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钱智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020年两会期间，“直达性”经济政策创新成为新亮点之一。随着货币政策强调“直达实体经济”，财政政策强调“直达市县基层”，纾困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工具箱亦有望顺势扩容。我们认为，纾困中小微企业，关键在于降低刚性成本。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由于刚性成本相对更高、现金流韧性更低以及末梢更为脆弱，中小微企业在应对成本压力时存在先天短板。基于此，两会期间推出的一系列“直达性”政策措施，有望针对性地修补上述短板，进而收获实效。更为重要的是，放眼长远，“直达性”政策工具的落地，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同机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的强化升级为代表，新一批政策协同点或将出现，在绕过“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同时，务实推动中小微企业纾困政策进一步下沉化、长效化。

　　纾困中小微企业，关键在于降低刚性成本。对于2020年中国经济的“六稳”“六保”，纾困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是核心发力点之一。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以租金、薪酬、税费为代表的刚性成本对实体经济的压力持续凸显。而受制于三大因素，中小微企业在应对这一压力时存在先天短板。

　　第一，刚性成本相对更高。根据Wind数据，截至2020年4月，较之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创造每单位营收所依赖的自有资产仅为近50%，而所需的人力则为1.9倍。由此，以私营为主的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轻资产、重人力”的经营特征，决定了其需要相对更多地租用设备场地、雇佣员工，刚性成本占比相对更高，更难以调整缓冲。

　　第二，现金流韧性更低。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增速的下滑会对私营企业的资金周转产生显著压力。例如，2017年至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0.8个百分点，私营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收期由28.8天上升至43.8天。由此，在中性情景下，假设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能够维持于3%左右，那么在不考虑纾困政策效应的条件下，私营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收期料将显著拉长，并进一步逼近大部分中小微企业的现金储备红线（3个月）。

　　第三，末梢更为脆弱。从结构来看，聚集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家政维修等）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是整个中小微企业体系的末梢，也是吸纳中低收入人群就业的重要载体。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这一末梢的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我们以CPI分项中的家庭服务、邮递服务、衣着加工服务的同比表现均值，作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价格的指示信号。数据显示（详见附图），今年1月至今，劳动密集型服务的价格增速已经低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并且明显弱于同期CPI的整体水平。这表明，相较于整体经济，当前总需求不足对此类小微企业的冲击更为严峻；相对于成本，此类小微企业的收入下降更快。由此，这类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对刚性成本的支付能力进一步弱化。

　　降低刚性成本，“直达性”政策组合有望实现精准突破。从今年两会政策信号来看，围绕降低中小微企业的刚性成本，新一轮政策正在进行“直达性”的部署和发力。其一，针对刚性成本负担问题，加码减税降费，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同时多种途径减免或降低租金、用电、通讯等经营成本。其二，针对现金流韧性问题，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根据近日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讲话，这些工具将包括：1）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2）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3）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4）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5）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其三，针对末梢脆弱性，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使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同时激活各类结余、沉淀资金，用于惠企利民。上述“直达性”政策组合紧扣中小微企业的关键短板，在三个层面同步发力，有望在纾困中小微企业、保市场主体层面收获实效。

　　基于“直达性”工具，“货币-财政”政策新协同或将形成。从全局视角来看，基于上述“直达性”政策组合，我们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或将构建一批更加触及微观、重心下沉的新协同点，也为日渐激烈的政策搭配争论提供一个务实的解题思路。其中，根据目前的政策基础和现实国情，我们预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有望率先成为此类协同点。

　　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是打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举措之一，尤其是对远离直接融资的小微企业尤为重要。我国目前虽然构建了三层融资担保组织体系，但是较小的资本金规模制约了其实际作用。借助“直达性”政策组合，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望在这一点聚力突破。一方面，财政资金“直达”基层之后，或将适度补充政府性担保机制的风险“补偿池”，从而用好融资担保机制的放大倍数，服务更多中小微企业。另一方面，在“补偿池”扩容的基础上，一行两会或可提供便利性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此举不仅可以直接补充资本金缺口，并且由于外部战略投资者的进驻，政府性担保机构有望在保持国有资本控股的前提下，进一步通过发行债券、资产重组、IPO等方式，更广泛地运用资本市场资金。基于此，政府性担保机制的资本约束被双向打开，对中小微企业的增信、输血功能有望显著增强。基于上述的政策协同，推演至全局，一方面，得益于增信环节的强化，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投放力度有望切实扩大；另一方面，得益于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的健全，扩张中小微企业信贷对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压力将系统性下降，提升了专项金融支持的可持续性和覆盖面。由此，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全局将得以进一步盘活。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上述“货币-财政”政策新协同机制最终落地，其与美国针对中小微企业的“主街贷款工具”（Main Street Lending Facility）相比，既存在相似点，也具有差异性。一方面，相似点在于采用“政府+市场”的方式调节信贷配置。在“主街贷款工具”中，美国财政部出资提供担保，美联储出资提供杠杆。而对于贷款的流向、风险的评估，则由银行的出资方向、出资份额进行市场化调节。在上述中国模式中，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资源起于财政货币政策，但是最终由市场配置，避免了粗放式政策调控对市场效率的扭曲，使该项举措能够有望成为一项常规性、长效化措施。另一方面，不同点在于央行独立性的取舍。在“主街贷款工具”中，美联储跟随美国财政部出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在上述中国模式中，财政出资金直接参与，央行“出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并未导致央行流动性的被动投放，绕过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巨大争议，更易于在中国政策环境下加以务实推进。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