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复苏步入新阶段，在行政性复工复产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同时，出现了“供需缺口扩大”的新现象——需求端复苏的速度越来越慢于供给端复苏的速度，导致中国经济循环常态化的瓶颈性约束从产业链供应链等供给侧因素转向订单缺乏等需求侧因素。

　　要想推动行政性复工复产向市场型深度复苏进行顺利转换，需要我们在快速落实中国一揽子规模化政策和有效需求提升战略的同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快速提升有效需求应当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焦点，普惠式的疫情救助应当向全面刺激有效需求进行转变，供给侧扶持政策应当向需求侧刺激政策转变。

　　5月的宏观数据大幅度反弹表明中国复工复产取得了超预期成效，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恢复比预期要快。

　　一是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大型项目复工复产率快速提升说明中国行政性复工复产已经完成其使命。到5月底6月初，规模以上大型企业和大型项目复工复产率超过了99%。工信部数据表明，5月下旬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达到91%，全部工业复工率接近100%；

　　二是供给侧恢复基本完成，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比去年同期增速近低0.6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第一次有负转正，有4月的-4.5%上升到1%。全社会发电量也从4月的0.3% 上升到4.3%；

　　三是从挖掘机销售来看，大型工程和基本建设在恢复的基础上得到迅猛的扩展。全国挖掘机销售增速从3月取得11.4% 增长的基础上，4月和5月分别达到了61%和68%。在复工复产和相关政策的作用下各类需求参数出现了持续反弹。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停留在这些快速反弹的数据之上，必须深入把握一下几个现象。

　　一是复工复产率的快速提升和接近全面完成，并不意味着产能利用率和达产率常态化。到5月下旬，产能恢复到8成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仅占67.4%，规模以上工业还有15%达产率不足50%，规模以上服务业还有30%企业达产率不足50%，有资质的建筑业40%企业达产率不足50%。要提升企业的产能率和达产率必须要有充足的订单和市场需求，否则生产越多就亏损越多。特别是大量的服务业企业的产能恢复状况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二是各类高频数据上升速度很快，但是总量水平却没有达到去年的常态水平。第一财经研究院公布的基于交通、能源环境、消费、贸易、企业与消费者信心5个维度、8个分项的日度高频指标体系“第一财经中国高频经济活动指数（YHEI）”，在6月4日仅为86%，还没有达到常态化100的水平，显示经济活动已快速改善，但仍未回到正常水平。

　　三是供给端在行政性复工复产的推动下上升很快，但需求端的恢复速度却相对延缓，供需缺口在经济运行常态化进程中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出现持续扩大的现象。

　　利用6季度、4月、5月的供需宏观参数所测算的供需两端GDP名义增速缺口分别为1、1.7和3.8个百分点，其中利用5月的供给端参数测算出来对应的GDP增速在2.22%，而需求端参数对应的GDP名义增速却为-1.6%。因此供需缺口在复工复产进程中反而扩大了2.8个百分点。

　　其原因在于，在各类疫情救助政策作用下经济的供给能力能够得到快速提升，生产的基本面在2个月的停摆下没有出现系统性损伤，但需求端却在疫情不确定性和收入下滑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系统性损伤，同时即使在政策救助下也难以在短期中得到恢复。

　　四是各类价格指标的持续回落也充分表明中国面临通货紧缩和需求不足的威胁。5月CPI和PPI持续回落，其中PPI持续4个月负增长达到-3.7%，说明工业萧条已经出现，核心CPI连续4个月低于1.5%到5月仅为1.1%，这说明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已经开始抬头，并存在加速的现象。

　　五是出口参数虽然4、5月连续正增长，但深入分析却发现外部环境对于中国外需的冲击刚刚开始体现，而不是中国已经渡过了世界经济恶化带来的深度冲击的艰难期。

　　1）人民币贬值效应对冲了一些外部冲击，如果用美元计价，1-2季度出口增速存在在波动中恶化的趋势，5月人民币计价出口增速为1.4%，但美元计价增速为-3.8%；

　　2）中国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提前恢复不仅很好地补偿了一季度经济停摆的出口供应缺口，同时也在一些贸易竞争对手国家经济停摆时替代了很多的出口供应；

　　3）疫情带来的卫生防护物质需求激增是中国外贸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各类微观调研和宏观出口先行数据表明，2季度末和3季度的出口订单面临大幅度下滑的冲击 ；

　　5）中国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增速的大幅度回落充分说明目前国内内需十分疲软。5月份进口增速在4月份下滑14.2%的基础上进一步回落到-16.7% ，2季度激增的贸易顺差具有强烈的“萧条性顺差”的特性。

　　6）更为重要的是全球疫情并没有达到高峰，3月以来欧美第二波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刚刚全面体现，对于进口需求的冲击需要3个月滞后期，考验中国外部需求压力可能在3季度全面显化。

　　从上面5个方面可以清晰看到几个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

　　1）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会在经济复苏进程中反而加剧呢？

　　2）这种有效需求缺口扩大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复苏进入到新阶段呢？

　　3）这个新阶段是否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应当适度进行调整呢？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在于，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停摆以及带来的各种问题与传统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具有本质性的差别。新冠疫情不仅给宏观经济带来供给的冲击，同时也带来需求和预期的冲击。经济社会的停摆在初期可能使供给冲击和预期冲击更为明显，供给收缩较需求收缩力度更大，而经济危机往往直接体现为需求的大幅度下滑，然后才是企业倒闭和供给损失；二是在疫情冲击下对冲政策首先是疫情救助，然后是经济恢复，往往体现为生命救助和经济主体生存救助，然后是复工复产和经济刺激，因此疫后经济恢复首先体现为社会恢复、生产恢复，然后才是预期与需求的修复，因此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往往体现为供给恢复快于需求恢复，特别是在行政性复工复产进程中供给过快恢复往往会带来需求缺口的放大，导致第二次停工停产。而常态的经济危机治理中往往直接体现为有效需求的扩张和需求缺口的缩小。

　　需求缺口的大幅度放大以及复工复产率超过90%，就意味着行政性复工复产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因为我们不可能进一步通过行政性手段来疏通疫情时期产生的断点和堵点来进一步提升复工复产率和产能利用率。市场经济循环面临的最大瓶颈不是企业在疫情中的停摆，而是有效需求不足。

　　因此，我们的工作重点必须从行政性复工复产转向有效需求的快速扩展之上。我们不仅要扩张有效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要快速缩小已经扩大的供需缺口，需求扩展速度必须大大快于供给扩展速度。这就需要我们将政策的核心从经济主体简单的行政救助和保生存阶段向全面提高企业市场订单和需求的阶段。在补贴中小微企业的同时，应当加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张，供给端补贴政策、供给端扶持政策、供给端刺激政策必须让位于需求端刺激，通过促进供需平衡来恢复市场的循环。

　　因此，下一步的政策应当关注以下几个要点：

　　1、必须从行政性复工复产转向市场自发型复工复产，在自发性复工复产阶段如果没有快速的有效需求扩展，很可能面临需求缺口进一步放大、就业难题全面显化等问题，因此供给扶持必须全面转向需求扩张，使需求扩展速度大大快于供给恢复的幅度，以快速缩小供需缺口，防止出现第二轮停工停产。

　　2、对于生产者的资金救助应当转向订单扶持和政府采购，对于生产者扶持应当转向消费者补贴，小微企业主体资金救助很重要，但必须惕防过度资金投放和过度授信。

　　3、考虑到3季度外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快速强化内需的提升以缓解外需的收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