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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百年回家 你一往无前,因为家在身后

2022-06-07 编辑:网站编辑 有842人参与 手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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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年春节,我和家人到上海附近的湖州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过年。此地东临太湖,三面环山,凭借美丽的山水和热情的服务,每年吸引400多万的游客,尤以上海人为最,故又名“上海村”。

  我们住的民宿叫“远方的家”,紧邻霸王潭景区,相传楚霸王项羽曾在此饮水沐浴。周围山峦连绵,绿竹茂密,溪水叮咚,幽静之至,是个漫步静思的好去处。

  风雨交加的2020年已然过去,中国依靠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社会遵从性以及个体自控力,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这背后有制度原因,更有文化原因。

  在“远方的家”,情不自禁想到了和家有关的文化问题。

  在全世界,家都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中国人对家更为重视,对家的意识也更为自觉。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家文化。

  中国有四大传统节日,都和家有关。清明节扫墓礼敬祖先,端午节最初是南方吴越先民拜祭龙祖、祈福辟邪的节日。中秋节以月圆映照家圆,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于一岁之首祭天地、拜祖先,除夕夜吃团圆饭,初一给长辈拜年,充溢着浓郁的家的味道。

  中国的伦理道德、文化价值、社会秩序,也都由家而来。中国从周朝开始就有“亲亲尊尊”的礼制,将“亲之统”和“尊之统”融为一体,从此走上一条非宗教化的人文道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从亲亲到孝悌,到仁爱,再泛及天下,这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秩序。

  西方的节日更多围绕着基督的降生、复活等,如圣诞节和复活节,这是一种此岸和彼岸的二元模式。西方的德性是“智慧、正义、勇敢与节制”,是“信、望、爱”,是建立人和上帝的关系。

  而中国文化中,生活的意义不在彼岸在此岸,所谓“道不远人”“砍柴担水,无非妙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中国的德性是“仁义礼智”,用孟子的话,仁的实质是侍奉父亲(事亲),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从兄),智的实质是明白这两方面的道理而不背离,礼的实质是在这两方面不失礼节。可见中国的德性源于家庭伦理,孝是“德之始”,孝悌是“仁之本”。

  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控制与社会运行,靠的就是家国同构的系统。

  家和国的伦理要求是一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基础是家,扩展为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和治国相通,移家为国,移孝为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史学家钱穆曾说,中国人的人道观念便是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

  中国为何有如此浓厚的家文化?和古代农耕文明的特征是分不开的。农耕时代安土重迁,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劳作单位,一个小型社会,个人只有依附于家族才能获得认同。家族中又涉及夫妻、父子、兄弟等各种关系,必须靠一套规则才能确保家族的完整与正常的运转,这就是孝悌之道,即要求亲人之间忠恕相待,爱敬相与。

  近代以来,家国同构、家国同一的中国价值体系,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爱有等差”“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传统礼教原则,在新文化运动中轰然倒塌。陈独秀等人指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全国每一个人都变成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主思想、没有个人权利的奴隶,必须彻底推倒,“儒教不革命,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

  陈独秀一代启蒙者,用民主和科学的尺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提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他们不是从“家”与“国”的关系出发,而是从个人的权利出发,来启发国民的伦理觉悟。“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把人的解放与国家的振兴联系起来。

  新文化运动后,作为一种习俗,家文化在中国依然不断延续,但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家的优先性受到了巨大挑战,个体平等、个体解放、个人权利、个人本位等等价值,则得到了扩张和弘扬。

  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至今,一个百年已经过去。

  今天我们如何来理解家的文化价值?

  2020年的新冠疫情冲击,可能是重估世界各国文化价值的一个里程碑。

  为什么中国在率先遭受冲击时,能迅速表现出社会凝聚和社会遵从?而个人的自由权利至上的美国却始终无法形成共识,并展开一致行动?

  中国公益领域著名专家庄爱玲博士2020年在哈佛大学进修,见证了新冠疫情下美国社会的响应过程。

  她的看法是,美国立国之初建立的权力制衡系统,在200多年后已经无法有效回应很多紧急事件。美国除了军事、外交等,在国内事务上主要是地方政府做决定,联邦政府不能随便向地方下达行政令。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将“治安权”(police power)分解给了各州政府,在公共卫生危机下对民众行为进行管理。联邦政府可以发布全国性“居家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的建议,但只有各州才能真正发布强制性行政命令。如果联邦政府要插手处理危机,要先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而这要事态严重到一定程度方可,之后联邦政府可以动用国民卫队,将联邦资金分发给地方政府,等等。

  美国的权利制衡结构是有原因的。美国立国的大背景,是从欧洲来的新移民无论如何不想再受一次在旧大陆受过的压迫,同时他们也反抗英国对新大陆的自治要求进行压制,所以新移民把“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要想尽各种办法把可能对他们施加影响的政府权力进行横的、纵的分割,加以制衡,以维护个体的“天赋人权”。

  分割与制衡的好处不言而喻,但世事无绝对,分割与制衡也有局限和弊端。美国的拥枪问题,以及在疫情下无法迅速形成统一行动,都是其表征。

  庄博士说,在波士顿的华人社区,感染新冠疫情的很少,因为他们都戴着口罩,尽量不外出不集会。这说明华人的文化不是个人本位,而是把对自己、对家庭的责任看得更重要,这是一种责任本位。

  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我们再回家,再省思家的文化,当会有更多平和与自信,也可以更客观全面地看待东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

  总体看,现代社会和现代化进程是以个体的独立、平等、自由为本位的,但个人本位发展到不加限制,以我为大,唯我独尊,便会走向异化。

  此时来看,中国的家文化并未过时,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家既是生活的港湾,也可以重构为现代价值观的关键要素和意义来源。

  在中国的家文化中,个体不是单独的人,而是一群生命中的一个,和其他生命相关联。生命与生命之间是相互扶持、相互尽责的关系。责任和义务是第一位的。这种担责、尽责的意识,促进了家庭的和谐,也锻造了重视子女教育、礼乐诗书传家的文化,这都会成为促进发展的社会资本。

  在中国的家文化中,“仁爱为本”可以推及到更广范畴,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为公”。梁漱溟说“中国人是富于世界观念的”,《六韬》中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归之”。也就是说,家的观念并不狭隘。要成就真正的“文明型国家”,必须坚持“四海一家”的大同胸襟,而非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中国的家文化中,家不单单是小家,是家乡,还是大家,是国家。

  牛年伊始,碧桂园推出了三支人物影片,分别对应小家、大家和国家,传递家的温暖与责任。

  “小家篇”中的爸爸是一个普通上班族,他有两只手表,一块工作手表,一块亲情手表,女儿画在他手腕上,提醒他早点回家。春节时刻,忙碌了一年的他,终于在除夕夜排除万难,准时回到家中和妻子女儿相伴。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在门口站立良久,只为调整好状态,进门时露出笑脸。

  这是每一个为了家而拼搏的普通人带给我们的温暖瞬间。

  “大家篇”中的老李是一位物业管家,他业务娴熟,平时一丝不苟,在心里默默记下每家每户的需求。当他发现小朋友的护士妈妈因为加班还没有回家,就暖心地为小朋友送上了一个小雪人,让等待的心在冬夜变得充实。老李守护的是每一个业主的家,是大家。医生护士,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电力抢修工人,无数像老李这样为大家服务的人,都是家的战士。

  “国家篇”中的郎平,61岁的年龄,该退休了,却因为东京奥运会延迟,决定不退,即使带着一身伤病,也要在训练场上坚守岗位,为国家而战,打好最后一战。

  从大名鼎鼎的郎平到物业管家老李和上班族爸爸,每个人都像战士一样在战斗,守护最珍视的家园——小家,大家,国家。

  从“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到向每一个美好家园的建设者、守护者致敬,碧桂园的文化价值也在升华。

  中国有接近4.5亿户家庭,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家庭户平均有5.3人,1990年缩减到4.0人,2010年缩减到3.1人,2012年缩小为3.02人。

  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得中国家庭成员的关系没有以前那么复杂了,但追求家庭幸福和每个家庭成员的自我实现,构建民主平等和谐的新型家庭关系,把个体自主和家庭责任相结合,这一基本趋势不会改变。

  从亲人之爱到社会之责、天下之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要义也不会改变。

  家是中国生命意义的起点,也是慎终如始的奋斗与相伴过程。

  家给了你力量,你也给了家力量。

  你一往无前,因为家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