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保险业而言，这次“航延险风险”是一次极好的“向善”教育机会。“航延险”本是一个创新型产品，它针对现在社会的“痛点”，很好地分散了消费者的“延误和取消风险”，同时，对于缓解因航班延误可能导致的矛盾和纠纷，也起到了一定的化解和积极作用。

　　日前，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航班延误险获取保险赔款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李某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利用亲朋好友的20多个身份证件，在多家保险公司投保航班延误险，通过伪造索赔文件等手段，作案900多起，获得保险赔款300余万元。消息一出，不仅是保险业为之震惊，在互联网传播力的推动下，更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中大多是法律和新闻工作者，同时，也许多热心民众参与其中。

　　从总体情况看，社会舆论和议论可谓是“众说纷纭”，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围绕着“罪”与“非罪”展开，即从法律的角度，围绕“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讨论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或“保险诈骗罪”，参与讨论的基本上是保险业和社会的法律专业人士，他们是各持观点，各抒己见。但更多的是社会民众，也包括保险从业人员，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既然保险公司推出了这种产品，就应当“保得起，赔得起”，而不能“只赚不赔”，更有人认为，动用公安和刑法这样的“公器”，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由于目前警方披露的信息仍十分有限，所以，很难“就事论事”地进行评判，更无法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近年来，保险领域的各类诈骗案件呈快速上升的趋势，更值得关注的是许多案件均具有很强的“专业”特征，一些犯罪团伙，一方面是对保险行业的情况非常了解，特别是保险行业经营管理的漏洞，甚至采用内外串通，里应外合，进行所谓的“套利”；另一方面是不惜大量的投入，把保险诈骗案件做得“天衣无缝”，如一些医疗保险的诈骗团伙，甚至打通整个医疗产业链，而汽车事故的伪造场景，堪比电影摄制的片场，不仅让人惊叹他们的“专业水平”，同时，也让人觉得有点“防不胜防”。由此可见，保险诈骗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合同条款问题，也不是保险行业凭“一己之力”就能够解决的，需要相关部门的齐抓共管，需要全社会的共识与共治，因为，保险是现代社会风险管理和保障人民生活安宁的基础制度。

　　这次“航延险风险”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一场社会大讨论，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国虽已号称是全球第二大的保险市场，但无论是保险行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还是社会和民众的保险意识，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因此，“粗放”就成为了我国保险的基本特征，不仅是保险行业经营管理的“粗放”，也包括了社会和民众认知的“粗放”。纵观全球保险业的发展历程，从“粗放”到“成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但问题的关键是要利用好每一次“危机”，并把它转化为成长过程中的反思、学习和进步，只有这样，我国保险行业才能不断地完善与发展。

　　在这次“航延险风波”的讨论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即人们更多地是围绕具体的案情，围绕着条款和法律适用，在法律和保险经营层面进行讨论和争论。但殊不知，现代社会的所有制度都是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总结，都是服务与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点，就可能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因此，在讨论所有问题之前，要先回答现代社会的保险制度“为什么”的问题。保险是人类社会在与风险抗争过程中，认识到只有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够共渡难关，薪火相传，因此，就有了原始的互助，后来又有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保险。如果要问保险的初心是什么，其实，就是人性中互助友爱的光芒，是人性中“善”的体现。因此，“善意”是保险的前提和基础，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投保人都是心怀“善意”而来，如果离开这个“初心”，特别是在事后的评价和判断，依然可以置“善”于不顾，那么，所有的理论和专业，所有的雄辩和论证，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善”是保险，乃至社会的根本，更因为“君子务本，本立道生”。

　　这些年，在发展市场经济，也包括发展保险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与“初心”的渐行渐远。“市场经济制度”肯定是一个好东西，但前提是“向善”，“善”更是保险的“初衷”与“本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急功近利思想的作用下，不少人简单地认为只要“法无禁忌”就可以做，甚至热衷于“打擦边球”。其实，做什么和怎么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和为了谁。保险，是一个准公共产品，其社会性是不言而喻的，从理论上讲，保险行业只是社会风险基金的管理者，因此，保险诈骗，最终侵害的是其他投保人的利益，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对“保险诈骗”单独列罪，并严加处罚的内在逻辑。

　　面对这次“航延险风波”，法律也面临着“向善”的思考与反思，尽管从“技术”层面看，在这次的争论中，不少法律人士参与其中，他们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既言辞凿凿，又娓娓道来，各种观点是各执己见，见仁见智。但如果回到“森林”的层面，从立法精神的视角看，也许就更容易达成共识。不久前刚刚颁布的《民法典》，就强调了我国民商事法律关系调整的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二是明确应当遵循诚信原则；三是强调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四是强调“合同目的”的作用和地位。用这四条的任何一条，去观察和分析“航延险风波”，无论是诚信，还是公序良俗，无论是投保目的，还是索赔手段，特别是伪造证明材料，相信即使是一个非法律工作者，也不难得出判断和结论，因为，法律的初心同样是“善”，其本意是惩恶扬善，维护公平正义，体现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对于保险业而言，这次“航延险风险”是一次极好的“向善”教育机会。“航延险”本是一个创新型产品，它针对现在社会的“痛点”，很好地分散了消费者的“延误和取消风险”，同时，对于缓解因航班延误可能导致的矛盾和纠纷，也起到了一定的化解和积极作用。同时，从产品开发，特别是在经营的初期，是具有较好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依托“中航信”平台，能够实时地获取航班的相关信息，如乘客、航班和延误取消等信息，因此，就能够支持移动终端的承保与理赔服务，为客户提供良好的客户体验。但从“航延险风波”看，行业需要反思一个问题：好事，为什么没有办好。

　　近年来，随着民航领域的信息化服务水平的快速提高，保险公司在经营“航延险”的信息优势不再，社会大众均能够非常便捷地获取相关航班和航路气象信息，更何况是身在这个行业的李某。这客观上，改变了“航延险”领域风险信息博弈的基础和地位，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不少保险公司“不堪重负”，退出这一领域的内在原因，而有的公司则将目光转向国际航班，因为，就一个相对较长的国际航班，延误和取消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大。从这一点看，保险行业要认识到，保险的本质属于认知科学，而认知科学属于计算科学，在科学进步，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计算能力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如何认知、预测和经营风险，需要行业重新认识和思考，更重要的是与时俱进地打造核心能力，否则，就可能处于“弱势”地位，陷入“尴尬”境地。

　　科技，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善加利用，能够福祉社会，如果利用不当，则可能给社会带来破坏。保险科技，已经成为保险行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保险业不仅要实现自身的“向善”，还要推动保险科技的“向善”。近年来，保险业，特别是一批新锐保险科创企业，专注利用大数据，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开展保险反欺诈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的技术已嵌入业务前端，能够及时地发现“可疑”信息，如伪造的航班延误证明材料，通过与“中航信”平台，是很容易查证和识破的，这样就能够将保险诈骗案件遏制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等到900个案件发生后，才发现问题。此外，大多数保险欺诈案件是钻了保险经营管理的漏洞，近年来，互联网保险呈高速发展的态势，由于业务形态特点，使得传统的风险管控手段失灵，而解决之道就在于“以技制技”，即利用科技手段防范科技犯罪，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同时，行业的信息共享也是遏制保险诈骗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年来，中保信在保险行业信息共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所有的问题，也许最终都会归结到一个点，就是保险行业和企业的发展理念与能力。近年来，保险主体增加的比较多，各家公司都希望尽快“做大做强”，于是，客观上加剧了市场竞争，导致许多新公司没有时间和空间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甚至是基本的经营管理能力，因此，市场秩序始终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同时，互联网保险，特别是互联网非车险成为了行业发展的重点，也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加上一些门户和渠道的强势地位和“漫天要价”，使得保险公司不得不放弃经营的原则和底线，无形中给了各种保险诈骗以可乘之机。因此，要解决保险诈骗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要基于科学经营理念的能力提升，特别是基于新技术创新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近年来，行业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即意时网的“碎屏险”解决方案，之前的“手机碎屏险”，由于缺乏科技风控手段，导致道德风险频发，赔付率急剧恶化，其中的保险诈骗情况不言自明，随后，意时网推出了基于科技和服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一是按照“以技制技”的思路，通过“通关承保”的模式，创新性地解决了“先碎屏，后投保”的难题；二是打造“上门换屏”服务模式，既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又可以通过“近距离观察”，发现可能存在的诈骗风险。

　　保险是一个“善”的事业，这就需要保险行业不断“向善”。“向善”，首先，要解决认识和觉悟问题，其次，要解决理想和情怀问题，第三，要解决技术和能力问题。中国人说：善行天下。中国保险应当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中“良知”、“与人为善”“忠人之事”和“成人达己”的深刻内涵与智慧。同时，保险业还肩负着普及保险的“善知识”，让社会和人们都能够真正理解保险的“善”，继而“向善”并“完善”，让保险的人性光芒普照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