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黄河源头的鄂陵湖烟波浩渺，波澜壮阔。 经过多年治理，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明显好转，藏野驴等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逐年增加。 生态管护员在鄂陵湖边清理垃圾。 历史上，三江源地区水草丰美。上世纪下半叶，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三江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下降，湖泊减少、冰川萎缩、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2005年，国家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拉开帷幕。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即将正式设园。与体制试点初期相比，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水源涵养量平均提高6%以上，草地覆盖率提高11%以上，产草量提高30%以上。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成效显著 上世纪80年代，位于黄河源头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曾是有名的富裕县。进入90年代后，受过度放牧及全球气候变暖影响，玛多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才没多少年，富裕县变成了贫困县。 “这是大自然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委常委、副州长任永禄说，青海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沿，每年向全国输送的不仅是干净的水、清洁的能源，还肩负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育高寒生物资源、提供多层次碳汇服务的重要使命。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因此，深入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全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积累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势在必行。 体制试点意味着国际上没有成熟经验可供借鉴，青海要开启一场全新体制的探索，闯出一条新路子。 首先摆在眼前的，是产权不够明晰、管理机构重叠、缺乏统一规划、保护碎片化等一系列问题。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治理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就是要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任永禄说。 “要让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保护标准、保护措施和责任追究制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打通横亘在前的各种阻隔。”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郝万成说。 遵循生态环境整体保护理念，《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通篇运用系统思维，规定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基础制度，为国家公园高质量运行保驾护航。 为打破“九龙治水”制约，青海以大部门制度改革消除行政壁垒，通过职能整合实现了“一件事由一个部门来管”，避免政出多门、职能交叉，构建起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生态保护管理体制。 为解决“多头规划”痼疾，青海以“多规合一”为抓手，扭转了过去因跨部门、跨领域规划给实际工作造成诸多困扰的局面。 科学的总体规划与组织系统带来了显著成效。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功能分区得到规范优化，更加行之有效的管理保护渐次落地。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实现了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两个统一行使”，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体化的制度体系、标准体系、规划管理体系及监测体系，为自然生态系统、自然文化遗产完整保护奠定了基础。核心保育区、生态保育修复区、传统利用区界限清晰，按照不同生态系统功能及保护目标实行差别化管控，实现了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的合理布局与可持续利用。 经过连年治理，如今的三江源区湿地面积由3.9万平方公里增加到近5万平方公里，上世纪60年代消失的千湖竞流景观再现；青海湖面积超过4500平方公里，比2004年扩大了300多平方公里。同时，雪豹、藏羚羊、藏野驴、黑颈鹤等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逐年增加。藏羚羊由上世纪90年代的不足3万只恢复到现在的7万多只，普氏原羚从300多只恢复到2000多只，青海湖鸟类由189种增加到223种。 满眼绿色才是最美风景 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科学院研究员马玉寿看来，满眼的绿色才是最美的风景。 种草是三江源生态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方面，草原是野生动物的家园，草场是牧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在高寒地区，树木难以生长，小草才是涵养水土的最大“功臣”。 可是，在上世纪下半叶，三江源的草场退化了，露出了黑色的地皮，美丽的草原成了寸草不生的“黑土滩”。 “治理之前，这里一到春季就会刮起黑色的沙尘暴，遮天蔽日。情况最严重的时候，仅三江源地区就有8000多万亩黑土滩，占全部草场面积的15%左右。”青海大学畜牧兽医科学院博士王晓丽说。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青海省委、省政府派科研团队开展黑土滩治理科研攻关。专家们用了10多年的时间，终于摸清了黑土滩的形成原因，并培育出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生长的优良牧草。 要想让黑土滩重新长出草来，关键是要有适宜的草种。最开始，马玉寿的想法是引进内蒙古等地的外来草种，可这些草种在高寒的三江源地区根本长不好。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从2000年开始，马玉寿调整思路，在本地寻找优质草种，进行驯化，使其更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生长。 在马玉寿的带领下，科研团队从当地选育驯化的披碱草、中华羊茅、青海草地早熟禾等一批牧草草种开始在黑土滩上生根发芽，多种牧草混播技术也越来越成熟。 如今，已有至少1700万亩黑土滩重新变回了草原。 王晓丽说，最初，牧民们对治理黑土滩持怀疑态度，尤其反对机械进入草场种植或补种，生怕黑土滩没治理好，反而把仅剩的草场破坏了。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劝说下，牧民们终于同意让出退化最严重的一小片草场。 两年之后，第一批接受“治疗”的黑土滩返青了。牧民们欣喜若狂，不约而同地加入了治理队伍。 随着黑土滩综合治理不断深入，三江源的生态环境逐步改善，曾经的老朋友——野生动物们也回到了这片土地上。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大自然摄影队队员扎西仁青说，以前想拍点野生动物太难了，找都找不到，只能找个背风的地方架起机器蹲守。现在，藏羚羊、藏野驴随处可见，连雪豹都有。“多少年了，它们终于又回来啦。这才是草原啊！” 答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考卷 三江源头既是野生动植物的家，也是牧民世代居住的家园。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摸清资源本底，划定生态红线是必须的。其中，生态最脆弱的三江源核心保育区需要变成‘无人区’，生态保育修复区、传统利用区则可以把口子开大一些。可是，那些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怎么办？”任永禄说。 经过充分思考与讨论，最终确定了“一快一慢”两大思路。所谓“快”，是指加快推进农业合作社建设，通过宣传教育让牧民逐步接受以牛羊、草场入股合作社的理念，让分红代替轮牧成为牧民新的生活支柱。同时，加快扶贫搬迁新村建设，让有意愿的牧民搬到县城居住，减少人类活动对草原生态的影响；所谓“慢”，是指不能用行政力量强迫牧民搬离牧区，要通过教育一点点地改变他们的想法，用示范效应打消他们的顾虑，循序渐进地完成这个庞大的工程。 安才就是附近牧区里率先加入合作社、搬到县城居住的牧民。 安才曾是贫困牧民，家里牛少、羊少、草场小。三四年前，合作社开到了他生活的那片草原上。经过思想斗争，安才将40多只牛羊全部交给了合作社。 没过多久，安才就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他成了附近牧区里第一个在县城有房子的人；到年底，合作社承诺的分红分文不少，加上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年收入翻了两番，比家里有上百头牛羊的牧民还富裕。后来，他又完成了职业培训，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又增加了一份收入。 生态管护员是三江源地区一个特殊工种。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巡逻。很多生态管护员都是已经加入合作社、放下了牧鞭的牧民。 “设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一户一岗’制度的初衷，是为保留牧民与保护区的联系，把他们变成生态保护的知情者、参与者、监督者，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任永禄说，“牧民脱了贫，环保积极性也提高了，还能在环境容量允许的情况下适度发展生态畜牧业、民族手工业、生态旅游业，走上致富路。这是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 如今，在三江源保护区内，共有1.7万多名生态管护员，户均年收入增加2万余元。(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玉宏 韩 叙 石晶)
8月20日，中国太保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德吉滩举行“三江源生态公益林”落成揭碑仪式，启动金融系统企业首个三江源生态建设项目。中国太保未来将继续在精准扶贫、生态保护等各领域与青海省展开广泛合作，共同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为了将三江源生态公益林建成生态发展、绿色经济、民族团结之林，中国太保11万员工在短短3周时间自发踊跃捐款逾1900万元，成为建司以来参与面最广、员工基础最扎实、影响最深远的社会责任活动，生动表达了发源于黄浦江畔的中国太保反哺三江源头的连绵情义。 为将公益林打造成沪青对口支援的一张闪亮“名片”，项目特邀上海园林集团作为设计单位全程参与建设，通过融入上海元素和及太保特色，科学规划、合理配置树种。公益林园区内，目前共植树5万多株，树苗的成活率达到了95%。一次成景、千亩成林，“三江源生态公益林”开创了高原地区园林式绿化造林的先河。 “今年疫情期间，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最关键的是我们还学会了园林手艺，能为家乡的美化绿化作出自己的贡献。”当地建档立卡户旦增尼玛难掩激动。 中国太保集团总裁傅帆表示，生态公益林不仅是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和模式的创新，更是中国太保积极服务国家战略的一种体现，无论是这片生态林背后所实际创造的绿色财富，还是由此为当地护林人员创造工作机会、实现就业扶贫，中国太保都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积极探索聚集全社会的力量推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精准扶贫的新路径和宝贵经验。 2020年5月，中国太保集团凭借三江源生态公益林项目，荣获由青海省委省政府颁发的“青海省国土绿化特别贡献奖”。在公益林现场，中国太保还特别规划了种养互动区域，未来将开展一系列公益实践活动，有望打造成为人人参与生态治理、人人参与脱贫攻坚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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