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用危机是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的导火索，而金融行业的高度垄断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的政府和国会显然是把对了脉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得益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才让我们这个星球得以享受长达70年的经济环境的安定。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的第一章：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倒数第三段里这样强调道：“危机——有各种各样的危机，最常见的是经济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

　　关于这类危机的意义，厄伊得尔斯在他出版于1905年的那本著作——《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特别是冶金工业的关系》里这样描述道：“1900年的危机所引起的工业集中，其程度是1873年的危机远远比不上的。1873年的危机虽然也选留了一些较好的企业，但是这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并没有使胜利地渡过危机的企业获得垄断地位。[i]”

　　在我们考察垄断者的经营行为时，我们还要考虑垄断对整个社会的含义。我们知道银行的本来角色就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银行将那些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然后将所有这些货币收入集合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但近100年的的发展则表明，越来越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运用工业资本的工业家了。近100年来，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起来，或者说是日益混合生长了。

　　关于银行与工业的密切联系，列宁曾经做过这样的论述：“银行给某个企业贴现期票，给他开立往来账户等等，这些业务单独来看，一点也没有减少这个企业主的独立性，银行业没有越出普通的中介人作用的范畴。可是，如果这些业务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加强，如果银行把大量资本‘收集’在自己手里，如果办理某个企业的往来帐使得银行能够更详细、更充分地知道这位顾客的解决情形，那么结果就是工业资本家越来越完全依赖于银行了。”

　　厄伊得尔斯在考察了全部工业联系后也发现：银行总是力求在尽可能不同的地区和生产部门同工业企业发生联系，力求消除各个地方或各个工业部门因各个企业历史情况不同而发生的资本分配不均的现象。目前表现的一种趋势是使银行同工业的联系成为普遍的现象，另一种趋势是使这种联系更加巩固和加强。[ii]我们的工业企业越来越依赖于银行，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够支配资本[iii]。但不幸的是如我们从上述新闻中看到的，在大危机中越来越多的中小银行倒闭，“一般可以发放贷款的机构也减少了，这就使得大工业更加依赖于少数银行集团。在工业同金融界联系密切的情况下，需要银行资本的那些工业公司的活动的自由受到了限制”[iv]。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几个机构，这个时候银行也就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正是基于这种垄断，大银行甚至成为“发号施令”者，曾经有企业家就收到过某银行发来的“威胁”信函，信函说：

　　“我们认为贵公司定于本月30号召开的全体大会，可能通过一些改革贵企业而为敝行所不能够接受的决议。因此我们感到十分遗憾，不得不停发贵司所享有的贷款……如此次大会并不通过敝行不能接受的决议，并对将来也不通过这种决议提出相应的保证，敝行愿意就给予贵司以新贷款的问题举行谈判。”

　　在银行更趋集中和垄断的大环境下，工商界经常遭到银行的这种“恐怖主义”打击也就成为必然了。原因就在于这些银行支配着所有工业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对于工业家而言，银行就是这种资本的所有者[v]。但他们对社会的威胁显然并不止于此，“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数以万亿计的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vi]”。“在资本的大量积聚目前，人们是无能为力的[vii]。”

　　正如市场主义者所认为的，垄断最大的缺乏就在于它会自觉的不自觉的阻碍竞争，而竞争最大的作用就在于促使市场内的企业不断变革以避免被挤出市场。因为与竞争企业一样，垄断企业的目标也是利润最大化。但这个目标对竞争企业和垄断企业却有极为不同的后果。曼昆就曾指出，竞争市场上利己的买者和卖者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无意地促进了普遍经济福利。

　　与此相比，由于垄断企业不受竞争限制，有垄断的市场结果从社会利益来看往往并不是最好的。正如希法亭指出的企业的生产运营是旨在获取利润的，获得最大利润是每个企业的动机，也是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出来的经营行为的指导原则。曼昆就指出过每个企业骨子里都有获取垄断利润的冲动，而交易的实现又是需要契约的。

　　综此可见企业天生就具有“契约”和“掠夺”的双重属性。按照诺斯“暴力潜能”逻辑出发，如果“暴力潜能”在交易双方之间平等交易，就会出现契约性质的社会；如果“暴力潜能”在交易双方之间出现不平等交易，产生的则只会是“掠夺”性质的社会。我们知道，“掠夺”是指将他人财物据为已有的行为。这种行为只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对阶层之间的对立，在一个健全的社会的宪政层次是应该被禁止的。

　　越来越多的研究就指明，信用危机是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的导火索，而金融行业的高度垄断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的政府和国会显然是把对了脉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得益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才让我们这个星球得以享受长达70年的经济环境的安定。

　　而对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的：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触发2008年经济危机上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

　　如果我们对当前“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银行的集中和垄断”这个趋势没有深刻的认识，如果我们继续对这种趋势还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那么也许不需要几年，在我们这个星球将会出现几个被冠以高盛、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这样名字的哥斯拉怪兽。

　　这些怪兽不仅只是在华尔街游荡，它还会因为饥饿而在整个世界掠夺。而杀死这些怪兽的武器，事实上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已为罗斯福和那些国会的议员们所找到，那就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如果我们能够汲取教训，认识到不能再让银行成为哥斯拉怪兽为祸人间，那么最好的办法不是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而是恢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