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银行的5.6%与非银行的-25%，背离的数据背后

　　二、财政基因下的金融改革，次贷危机打断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银行业的宿命与反抗

　　三、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商业银行的生存策略

　　在新旧工业化浪潮的交汇处，在危机与反危机的轮回中，中国的商业银行首先应该清楚自己的历史基因与现实使命，在金融和财政、信用和货币之间寻找平衡。

　　经济向好周期用金融的逻辑，赚信用扩张的钱；经济下滑周期用财政的逻辑，赚货币宽松的钱。银行的这种旱涝保收的“全天候”经营能力，在全球银行业里中国发挥的最极致。所以世界五百强，排名靠前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大型银行。

　　债务型经济模式下，银行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经营者。近300万亿的生息资产，只要利差在边际上不塌缩为负，银行的钱就继续“躺赚”（地主式的生息资本家）。

　　而疫情发生后，商业银行成为反危机政策的主要承担者。无论是被动服务民企小微，还是让利1.5万亿，都是作为国家金融重器的商业银行所应该承担起的角色。

　　只要中国经济仍然处于新旧航道的转换处，处于下坡道或飞机着陆的险要处，商业银行就要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政治正确”，知天命、不逾矩——这也是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的第一哲学。

　　任何打破这一哲学的银行家，轻则降职，重则入狱，有个罪名叫“信贷投放不支持实体经济”。逻辑需要从历史中寻找：

　　
从远处说，政府管理银行的经验最初应该来自苏维埃根据地，带有浓厚的“红色金融”基因。

　　建国后，从大一统的央行和财政体系（计划经济），到专业化（四大行独立经营）和公司化（成立法人商业银行），到与西方的现代银行接轨（巴塞尔协议，引进战投），再到为了反危机承担起广义财政的使命（“四万亿”），最后到大资管-泛投行的表外大跃进，影子银行的宿命与反抗（严监管），支持民企和小微的“政治正确”与计划命令，一切似乎是一场向历史本原的回归。

　　期间，是无数自诩为银行家的改革、转型和创新。无论是制度层面的公司治理优化、资产负债表重塑、按国际监管标准改造，技术层面的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开放银行、智慧金融，还是业务层面的小微之王、同业之王、零售之王，都是无穷尽的追问和求索，似乎永远抵达不了彼岸。

　　转眼之间，一代银行家已经退隐，新的银行家还远没有出现。因为又回到了核心问题：公司治理（谁来任命，为谁负责）。就如同现在的经济问题，总要追溯到政治问题。疫情的出现，以及未来可能的疫情常态化，最终考验的是客户群体和广义资产的质量，以及自身的线上化经营能力、组织的敏捷度。在监管约束成为第一约束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家正面临严重的领导力大衰退。所以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最急迫的任务是——重新培养银行家精神。

　　至于最近流传的给银行发券商牌照，目的可能是顺应全球金融监管宽松的趋势，在信用越来越难创造的债务周期下，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在银行理财子公司支撑“资产管理”行业的同时，再通过券商牌照发展投行，最终形成以银行为主导的“资管+投行”的双支柱格局。

　　理想当然很丰满。然而，商行文化和投行文化的兼容，仍是最根本的问题。基本的历史问题不解决，一切不过都是用未来的一地鸡毛，延迟今天的一地鸡毛。

　　一、银行的5.6%与非银行的-25%，背离的数据背后

　　如果银行是通过杠杆（信用）服务实体经济的，那么一季度银行利润同比增长5.6%，与非金融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5%（上市公司），这两个数据中间一定有一个是“不真实”的。按照顺周期杠杆原理，银行的利润下降幅度应该更大。但事实并不是。

　　非银行上市公司利润下滑-25%，还没有算上无法进入统计局视野的一大批中小微和个体户，那些花落无声、不在幸存者偏差之列的破产和倒闭企业和商户。算上这些卑微的存在，一季度的利润下降50%应该不为过。2020年一季度，甚至是上半年，对中国经济来说，可以说是“消失的时间”。

　　但是对于银行来说，时间并未消失，300万亿的全球第一银行金融资产，除了少数一部分在疫情期间得到豁免外，大部分仍然在按时间计息（付息资产）。这也说明了一个答案意料之中的问题：

　　银行并不是依靠那些对疫情冲击非常敏感的客户生存的，银行依靠的依然是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平台。而后者，受到疫情冲击的创伤并不大。

　　另外，这种极端背离的数据背后，是已经严重极化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以及更为严重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富分化。

　　一方面是收入下滑、失业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是继续上涨的一线房产价格。这与2009年次贷危机发生后，深圳等地出现大量房贷断供、房产抛售的打工阶层明显不同。十年的房地产市场演绎，疫情冲击后反而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有能力买房的阶层和没能力买房的阶层之间已经固化。高收入阶层受到的冲击更小，他们可以继续用隔离时期不能消费的积累资金，或者央行货币宽松流入囊中的信贷资金（优先靠近货币链）继续买卖炒作房产。而受疫情冲击影响最大的低收入阶层，他们在经济好的时候都买不起房，当疫情发生后也就不会有断供或抛售的行为。

　　也就是说，疫情发生后，一线城市的房子问题只是“富人的烦恼”，低收入者都没有资格担忧房子问题，而是比房子更重要的生存问题。某种程度上，银行与实体经济的数据背离，反应的也是这种结构的固化，留下的则仍然是银行的经营哲学问题：银行到底是在服务谁，依靠谁？

　　所以，这次大疫情就像是“试金石”，哪些行业、哪个阶层对疫情冲击相对免疫，哪些深陷困境之中。线上化、远程化、非接触型的经济模式逆势成为赢家，有垄断保护，靠近货币政策“水龙头”的行业也经营的不错。最脆弱的是那些市场化程度高、经营性现金流而非金融资产收益为主要来源的单位。

　　对于银行来说，一季度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利润增长，原因其实也不难解释：

　　一是银行的信贷投放大都数在疫情前（春节前）已经投的差不多，开门红，早投放，早受益。

　　二是银行业是线上化经营能力最强的行业之一，很多业务在线上就可以操作。最近几年，大多数银行的网上银行替代率基本都超过了90%。

　　三是疫情发生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大宽松，利率在一季度快速下行，导致负债敏感型的银行能快速扩大净息差。数据也表明一季度乃至上半年，银行净息差对利润的贡献大增。

　　四是利率下行给银行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的金融资产带来了不菲的账面浮盈。然而最近一个月利率开始反弹，债券价格波动较大，风险敞口较大的组合可能损失惨重。

　　五是疫情冲击导致的不良风险还没有暴露，一些风险较大的资产，在国家政策的允许下可以采取延期展期的方式，潜在损失暂不计入成本（风险成本），等等。

　　然而数据已经表明，银行卡和消费贷等处于风险边际上的个贷逾期和不良率，最近半年来大幅攀升。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可能是疫情冲击在银行经营数据的显现期。

　　所以银行在后疫情时期，肯定也会越来越难。但是压力在银行内部的传导路径也不同，就像中国经济的压力首先在低收入阶层上积压，银行的压力也是首先在一线员工身上积压，而科层结构里的中高层，会依然过着“锦衣玉食”、高薪无忧、权力感十足的日子。

　　所以，如同中国经济收入和财产结构的分化越来越严重，银行系统内的收入结构分化也是越来越严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行不过是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一个缩影：

　　它膨胀着、僵持着，在一次次“过苦日子”或“崩溃论”的预言中倔强的存在着，看上去险象环生，但大多时候是没完没了的有惊无险。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原因，通过消耗攫取隐忍的底层大多数，来为这个极化的耗散结构补充能量。

　　二、财政基因下的金融改革，次贷危机打断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银行业的宿命与反抗

　　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多一些历史分析。轻视历史，轻视路径依赖，就难以洞见本质。要对未来做出规划，首先要理解过去——它的基因是什么，曾经有哪些“少年创伤”和“历史记忆”，这直接决定了它现在的组织气质和行为偏好。

　　绝大多数的特色都是历史形成，只要是历史形成的就很难复制。比如作为零售之王的招商银行，很多银行都去它那里学习，但是基本上没法复制，什么原因？

　　原因是招商银行的历史起源就是零售的，它在蛇口成立的时候，就是几十个人，一开始的主要客户就是当地的渔民。这是它的基因，它一开始并不是像国有行那样，深圳也没什么国企，它的红色金融记忆基本上没有。

　　而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基因，最早可追溯到苏维埃或根据地的工农红军银行，属于军管，具有浓厚的“红色记忆”。建国后内嵌于大一统的计划财政体系，只有财政没有金融，更遑论什么“中央银行独立性”、“商业银行的商业性”了。

　　所以首先要清楚中国银行体系的基因是财政。银行金融体系的改革，严重滞后于整个改革开放的节奏，因为改革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是需要强大的财政手段为改革成本融资。上一轮国企改革（下岗和分拆）的大多数成本，转化成了银行坏账（三角债）。继而央行注资，剥离坏账，重组上市，其实穿透到底，不过是一场“坏账货币化”。

　　政策层的潜意识，最深处的思维，还残存着很多战争记忆。三大攻坚战，防风险攻坚战，这样的战争和革命叙事话语，很可能来自根据地反围剿、反围困的战争记忆。改革是从战争思维的极度不安全感，向和平合作思维转换的过程。改革是一系列思想解放的活动和行动。

　　与实体经济早在1978年就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不同，真正的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元年，应该是1994年前后（1992年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承认“市场经济”）。那几年刚开始有了公司法（1993年底通过），继而有了《商业银行法》、《中央银行法》等；也是在那几年，上交所、深交所等股市交易所开始建立。因此整个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与经济总体的改革开放相比，晚了整整十五年。

　　金融的本质是契约，是一系列法律活动和合同文本。法律是金融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有了商业银行法，才有了真正的商业银行；有了物权法，才有了真正的抵押贷款和按揭贷款。所以金融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并不是那些支付结算交易电子系统，而是法律法规。是法律法规赋予了金融产品构成的基本要件。

　　说到这，补充一个题外话，那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本质上应该是金融法制体系的建设，而不是注册不注册、审批不审批的问题。注册制的本质是金融法律体系这个最核心的基础设施。这是我在以前的文章《制度建设，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新基建》中所强调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法律体系的完善后，中国的银行业首先做的是商业化，与普遍的国企“政企分开”的大基调保持一致。也就是商业银行要按照商业逻辑经营，按照独立法人的形式，摆脱财政的行政命令保持“独立性”。与此同时，监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央银行也开始摆脱财政束缚走向独立（相对）。

　　然而就在银行摆脱财政的羁绊后，伴随着90年代末的投资过热和收缩，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到21世纪初其实已经经历了一次信用周期，2003年左右银行业的不良率达到了30%左右，“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但这次危机是良性的，它直接倒逼了中国银行体系坚定不移的市场化、现代化改革。伴随着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大国运周期，中国的银行业也开始了红红火火的现代化进程，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引入战略投资者，资本市场上市等。那个年代，对巴塞尔协议的研究成为中国货币银行学的“显学”，主要的有志于现代化的银行大部分也成立了“新资办”，巴塞尔协议一度成为那个年代商业银行“洋务运动”的范本。

　　但正如同日本侵华战争这一外来冲击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改良进程，2009年的次贷危机也作为一个严重的外生冲击阻断了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转型进程。面对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四万亿元救助计划，替代了银行自身的商业化行为。从此，以广义资产负债表大跃进为直观表现的地方政府信用和土地财政扩张运动，逐渐替代了过去的具有“洋务运动”性质的商业银行转型变革。熟悉的传统计划经济下的那种财政味道，又扑面而来：

　　在危机面前，改良启蒙变成了财政救亡。在发展是硬道理之前，生存是更硬的道理。

　　在监管政策的逻辑上，不过是常见的“放-乱，收-死”之间的钟摆，也是冒进、反冒进之间的自我校准。但也总是存在着明显的矫枉过正与一刀切的政策超调。对银行来说，在严监管后的后转型时代，典型的体现则是借鉴“两次大危机教训”和西方影子银行监管的《资管新规》。现实来看，资管新规作为中国金融深化后金融市场的基本法，如何不犯教条主义的失误，则是对监管层和市场的双重挑战。

　　除了1980s专营化，1990s商业化，2000s资本市场化，2010s影子银行化所组成的制度变迁这一条主线外，另外一条主线就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从会计电算化、pos机银行卡、自助银行，到网上银行、开放银行、智能银行，这条银行的生产力变革实际上走的很靠前，甚至超过了发达金融市场国家。从这次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了银行线上化经营能力对新冠病毒的“免疫”。

　　然而下一步，银行如何从重科技向轻科技转型，真正务实的通过金融科技向客户靠近一小步，从而形成价值创造和银行经营现代化的一大步。这不仅仅是让客户感触到科技的便捷，还要让客户感受到科技的温度和人文关怀。我觉得这才是智慧银行的本意。金融科技只是让银行的肢体更有力量，但智慧银行是银行心智的成熟，是更理解自己和客户。

　　当制度沿着历史的钟摆回摆的时候，金融科技成为推动中国的商业银行现代化继续前行的唯一力量。

　　三、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商业银行的生存策略

　　今年或未来几年的时间，疫情叠加宏观大风险，银行尽量少一些浪漫主义的战略、谈转型，多一些现实主义的风险和生存策略。未来几年的策略可以总结为九字诀：

　　知天命，不逾矩，活下去。

　　知天命，就是要理解新的时期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

　　对于大环境，有三个新常态可以概括：疫情新常态，危机新常态，宽松新常态。

　　疫情如果成为新常态，如何通过金融科技持续提升线上化经营能力，如何根据疫情新常态下客户的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重配资产，开发新模式和新产品，其中蕴含着不少业务机会。

　　经济下行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成为新常态在所难免，习惯了增量经济的银行如何适应“经济停滞模式”。经济停滞之下资产收益率不断下降，增长只能继续依靠负债端驱动（货币宽松）。那么银行在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通过负债端保证流动性，通过强化风控消除极端风险保障安全性，则是后疫情不确定性时代首先需要考虑的。

　　在安全性上，银行需要学会对两种病毒“免疫”：一种是新冠病毒，另一种是债务病毒。

　　或者是有毒资产，第一策略就是“增量不要踩雷，存量不要爆雷”。现在银行的资产看上去没有太大问题，那只是时间未到。随着经济下滑持续下去，银行的风险资产也会按照从外围到核心这样的传导结构，逐一爆发。

　　最外围最市场化的信用卡和个人消费贷、经营贷，在疫情冲击下个人收入下降和现金流吃紧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快速恶化。

　　最近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压力测试发现，如果今年的GDP增速破4%（大概率），大多数银行没有办法通过压力测试。在较为严重的情景假设下，银行不良率最大将可能突破15%。

　　在危机新常态下，要从总量危机思维转换为结构危机思维。我一直强调，每一次总量危机的刚兑和救助，消耗和损伤的都是结构。全球金融重商主义和货币大宽松，正在将总量危机异化或转换为结构极化的危机。在这种极化的结构下，银行如何重新定义核心客户和核心业务？

　　对应着危机新常态的是政策面的“宽松新常态”。在这种反危机的货币金融大宽松下，受益的当然是金融资本。在美国是华尔街的金融集团，大投行，金融资本家。在中国则是大财政，由国有资本控制的商业银行体系。当危机逼近，政府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三板斧：降息、宽松、扩表。

　　这三板斧的任意一个，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都是相对正向的（注意不是绝对）。当危机发生时，中国的商业银行就退化到了最初的状态——为财政服务，承担起政策性银行需要承担的职能。权威话语体系下是“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回头看四十年来中国银行体系的改革，它真正的本原是什么？是“回归服务政府财政的本原”。

　　十年前的四万亿，今年的救助小微企业，其实都是财政的责任，政策性银行干的活，现在要让体量巨大、网点遍布的商业银行承担起来。计划命令下的服务小微和实体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去商业化和去市场化的过程。

　　这就要银行在“知天命”后，还要“不逾矩”，这是后疫情时期银行生存需要遵守的第二个法则。

　　何为“不逾矩”，狭义上是指合规，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只是这里的股东是国家，是监管层。广义上则是指遵从商业银行和金融的一般规律，敬畏市场和客户。这是个讲了上千遍的老道理，但是仍然有很多银行并不明白其中的内核。

　　总的来说，不逾矩，也有“三不”，不逾监管之矩，不逾市场之矩，不逾风险之矩。这三个“不逾”同时达到，其实很难。好的银行家就是在这三者之间不断的平衡，找到最佳的“重心”。这实际上与银行家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重心”是一样的道理。

　　监管、市场、风险三者之间，各有自身意志和内在规律。监管要的是稳定，市场（股东）要的是利润，风险要的是按规律办事。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日，按时种收，不能做违背规律的事情。这三者之间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中，某一个诉求的过度强势都会造成其他两者难以兼顾，最后异化为“不可能三角”。

　　而到最后，既是策略也是目标，那就是“活下去”。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依靠什么活下去，道理很简单，客户群。客户永远是一个企业的压舱石，所以首先需要全面对存量客户进行深度数据分析，详尽一切办法拓展新的获客渠道。后疫情时期，拥有扎实客户群的银行才能活下去，活不下去的银行，就是那些被客户用脚投票抛弃的银行。

　　在这个越来越深的凛冬，在全球经济即将穿越“百慕大”，中国经济即将开启“新长征”的关键历史时段，活下去，或者活着，将是最朴素也是最崇高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