　　这样差距悬殊的表现与疫苗供应的时间安排有很大关系。在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疫苗预计将在2021的年中大规模使用，但在更贫困的国家，人们可能要等到2022年或者更久。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间在宏观经济支持层面的惊人差距。新冠危机期间，发达经济体中，额外的政府开支以及减税几乎平均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贷款和担保金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反，在新兴经济体中，增加的政府开支和减税大约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贷款和担保金只占到3%。对于低收入国家，直接的财政支持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担保金几乎为零。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相比于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拥有相对稳健的资产负债表。但在危机期间，但这些新兴经济体担负了绝大多数的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并因此变得更加脆弱。要不是当时发达国家提供了接近于零的利率，许多新兴经济体都将会深陷困境。即使这样，当时仍发生了一连串的主权违约事件，其中包括阿根廷，厄瓜多尔，和黎巴嫩等国。

　　实际上，新一轮的“缩减恐慌2.0”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如果它发生了（或者说，当它发生之际），遭受冲击的将不只是新兴市场。2013年的“缩减恐慌”发生，是因为美联储当时开始暗示，有朝一日它将使其货币政策正常化，这导致大量资金从新兴市场中外流。而这一次，美联储极力暗示，在长时间内它不计划提高利率，它甚至引入了一个新的货币框架，该框架保证了美联储将持续“加紧油门”，直到失业率达到极低水平。

　　这样一种政策完全合理。2008年后，我一直认为，在一个债务水平高且生产水平不理想的环境下，如果允许通胀率暂时高于美联储定下的2%的目标，这其中利远远大于弊。毕竟，最近一年内，美国已有900万人失业。

　　但如果美国在今年夏天之前完成了其疫苗供应的目标，并且新冠肺炎病毒突变得到了抑制，美联储很有可能放弃其零利率政策，大幅提高利率。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因为美国人民已经积累了巨额的储蓄储备，这一方面由于资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由于许多人选择将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存进银行。

　　世界各国的超低利率政策有助于预防长期的负面后果，但对于包括“科技巨头”公司[1]在内的许多大公司来说，这些他们并不需要的经济支持却在帮助他们大幅抬高自己的股价。这必然会激起民粹主义者的愤怒（从一些美国政客对最近“游戏驿站”股价战的反应就可以窥知一二）。

　　目前，通胀率可能会持续处于低水平，但如果需求猛增，也可能导致通胀率升高，从而使美联储比目前计划提前提高利率。这一举措给资产市场带来的涟漪效应将区分出强者与弱者，并且对新兴市场的打击尤其严重。同时，各国的决策者（甚至是美国决策者）最终将不得不接受破产和重组的情况增多。经济复苏的浪潮必然会来，但不一定所有人都会“水涨船高”。

　　Translated by Jingyi Zhao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

　　本文来源于报业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