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供应链承压；两类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的重构，将有不同的路。

　　2005 年 4 月 5 日，一本极具前瞻性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横空出世，成为在千禧年前后诠释这个动态变化世界的最好的注脚。

　　我曾经是“世界是平的”以及背后全球化理念的拥趸，但在2020这个从开始就不太平的年份，我越来越相信世界的抹平化可能将告一段落，未来世界将愈发呈现“立体”的姿态。而这一变化过程对所有企业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冲击和重整。

　　疫情冲击：会是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已经为全球经济增长蒙上了厚厚的阴霾。

　　近日，OECD发布的最新中期报告《新冠病毒：全球经济面临威胁》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速将降至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自新冠病毒在国内爆发以来，制造业的供应链承压显著，尤其是汽车和机械设备（零部件）、半导体材料、化工产品等产业。供业链的断裂风险具体体现在：一旦某个供业链的其中一环因疫情而梗住，那整条供业链便存在停滞的可能。

　　疫情打乱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作为全球最大工业化国家的中国已经是众多行业部分中间产品的主要提供者。

　　从实体经济层面来看，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已经从中国国内的供应链受到影响，传递到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的中间产品无法交货，最后可能升级演变为全球实体经济活动的交付断档。

　　这在实践中已有显现。据最新消息称苹果已经将计划今年 9 月发布的 5G 版本 iPhone 往后推迟一个月再发布，而相应的廉价版 iPhone 也一并延迟。此前已经提到苹果即将3月推出的廉价版 iPhone 已经在中国组装工厂进入最后的试产阶段，不过因疫情导致组件延迟交货等其他原因，它可能会到今年第二季度才正式量产。

　　病毒事件本身有其偶然性，但反映出来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是需要关注的。说得极端一点，新冠疫情可能会是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这样的警示在西方国家一直存在。2014年，英国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院长伊恩·高登（Ian Goldin）写了一本书《蝴蝶缺陷：全球化如何导致系统风险及应对办法》，就提出了疫病这样地区事件的影响会蔓延出国界。作者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各自独立管理的国家机构之间的脱节现象称之为“蝴蝶缺陷”（The Butterfly Defect）。今天回头看，这样的警示不能不说很有先见之明。本周出版的《时代》杂志上一篇文章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未来几年中，新冠病毒的全球爆发可能会以全球化第一阶段结束的里程碑事件而被铭记。”

　　重构全球化：一个立体化的世界正在浮现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共同的荣景，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风险也在同步攀升。“环球同此凉热”下，去全球化到底是是小概率的尾部风险，而是大概率的灰犀牛趋势？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

　　1992年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我的工作和生活一直在中美两地间辗转。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我自然不乐见全球化开倒车，但我发现全球化的进程的确正在改变方向。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去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从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等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到英国脱欧，再到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可能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产生的影响。种种现象显示，“世界是平的”观点可能需要修正了。

　　其实全球化的演进过程一直是螺旋上升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自己也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中把全球化历程分为了从1.0到3.0的三个阶段。也许今天全球化正在迎来4.0时代：世界是立体的。

　　“世界是立体的”有两层意思。首先整个世界是多极而非单极。会形成多个相对有区隔的小“世界”，小世界内部会形成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这样的交流合作机制。这些世界内部仍旧是“平”的，但世界之间是有区隔的。另一层意思是这些“世界”之间不是相互孤立或者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支撑和依存的。这些平的世界组成的整体是立体的，具备更强的抗冲击能力。

　　这样的“立体化重构”对实体经济来说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产业链的脱钩和重整。类似电子半导体这样的行业其实已经感受到了这股冲击波。尤其是2019年以来美国对华为等科技公司实施的技术出口的限制，加剧了电子半导体产业链重整的紧迫性。

　　我有一个切身体会的例子。2019年5月15日美国宣布将华为列入出口限制的实体清单。我第二天刚好参加一家被投半导体企业的董事会，一大早就碰到华为团队的来访。华为此前从未从这家企业采购过，但一夜之间就将它列为了未来的主要供应商。我亲眼见证了这家被投企业在几个月的时间中，通过华为的各种帮助，把各方面的标准都提高到国际供应商的水平，通过自身努力以及后期产能的扩建和投入，达到细分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不过，不同行业脱钩和重整的紧迫性和切换的难度是不同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苹果产业链。众所周知，苹果也非常想回到美国生产，但它们很快发现全面切换的困难性。中国的电子产业链生态系统非常完善，新产品工艺开发反应极快，产能弹性大，整个供应链效率非常高，很难在短期内被替代。或许苹果产业链的重构还是会发生，但我认为可能不会发生得非常快。

　　即使在一个行业中，切换的难度也各不相同。比如半导体行业中，光刻机的切换难度就很大，而芯片封装的切换难度就小得多。我认为，半导体行业，后端的重构会先于前端，也就是先进封装领域会比芯片制造更快有重构的突破；另外，在新应用的驱动下，中国企业可以在 5G， AI等新应用领域取得先机。

　　产业链的地域分散化，同产业环节的地域集中化让跨国企业的生产供应在面临自然灾害、疫病流行、政治风险事件等非全球性因素时，同样变得非常脆弱。简而言之就是：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更有效率但风险更大；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风险分散但效率更低，而这其中的平衡点非常难以确认。过去企业决策者更加受短期盈利能力的支配，更倾向于低估风险、追逐效率。这样的后果是让全球化生产供应随时有中断的风险。新型冠状疫情的爆发，正在促使更多的跨国公司重新审视其供应链的布局。

　　从“小世界”的领先，到“大世界”的布局

　　在一个走向多极化的世界，企业的应对其实很重要。我认为一个基本逻辑是有的：在自己本土“小世界”抓住重构带来的机遇，取得本土市场的行业领先；在防范产业链重构风险的基础上，在本土外的“大世界”做适当布局。

　　对于本身所在行业已经是中国的强势领域的企业，比如3C产品制造，电子装配，线路板制造等，其实可以大胆考虑走出去，进行全球布局。因为这些行业全球制造已经集中在中国，有的赛道中国产量占世界的50%以上，甚至90%，这些行业面临的机遇是全球产业链有重构外部的趋势或者需要。

　　这些企业往往已经是国内的龙头企业，甚至在国际上有一定地位，它们面对的可能是产业链重构出去的风险和机遇。比如，谱润投资于2016年投的星星冷链，是国内商用冷柜和冷链系统的领先企业，产品已经销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谱润投资就积极支持和帮助其走出去，在客户市场做绿地投资，加强品牌建设，加速国际布局。

　　我认为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有两个：开拓更多国际市场，平衡单一出口市场的风险，降低中美贸易战等事件的影响；其次，有一些国际大客户也的确不希望太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如果企业能够在其他国家有生产基地，有利于增加对这些大客户的粘性，避免客户去找其他国家的供应商。

　　而另外一种类型的企业本身所处产业是中国短缺甚至空白，在很多细分领域急需追赶或填补的。我认为它们面临的是千载难逢的机遇，需要大力发展，可以引进人才自主发展，也可考虑外部并购加速发展。尤其是科创板这样的资本市场制度，解决了融资难题，几乎是为这类企业其量身定制的。

　　谱润投资的两家被投公司珠海越亚半导体和苏州康代智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前者在中美贸易战等政治、经济事件的背景之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目前它已经正在南通投资建新厂，总投资40亿，产能也随之扩大了五倍。后者则是谱润投资从美国一家纳斯达克上市的以色列公司剥离、全资收购回来的机器视觉领域国际领先的资产，目前已经重组成为一家总部和运营在中国，核心研发在以色列，营销网络遍布全球的国际型的公司。

　　投资人对这样的公司理应为其发展提供充足的粮草弹药，协助他们寻求海外先进技术、资产的收购标的，与此同时，随着科创板的开设，为这类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投资人也应该积极帮助它们在科创板上市。

　　我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世界是立体”的观点，尊重和接纳其他不同维度的“世界”，摒弃单边主义，放下“唯一正统”的傲慢。毕竟，通向罗马的路，往往不只有一条。

　　（作者简介：曾任奥迈资本合伙人，麦肯锡公司全球副董事，美国安泰克国际公司总裁，美国罗门哈斯公司资深科学家。197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年仅14岁；1982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取得学士学位；1985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1992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1995年成为麦肯锡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咨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