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做客《国民财富大讲堂》，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我国养老金面临的问题，在激发现有养老金存量资金活力基础上，提出做实“第三支柱”，并就年轻人如何为养老做好人力资本、理财投资等准备做出建议。以下是发言全文：

　　人口老龄化——预期寿命增长叠加人口出生替代率下降

　　从影响经济的长期因素来看，人口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在城镇化叠加生育政策的背景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加速老龄化、老龄化程度地区差异大等特征。

　　一方面，进入城市化、工业化以后，整个医疗水平、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人口平均寿命显著延长；这意味着退休支取养老金的时间段拉长。人口老龄化势必带来养老服务中的规模需求、结构需求、质量需求等几个方面地大大提升。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都会愈加严重。

　　另一方面是出生率的问题。出生率的下降，促进了老龄人口的比重加大。我们自2013年起开始调整原有生育政策，事实上，在不断充分放开生育的过程中，生育率并没达到设想的提升。因为对于适龄生育人口来说，不仅是可不可生的问题，还是愿不愿意生的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度发展，生育意愿变成对个人的时间价值、抚养成本等各方面的衡量。

　　目前的现状是，一方面老龄化快速到来，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即使放开了生育，甚至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陆续出台，出生率问题依然赶不上时代对年轻人口的需求。从“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角度，缴存的人数不断减少，支取的人数还在增大，随着时间的积累，养老金的难题就会充分暴露出来。

　　从短期看，突如其来新冠疫情突带来的短期影响也很大。为了减轻面临困境的中小企业负担，在本身五险一金支取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允许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缓缴或免缴五险一金。面对失业人群，还要发放失业救济金。减少收入的同时增大了支出压力。

　　据2019年4月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研究显示：未来30年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在勉强维持几年的正数后便开始加速跳水，赤字规模越来越大，到2035年将耗尽累计结余。

　　而2035年，恰好是上世纪80年代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时出生的一代人到了退休的年龄。这一部分人也恰好也出生在计划生育的年代，现在又是适龄生育人口。基本上是“上有老，下有小”，两头压力最大的时候。从养老的概念中，是一个漏斗形，这一部分人处于中间最细的节点。如果没有其他的社会政策、经济政策的支撑，这一代人的压力非常大。

　　从“现收现付制”到“积累制”下的养老金投资逻辑

　　在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感觉到这是一个未来的问题，所以成立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投资收益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专门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从成立到现在，社保基金的平均年化回报率是8%左右。

　　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原有的按照现收现付制管理的资金，更多的被简单的存在银行，如果按照投资的逻辑积极的管理假以复利积累的时日，就可以使池子里的资金更多。

　　这当中还有一个衍生出的内容。如果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投在中国私募股权市场、股份制改革、证券市场、市场化债券和现金管理市场中的资金越多，越是推进了中国资本市场、证券市场、债券市场和现金市场的改革和发展。这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化发展的逻辑相匹配，越参与其中，得到的回报就越充分，同时推进了中国金融投资市场的改革和进步。

　　基金累积制的好处是过去是在社保基金账户里体现出来的，把这个逻辑延伸到其他养老金管理模式中，是重要的养老金增效逻辑。

　　“第二支柱”企业年金需要提高覆盖的深度和广度

　　作为养老金的补充手段，“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覆盖率不一样。职业年金是强制性的，一旦在机关事业单位推行，职工必须要参加，覆盖率是百分之百。企业年金并非强制性，而是可选择的，即使是在同一企业，不同职工之间也可以根据工资比例和资金渠道有多样化的安排。目前来看，企业年金的覆盖率是不够的。

　　同时企业年金中存在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如果企业参与到企业年金中，能否作为抵税的减扣。如果是用资本利得做，可否免收资本利得税；如果用企业利润做，可否减少利润所得税。企业主体在参与第二支柱的的时候，也完成了一部分社会保障的功能，是社会应该鼓励的。我们过去没有相应方案。在民营企业和外资机构，利润分配首先是按照股东权益，而不是按照职工工资分配，没有有效激励措施，就不会有吸引利润分流到企业年金中。再其次，如果这部分资金参与了企业年金，并用来投资，投资收益回报能否延税？

　　这些政策过去不是十分清晰，管理和落实程序比较复杂，导致企业年金的覆盖率的深度和广度相对较弱；目前为止不到两万亿的规模。

　　企业年金的投资管理经过几个阶段。最早的阶段是企业用自己的年金考虑是否投资自己的股票，解决自己企业的债券和现金流。如果是一个好企业，这一定会带来回报。但是一旦本企业经营不善或者现金流断裂的话，就会造成损失。所以企业年金的管理是一个社会化的投资管理，而不只是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

　　现在推行了企业年金投资管理的社会化框架后，企业可以选择投资管理人，通过管理人的投研能力和资产配置能力获得年金的好的投资回报。这考验对管理人的选择、对市场的认知和研究，以及通过何种激励制度设计让投资人的利益与管理人的利益高度一致。目前我们已经进步了一大步，但是还不足以保证积累到池子里的企业年金都能以风险收益最大化的逻辑，投向最好的工具、市场、产品，获得最好的回报。

　　做实个人账户，加快构建养老金“第三支柱”

　　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建设牵扯到养老金投资、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之间的制度设计、管理和运行。呼吁“第三支柱”的时间很长，但真正操作是近两年的事情。2018年4月，财政部、银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决定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试点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下称“税延型养老险”）。但近两年并没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沿着这个逻辑快速成长。目前的试点是使用我们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并且参与税延试点的也只是某些保险产品。

　　现在看两件事情。首先，延税的产品是否恰好是金融市场、金融工具中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如果不是，我们是否宁愿选择回报更高，缴税只占小部分的产品，况且有的金融产品虽说有税的框架设计，但是并没有执行。这就从金融市场的端口解释了为什么目前“第三支柱”的架构设计已经有了，金融产品已经有了，但并没有引起风起云涌的购买。

　　这个问题的更深层次是，我们是否有第三支柱的钱的来源和制度设计。最初在设计现收现付制的时候并不是百分之百，其中也包含了部分的积累制。从职工账户看现收现付制，职工工资的20%是社会统筹账户，交由社会统一管理，用于支付当前退休职工的退休工资。社会在其中做了统筹的跨代际之间的安排。此外，还设计了一个职工工资8%的个人账户，但缴纳后，与社会统筹账户混同在一起管理与支取。

　　个人账户在设计时是积累制的，积累制的优势在于账户主体可以选择最好的投资管理人按照复利的逻辑追求好的投资回报，投资回报越高，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中这一部分的比重就越大，也就更加财务自由，更加从容养老。

　　现在回过头看，当时实际上在最早推行现收现付制的时候是考虑了积累制的，我们的建议是让初始设计真正回到“第三支柱”，回到积累制当中去完成。完成的时候，可以解决几个问题：

　　我们企业的税高、费高，其中费高主要是五险一金占比高。如果把职工8%的个人账户从费中拿出来，便可以降低费的部分。事实上，过去的三至五年，我们尽最大努力减少费的社会场景，用了大概五年左右的时间，减少了3.5个百分点，但还不够。企业在这当中的成本和压力仍旧很大。把8%的个人账户从费当去刨除，放到职工的个人收入里，如何让职工愿意把这部分可支配收入放到“第三支柱”账户上，就需要社会财政给予这部分资金免除个人所得税。这就变成了把个人可支配收入放到了个人特定养老账户中累积，这部分资金在金融市场中可以让专业投资管理人代为投资，也可以自己去投资。投资带来的回报实行延税逻辑。对于给这部分资金带来回报的优秀管理人，也等于对社会保障做出了贡献，是否也可以免收其管理所得税等。

　　通过这些社会制度的安排，如果个人觉得8%不够，可以放到10%，甚至自己没有钱，还可以让其他家庭成员将资金参与其中，这个时候才是“第三支柱”真正的个人账户逻辑。以养老为目标的资金会成为资本市场的长钱，跨越波动和周期，真正得到权益市场等高风险市场的长期可观的回报。

　　在发达经济体个人账户爆发的时候，催生了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和二级市场股票的大发展，催生了很多机构投资者。这些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养老金，这些长期的资金通过机构投资者专业投研能力的加持，回归到实体经济中完成资源配置的优化，特别是新经济、新领域。

　　通过这一过程，减低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个人回报，充实了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催生了资本市场的长久期市场，增加了投向实体经济背后的权益资产的比重，使整个社会经济良性运转。政府虽然减少了个人所得税收入，给投资收益做了延税，但这些投资如果最后催生了经济的繁荣和资本市场交易的繁荣，从这其中得到的印花税，经济成长带来的税收，实际上是增多了。其逻辑是完成了“第三支柱”从定义、制度、架构、落地实施到配套的社会政策。

　　如果这个链条打通，可能就不需要使用额外的个人支配收入在有限的金融工具中实施延税逻辑的小循环，而是真正的大场景、大闭环。其中既减轻了企业负担，又增加了个人收益，政府也因为减税降费之后的经济增长而税收增加，金融市场也拥有了长久期资本的注入，个人养老金的替代率得以增长，使养老金困境社会问题中的方方面面得以共赢。

　　这当然也需要社会配套的支持。假设现在的国有资产有100万亿，划拨三分之一为社保基金。若以每年5%的收益率计算，大约为 1.5万亿元。把原来混同管理的个人账户归还给个人，现收现付制的压力通过划拨国有资产和这部分资产带来的回报解决，同时推动国有资产多股东、多治理、多市场化管理，提升回报，最终解决现有池子里现收现付制带来的矛盾。

　　这样的话，社会既解决了现收现付制目前的困境，又解决“第三支柱”真正的资金来源和运行建设，把一盘“囧旗”下活。如果这盘棋下活了以后，人们会被激励而更加关注个人账户的投资管理，未来生活有保障，现在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减弱，代际之间的矛盾也就减弱了。

　　当我们能感受到个人账户的成长和变化，也就更愿意提高个人的投资能力，提升学习动力，这还会拉动中国资本的投入和成长的链条。形成既和谐又成长的社会场景。

　　年轻人可为养老做好人力资本、理财投资等合理规划

　　对于当前的年轻人或80后来说，简单梳理一下，要做好未来养老的财务准备、思想准备和社会投资准备等。

　　首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处于学习阶段或者在工作中还没有成熟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把人力资本成长看得比养老资本的积累更为重要。当今社会飞速发展，产业机构不断更新。最近十年是数字化的逻辑，而往前十年是互联网，再往前十年是通讯时代，再之前是工业化。如果经过前期人力资本的积累，现在你是一个密码学或区块链能手，那无论作为一个劳动者去获得工资、奖金等现金流回报，还是投资这个领域中的独角兽公司，亦或作为大公司的合伙人，你都会感觉到通过前期人力资本积累得到的投资回报比其他阶段更为重要。所以只有继续学习和提升，才能踩准时代脉搏，真正抓住未来。

　　第二，做好家庭老年人和孩子的风险管理。尽早建立起基于养老的投资账户，做好家庭代际之间的有效布局，针对不同年龄的家庭成员，结合市场中提供的各种工具，进行理性的配备和架构。早投资才能早享受复利回报，才可以抓住这个时代爆发的场景。

　　最关键的在于第三方面，在合理的规划下，未来的养老金也可以参与到社会的优化资源配置中。无论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家庭账户的积累，都需要赶上时代进步的投资逻辑和账户逻辑。在中国的语境体系中，出现过很多金融市场场景成长的爆发。比如公募基金做REITs，做不动产的管理，在快速爆发中，如何参与其中？比如像今年的科创板，如何做科创类公司的选择和认购持有，这是一些创新。放眼全球场景，在新的数字化逻辑和终端的竞争下，下一代智能手机是什么样的？要不要投资？因此，要踩准时代的技术、商业逻辑，抓住未来。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思想活跃、灵敏度高、对新事物的感知和学习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较大比例的做相应的投资，获得实体经济快速成长带来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