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春节，我和家人到上海附近的湖州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过年。此地东临太湖，三面环山，凭借美丽的山水和热情的服务，每年吸引400多万的游客，尤以上海人为最，故又名“上海村”。

　　我们住的民宿叫“远方的家”，紧邻霸王潭景区，相传楚霸王项羽曾在此饮水沐浴。周围山峦连绵，绿竹茂密，溪水叮咚，幽静之至，是个漫步静思的好去处。

　　风雨交加的2020年已然过去，中国依靠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社会遵从性以及个体自控力，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这背后有制度原因，更有文化原因。

　　在“远方的家”，情不自禁想到了和家有关的文化问题。

　　在全世界，家都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中国人对家更为重视，对家的意识也更为自觉。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家文化。

　　中国有四大传统节日，都和家有关。清明节扫墓礼敬祖先，端午节最初是南方吴越先民拜祭龙祖、祈福辟邪的节日。中秋节以月圆映照家圆，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于一岁之首祭天地、拜祖先，除夕夜吃团圆饭，初一给长辈拜年，充溢着浓郁的家的味道。

　　中国的伦理道德、文化价值、社会秩序，也都由家而来。中国从周朝开始就有“亲亲尊尊”的礼制，将“亲之统”和“尊之统”融为一体，从此走上一条非宗教化的人文道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从亲亲到孝悌，到仁爱，再泛及天下，这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秩序。

　　西方的节日更多围绕着基督的降生、复活等，如圣诞节和复活节，这是一种此岸和彼岸的二元模式。西方的德性是“智慧、正义、勇敢与节制”，是“信、望、爱”，是建立人和上帝的关系。

　　而中国文化中，生活的意义不在彼岸在此岸，所谓“道不远人”“砍柴担水，无非妙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中国的德性是“仁义礼智”，用孟子的话，仁的实质是侍奉父亲（事亲），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从兄），智的实质是明白这两方面的道理而不背离，礼的实质是在这两方面不失礼节。可见中国的德性源于家庭伦理，孝是“德之始”，孝悌是“仁之本”。

　　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控制与社会运行，靠的就是家国同构的系统。

　　家和国的伦理要求是一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基础是家，扩展为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和治国相通，移家为国，移孝为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史学家钱穆曾说，中国人的人道观念便是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

　　中国为何有如此浓厚的家文化？和古代农耕文明的特征是分不开的。农耕时代安土重迁，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劳作单位，一个小型社会，个人只有依附于家族才能获得认同。家族中又涉及夫妻、父子、兄弟等各种关系，必须靠一套规则才能确保家族的完整与正常的运转，这就是孝悌之道，即要求亲人之间忠恕相待，爱敬相与。

　　近代以来，家国同构、家国同一的中国价值体系，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爱有等差”“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传统礼教原则，在新文化运动中轰然倒塌。陈独秀等人指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全国每一个人都变成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主思想、没有个人权利的奴隶，必须彻底推倒，“儒教不革命，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

　　陈独秀一代启蒙者，用民主和科学的尺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提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他们不是从“家”与“国”的关系出发，而是从个人的权利出发，来启发国民的伦理觉悟。“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把人的解放与国家的振兴联系起来。

　　新文化运动后，作为一种习俗，家文化在中国依然不断延续，但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家的优先性受到了巨大挑战，个体平等、个体解放、个人权利、个人本位等等价值，则得到了扩张和弘扬。

　　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至今，一个百年已经过去。

　　今天我们如何来理解家的文化价值？

　　2020年的新冠疫情冲击，可能是重估世界各国文化价值的一个里程碑。

　　为什么中国在率先遭受冲击时，能迅速表现出社会凝聚和社会遵从？而个人的自由权利至上的美国却始终无法形成共识，并展开一致行动？

　　中国公益领域著名专家庄爱玲博士2020年在哈佛大学进修，见证了新冠疫情下美国社会的响应过程。

　　她的看法是，美国立国之初建立的权力制衡系统，在200多年后已经无法有效回应很多紧急事件。美国除了军事、外交等，在国内事务上主要是地方政府做决定，联邦政府不能随便向地方下达行政令。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将“治安权”（police power）分解给了各州政府，在公共卫生危机下对民众行为进行管理。联邦政府可以发布全国性“居家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的建议，但只有各州才能真正发布强制性行政命令。如果联邦政府要插手处理危机，要先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而这要事态严重到一定程度方可，之后联邦政府可以动用国民卫队，将联邦资金分发给地方政府，等等。

　　美国的权利制衡结构是有原因的。美国立国的大背景，是从欧洲来的新移民无论如何不想再受一次在旧大陆受过的压迫，同时他们也反抗英国对新大陆的自治要求进行压制，所以新移民把“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要想尽各种办法把可能对他们施加影响的政府权力进行横的、纵的分割，加以制衡，以维护个体的“天赋人权”。

　　分割与制衡的好处不言而喻，但世事无绝对，分割与制衡也有局限和弊端。美国的拥枪问题，以及在疫情下无法迅速形成统一行动，都是其表征。

　　庄博士说，在波士顿的华人社区，感染新冠疫情的很少，因为他们都戴着口罩，尽量不外出不集会。这说明华人的文化不是个人本位，而是把对自己、对家庭的责任看得更重要，这是一种责任本位。

　　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我们再回家，再省思家的文化，当会有更多平和与自信，也可以更客观全面地看待东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

　　总体看，现代社会和现代化进程是以个体的独立、平等、自由为本位的，但个人本位发展到不加限制，以我为大，唯我独尊，便会走向异化。

　　此时来看，中国的家文化并未过时，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家既是生活的港湾，也可以重构为现代价值观的关键要素和意义来源。

　　在中国的家文化中，个体不是单独的人，而是一群生命中的一个，和其他生命相关联。生命与生命之间是相互扶持、相互尽责的关系。责任和义务是第一位的。这种担责、尽责的意识，促进了家庭的和谐，也锻造了重视子女教育、礼乐诗书传家的文化，这都会成为促进发展的社会资本。

　　在中国的家文化中，“仁爱为本”可以推及到更广范畴，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为公”。梁漱溟说“中国人是富于世界观念的”，《六韬》中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归之”。也就是说，家的观念并不狭隘。要成就真正的“文明型国家”，必须坚持“四海一家”的大同胸襟，而非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中国的家文化中，家不单单是小家，是家乡，还是大家，是国家。

　　牛年伊始，碧桂园推出了三支人物影片，分别对应小家、大家和国家，传递家的温暖与责任。

　　“小家篇”中的爸爸是一个普通上班族，他有两只手表，一块工作手表，一块亲情手表，女儿画在他手腕上，提醒他早点回家。春节时刻，忙碌了一年的他，终于在除夕夜排除万难，准时回到家中和妻子女儿相伴。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在门口站立良久，只为调整好状态，进门时露出笑脸。

　　这是每一个为了家而拼搏的普通人带给我们的温暖瞬间。

　　“大家篇”中的老李是一位物业管家，他业务娴熟，平时一丝不苟，在心里默默记下每家每户的需求。当他发现小朋友的护士妈妈因为加班还没有回家，就暖心地为小朋友送上了一个小雪人，让等待的心在冬夜变得充实。老李守护的是每一个业主的家，是大家。医生护士，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电力抢修工人，无数像老李这样为大家服务的人，都是家的战士。

　　“国家篇”中的郎平，61岁的年龄，该退休了，却因为东京奥运会延迟，决定不退，即使带着一身伤病，也要在训练场上坚守岗位，为国家而战，打好最后一战。

　　从大名鼎鼎的郎平到物业管家老李和上班族爸爸，每个人都像战士一样在战斗，守护最珍视的家园——小家，大家，国家。

　　从“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到向每一个美好家园的建设者、守护者致敬，碧桂园的文化价值也在升华。

　　中国有接近4.5亿户家庭，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家庭户平均有5.3人，1990年缩减到4.0人，2010年缩减到3.1人，2012年缩小为3.02人。

　　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得中国家庭成员的关系没有以前那么复杂了，但追求家庭幸福和每个家庭成员的自我实现，构建民主平等和谐的新型家庭关系，把个体自主和家庭责任相结合，这一基本趋势不会改变。

　　从亲人之爱到社会之责、天下之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要义也不会改变。

　　家是中国生命意义的起点，也是慎终如始的奋斗与相伴过程。

　　家给了你力量，你也给了家力量。

　　你一往无前，因为家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