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探讨地摊经济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付一夫
最近几天,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
媒体报刊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地摊经济的讨论;微信好友之间,诸如《城市地摊财富秘籍》、《如何摆地摊赚钱》之类的文档竞相传阅;曾经追着摊贩满街跑的城管,现在热烈盼望着摊贩们“重出江湖”了;就连五菱宏光、广百股份、小商品城、银都股份等一系列“地摊经济”概念股都一路飘红,集体大涨……
ink="">地摊经济的现象级蹿红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都要感谢总理的两次点赞。特别是在6月1日考察完烟台的一个老旧小区之后,总理深情地说道:
“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一度被大众视为“边缘经济”的摆地摊,而今正在往C位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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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不是新生事物,古往今来皆有之。
在我国,地摊经济几乎贯穿了上下五千年的朝代更替和商业更迭,文化底蕴极其深厚。虽然小摊贩们在大多数时间里的社会地位都颇为低下,但他们却是货物流通乃至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亦是社会繁荣的直接体现。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专门做小买卖赚钱的群体,《周礼·地官·司市》中讲到的“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便是关于摊贩较早的记载。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卖炭翁》中脍炙人口的名句“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也是对地摊经济的真实描述。
到了宋朝,由于商业活动的增加与政策上的放宽,城镇和乡村集市均可随处摆摊开店,营业时间不受限制,官府不但不予干涉,反而明令保护。乾德三年,宋太祖就专门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小贩们的热情因此被大大激发,大街买卖昼夜不绝。
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生动地描绘出各种各样摊贩的形象,无论桥头、城墙边还是街道旁,无论剃头的、卖甘蔗的、卖菜的还是叫卖各种小吃的,应有尽有,店铺夜市不可细数,经济的发达、城市的魅力与当地的生活气息统统尽收眼底。
到了当代中国,地摊经济同样遍布于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就讲述了主人公如何通过“鸡毛换糖”这一流动贩卖方式改变命运的故事——这亦是一部大时代的缩影,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都是像剧中的主人公那样,通过卖茶叶蛋、大碗茶、修理物件等方式来完成财富的最原始积累,并逐渐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然而自2008年开始,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的热潮,很多地方都把“城市形象”视为一项重要的KPI,而最接地气的地摊经济反而开始变得“不入流”,最终难逃被禁止和驱赶的命运。那时候的小摊贩们,一面小心翼翼地经营着生意,一面还要时刻紧盯着城管的动向,做好与城管“斗智斗勇”的准备。
在民众眼里,小摊贩与城管之间,从“猫捉老鼠”到暴力对抗的一幕幕市井短剧已是习以为常,可到最后,随着“地摊经济”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城市的确变整洁了,城市里的烟火气和生活味儿却淡了许多。
虽经风雨飘摇、命运多舛,但地摊经济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如今,在总理的肯定和支持下,地摊经济已然重焕生机,并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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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能够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必然有其优势所在。
首先,它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成分。
众所周知,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也是国民经济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地摊经济又是民营经济中的典型,其经营形式上的灵活自由,宛如毛细血管,一般渗透至经济社会运行之中,增加了城市的活力,便利了居民生活。
更重要的是,地摊经济显著促进了就业。那些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离开了土地的农民甚至不少在职的员工,很多都会参与到摆卖地摊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开辟新的收入渠道。这种自发的就业方式,实实在在地缓解了就业压力。例如总理点赞的成都,一夜之间以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拉动了10万人就业,这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恢复过程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其次,它真正迎合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尽管不少大城市里商圈林立、车水马龙,地铁上随处可见动辄几千上万元的iPhone手机,但我国“还有6亿中国人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部分人可能不会去大型商场买一件几百块钱的衣服,却会很乐意在地摊上买一件经济实惠又合身的服饰;他们也可能不愿意花二三百块钱去下一顿馆子,但闲暇之余会乐意去吃一碗几块钱的烤冷面或者豆腐串。
从这个角度看,地摊上的产品琳琅满目,服装、手包、水果、日常用品等均有涉及,并且价格不贵,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丰富了消费市场的商品供给,在迎合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的同时,激发其消费意愿,进而带动国内消费市场发展。
再次,它是一种低门槛的创业形式。
在我看来,并非讲着深奥的商业模式、拿着高大上的BP、到处去参加项目路演找投资人才配叫 “创业”,摆地摊本质上也应该算创业的一类。相比其他类型的创业,摆地摊的门槛更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而且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而他们在完成自就业的同时,还为城市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与“大众创业”的精髓也是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其中一部分从业者还塑造了自身强大的抗压能力和谋生能力,以及灵活的创业思维和经营策略,进而有可能将一个小小的摊铺逐渐发展为知名大企业。纵观世界商业史,很多企业巨头、业界大亨都是从走街串巷的贩夫走卒起家的,典型如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他就曾在北京中科院的门前“练过摊”,售卖电子表、旱冰鞋、运动短裤和家用电器。
最后,它能展现当地文化特色。
从社会学角度看,地摊经济可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让游客和市民深刻领略到地方的风土人情。比如老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城隍庙等地,想当年就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小吃小玩意,还有不少吹糖人、讲评书等传统民间绝活,一代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所以,我们真的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地摊经济,它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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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诚如一枚硬币有其两面一样,地摊经济的劣势也是有目共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妨碍交通。地摊经济流动性极强,摆摊地点往往选择在交通主干道两侧、人流量大的商业中心或者大型社区的门口,而摊贩占道经营屡见不鲜,往往会影响交通正常运行。
第二,易造成环境污染。例如路边的烧烤大排档,经常会看到塑料袋随地丢弃,烧烤浓烟肆意飘散,给城市的整洁带来了压力,一些摊贩的吆喝声、喇叭声还会产生噪音。
第三,商品质量难以保障,侵害消费者权益。地摊上售卖的不少都为低档廉价货,其中不乏假冒伪劣、质量较差的商品,久而久之便会扰乱商品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而地摊较强的流动性与摊贩售后服务意识的缺失,又使得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
第四,加大城市管理难度。曾有媒体报道,两个小摊贩为了占据有利位置而相互竞争,直至大打出手,同时还伤到了前来劝架和过路的市民。类似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加大了城市治安与管理的难度。
这些痛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地摊经济总是难登大雅之堂,还频频遭到禁止和打压。
平心而论,纵使“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即便一众城市纷纷出台政策给地摊经济“松绑”,人们也不能因此就对上述行业痛点视而不见。若想推动地摊经济健康发展,除了对其价值更加肯定、对其发展更为宽容之外,政府和职能部门还应更多地通过人性化的科学管理,使地摊经济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抵消城市生活受影响的成本后尽量最大化,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我尝试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其一,对城市不同职能区域实施区别治理,满足各个区域的不同需求。如在重要的行政活动区、城市主干道、CBD、商业办公区等禁止设摊,在居民生活区、风景区附近可以有秩序地开放,等等。
其二,加强卫生和安全管理,小摊贩的卫生和安全状况更容易产生外部性,因此需要外部矫正和公共治理。有关部门可以在此方面着力强化,同时加强监管和引导,通过外部力量推动地摊经济从业者的素质不断提高。
其三,对小商贩要实施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管理。通过合理调控安排,使其与常规经济实体形成功能互补,方便群众生活,活跃商品市场,达到秩序与长久生存的平衡,共谱和谐社会的乐曲。
当然,地摊经济的从业者们也应该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创新经营模式来提高经营业绩。比如说,可以考虑将直播、短视频等业态引入地摊经济之中,让自己的辛勤付出被更多的人看见——毕竟,每个生命虽然平凡,但都不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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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结束。
关于地摊经济站上风口这件事,除了行业本身迎来了发展契机之外,我想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含义,那就是真正让“底层民众”感受到了温暖。
在经济学中,向来都有一个不太轻松的话题——穷人经济学,它大体可以理解为“研究如何帮助穷人摆脱贫穷的经济学”。2005年3月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可现实情况却是,话语权几乎都掌握在精英手中,而那些大多数穷人却常常被忽视,他们的真实处境更是鲜为人知。
我讲一个故事。
《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美国白人,拥有洛克菲勒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可谓一名实打实的精英。不过,她却在1998年以近60岁的高龄,三次深入美国底层社会,假扮穷人,做起了餐厅女服务生、女佣公司清洁工和沃尔玛销售。她真切地感受到,穷人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懒或者缺乏毅力,而是陷入了一个自身无法左右却又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芭芭拉·艾伦瑞克在自己的书中如此写道:
“一个穷人若无法凑出两个月的租金去租公寓,就只能出高价按周付去租一个房间。若他只租到一间房间,他就没法自己做饭,只能吃便利商店食物,例如快餐、热狗,比自己做饭更贵,而且还缺乏营养。若他没有钱办健康保险,一旦生病就一切都得自费……”
生活之外,更大的陷阱在于穷人很难去提升自己。芭芭拉事后总结,连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消耗了她的大部分思考能力,连轴转的工作剥夺了她的爱好。反映到穷人身上,便是频频为短期情况所迫,却根本无暇考虑长期利益。
这也是全世界所有穷人真实生活面貌的一个缩影。
按照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的“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决定论,一个穷人要改变现状,最核心的是要做好“选择”,做好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道路的选择。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穷人来说,他们一无资本二无技术,只能无奈地选择一些低门槛职业,比如蹬三轮、骑摩的或者摆地摊。这些职业虽然不算起眼,但却是穷人得以维持生计或改变命运为数不多的方式,亦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世界上还有大量的穷人存在,而某些穷人又不甘于贫穷,他们改变“出身”和重新“选择”的理性行为就注定要不断发生,现代化发达城市的地摊经济自然也就不会消失。如果为了一味地追求城市的高逼格而无法容纳地摊经济,那么被“消灭”的就不仅仅是人间烟火味,还有“底层民众”无数的小确幸。
很多穷人的发家致富,很可能只差一个公正的机会。
更何况,国际范与烟火气,本就不是势不两立、无法共存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任何主体都应该拥有公平公正、自由竞争的权利,个人的小期盼同样可以与城市的大情怀相交融,这才是更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任何一座现代化城市,都不该只有钢筋水泥和高楼大厦;任何一个和谐社会,都不该只要“风度”却不要“温度”。
地摊经济,请一直火下去。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管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