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已经出台的财政贴息、大规模降费、缓缴税款等政策要尽快落实到企业。这是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深刻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为今年的财政政策指明了方向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20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大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有利于推动解决民生领域的突出短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支撑。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通过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等，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内需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培育内生动力，有效应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短期冲击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财政更好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的应有之义。新冠肺炎疫情对财政收入增长带来了巨大冲击。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预计2020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将低于上年。与此同时，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力保障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财政支出仍要保持一定强度。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有利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主要内涵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大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效对冲疫情影响；有保有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一)做好“加法”，坚持“更加积极”的取向。一是增加赤字规模，明确释放积极信号，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二是落实减税降费，对冲企业经营困难。三是扩大政府投资，对冲经济下行压力。通过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多种渠道，增加政府投资，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有效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四是加大转移支付，对冲基层“六保”资金需求。进一步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在分配时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倾斜，落实库款资金提前调度制度及阶段性提高财政资金留用比例等政策以增加地方留用的现金流。五是加强预算平衡，对冲疫情减收影响。全面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资产，增加调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有效对冲疫情带来的减收影响。 (二)做好“乘法”，坚持“提质增效”的发力点。进一步向内挖潜，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坚持以收定支的基本原则，运用零基预算理念科学核定支出。财政资金进一步优化使用结构和方式，聚焦民生以及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集中资金予以精准保障。强化绩效管理，把钱用在刀刃上，防止截留挪用。 (三)做好“减法”，坚持政府过紧日子。节用裕民，中央政府部门带头过紧日子，严控各种一般性支出；地方财政继续压减“三公”经费，严控会议差旅等经费，严禁新建、扩建政府性楼堂馆所。 (四)做好“除法”，坚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隐患。健全地方政府债务常态化监测机制，强化监督问责，妥善处置地方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着力防范国内风险与外部输入性风险叠加共振，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具体举措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促进人民生活改善。 (一)保市场主体，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产业纾困和发展。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经济基本盘。要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进一步出台精准、有力度、阶段性的助企纾困政策，加快推动各类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恢复正常运行。一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通过制度性安排和阶段性政策并举，重点减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业税费负担。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适当延长前期出台的部分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的执行期限。二是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减免国有房产租金，鼓励各类业主减免或缓收房租。政府性融资担保行业减半收费，将综合融资担保费率降至1%以下。三是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打造全链条、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平台，落实鼓励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 (二)把保居民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一是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资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调整和加快使用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支持企业稳定现有就业岗位。二是突出支持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三是加强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服务，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 (三)支持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发挥好财税政策的结构性调控优势，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堵点”，补上“断点”，推动企业尽快转起来，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一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引导资本、资源向战略关键领域聚焦，促进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继续支持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支持可再生能源健康发展，促进能源结构调整。二是支持科技创新。加大对新冠肺炎疫苗和药物科研攻关的支持力度，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组建国家实验室，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三是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继续支持引导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促进公共服务体系，引导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合作。 (四)支持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确保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一是构建完善财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推动城乡区域融合发展。二是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耕地保护与农田水利建设，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大豆市场化收购加生产者补贴机制。三是落实扶持生猪生产恢复政策，稳定和保障国内猪肉市场供应。 (五)做好打赢脱贫攻坚战财力保障，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基本民生，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一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重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挂牌督战地区和受疫情影响较重的地区倾斜。继续落实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政策。加快建立健全防止返贫机制。二是支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进一步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问题。三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巩固完善基本医保住院费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机制，稳步提高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继续支持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推动建设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四是稳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加快推进全国统筹，加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力度，继续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确保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项目。五是全力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支持各地做好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工作。将符合条件的未参加失业保险失业人员按规定纳入低保等救助保障范围。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努力降低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六)加大对地方财力的支持力度，兜牢兜实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三保”底线，确保基层正常运转。中央财政统筹新增赤字、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压减本级支出腾出的财力等渠道，切实加大对地方的财力支持力度，有力保障基层运转。积极创新财政资金分配方式，确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达民生领域。另外，实施好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推动加快复工复产、复市复业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促进湖北省经济社会全面恢复。 (刘昆 作者为财政部部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已经出台的财政贴息、大规模降费、缓缴税款等政策要尽快落实到企业。这是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深刻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为今年的财政政策指明了方向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20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大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有利于推动解决民生领域的突出短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支撑。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通过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等，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内需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培育内生动力，有效应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短期冲击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财政更好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的应有之义。新冠肺炎疫情对财政收入增长带来了巨大冲击。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预计2020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将低于上年。与此同时，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力保障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财政支出仍要保持一定强度。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有利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主要内涵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大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效对冲疫情影响；有保有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一)做好“加法”，坚持“更加积极”的取向。一是增加赤字规模，明确释放积极信号，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二是落实减税降费，对冲企业经营困难。三是扩大政府投资，对冲经济下行压力。通过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多种渠道，增加政府投资，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有效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四是加大转移支付，对冲基层“六保”资金需求。进一步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在分配时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倾斜，落实库款资金提前调度制度及阶段性提高财政资金留用比例等政策以增加地方留用的现金流。五是加强预算平衡，对冲疫情减收影响。全面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资产，增加调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有效对冲疫情带来的减收影响。 (二)做好“乘法”，坚持“提质增效”的发力点。进一步向内挖潜，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坚持以收定支的基本原则，运用零基预算理念科学核定支出。财政资金进一步优化使用结构和方式，聚焦民生以及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集中资金予以精准保障。强化绩效管理，把钱用在刀刃上，防止截留挪用。 (三)做好“减法”，坚持政府过紧日子。节用裕民，中央政府部门带头过紧日子，严控各种一般性支出；地方财政继续压减“三公”经费，严控会议差旅等经费，严禁新建、扩建政府性楼堂馆所。 (四)做好“除法”，坚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隐患。健全地方政府债务常态化监测机制，强化监督问责，妥善处置地方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着力防范国内风险与外部输入性风险叠加共振，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具体举措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促进人民生活改善。 (一)保市场主体，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产业纾困和发展。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经济基本盘。要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进一步出台精准、有力度、阶段性的助企纾困政策，加快推动各类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恢复正常运行。一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通过制度性安排和阶段性政策并举，重点减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业税费负担。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适当延长前期出台的部分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的执行期限。二是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减免国有房产租金，鼓励各类业主减免或缓收房租。政府性融资担保行业减半收费，将综合融资担保费率降至1%以下。三是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打造全链条、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平台，落实鼓励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 (二)把保居民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一是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资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调整和加快使用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支持企业稳定现有就业岗位。二是突出支持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三是加强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服务，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 (三)支持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发挥好财税政策的结构性调控优势，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堵点”，补上“断点”，推动企业尽快转起来，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一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引导资本、资源向战略关键领域聚焦，促进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继续支持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支持可再生能源健康发展，促进能源结构调整。二是支持科技创新。加大对新冠肺炎疫苗和药物科研攻关的支持力度，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组建国家实验室，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三是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继续支持引导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促进公共服务体系，引导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合作。 (四)支持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确保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一是构建完善财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推动城乡区域融合发展。二是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耕地保护与农田水利建设，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大豆市场化收购加生产者补贴机制。三是落实扶持生猪生产恢复政策，稳定和保障国内猪肉市场供应。 (五)做好打赢脱贫攻坚战财力保障，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基本民生，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一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重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挂牌督战地区和受疫情影响较重的地区倾斜。继续落实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政策。加快建立健全防止返贫机制。二是支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进一步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问题。三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巩固完善基本医保住院费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机制，稳步提高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继续支持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推动建设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四是稳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加快推进全国统筹，加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力度，继续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确保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项目。五是全力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支持各地做好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工作。将符合条件的未参加失业保险失业人员按规定纳入低保等救助保障范围。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努力降低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六)加大对地方财力的支持力度，兜牢兜实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三保”底线，确保基层正常运转。中央财政统筹新增赤字、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压减本级支出腾出的财力等渠道，切实加大对地方的财力支持力度，有力保障基层运转。积极创新财政资金分配方式，确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达民生领域。另外，实施好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推动加快复工复产、复市复业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促进湖北省经济社会全面恢复。 (作者为财政部部长 刘昆)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本文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在当前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又面对着“六保”的重大任务，采取以往常规的财政政策可能是不够的。基于这种考虑，有必要使赤字货币化，因为货币状态已经发生改变，赤字货币化不会带来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资产泡沫，相反可以为财政政策提供空间。 （一） 货币数量理论已不合时宜，需要从“货币状态”来考虑“货币超发”问题 什么是货币超发？如何讨论货币超发及赤字货币化的问题？ 首先要从理论角度考虑，货币数量论的前提是否依然存在。如果在货币数量论的框架内讨论货币超发及赤字货币化问题，容易陷入传统逻辑路径，在目前这种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应当跳出货币数量论的老框框。我认为现在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因为货币数量论的假设前提是货币同质，且只是局限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但从目前国内外的现实情况和十多年的实践来看，这一假设前提已越来越脱离现实，难以成立。 过去我们长期来以货币数量论为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以货币数量的多少去衡量流动性是否充裕，去判断是否与防范通胀风险的目标相吻合，这容易导致政策判断失误。以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或者与经济增速进行比较，以此判断流动性是不是充裕，越来越失去准头。以同样的逻辑去判断通胀风险更是与传统理论的预言大相径庭。在发达国家，多年来已经远离了通胀，在我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2008年以来货币存量的规模及其与GDP的比率前所未有的扩大和提高，不但没有出现通胀，反而是出现连年通缩。至于近年来我国生猪带动CPI上行则是供给问题，不是货币问题。例如，实行超级量化宽松政策国家，如日本，并未实现提高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在货币存量不变的情况下，2008年国内出现了上半年需要防止通货膨胀，而下半年流动性急剧收缩的情况。我认为，货币是非同质的，而且货币不只是用做交易的支付手段。但我们目前还是在假设货币是同质的这一条件下，按照货币数量论的逻辑讨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有政策很难有突破，陷入严重的路径依赖。更可怕的是，误判风险将会招致更大的风险，甚至临危机边缘而不知。 在货币非同质的前提下，衡量流动性充裕与否，应该重点关注“货币状态”而非“货币数量”。货币状态不是货币现象，而是实体经济现象，与宏观经济处在收缩还是扩张的状态内在关联。经济收缩期，货币流动性降低，是因为在货币存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状态发生了改变。我曾经用水的三种状态来比喻货币的状态，一是在正常条件下，货币的流动性就是水的属性，二是经济收缩状态下，相当于空气降温甚至下降到零度以下，一部分水变成了冰，货币的状态固化了，三是经济扩张状态下，相当于水蒸发成了水汽，这种情况下即使货币存量不变，也可能因为货币状态改变而出现通货膨胀。从这个类比的角度看，货币存在不同的宏观状态和微观状态。而宏观经济是嵌入社会大环境之中的，当“风险社会”来临之后，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对货币状态的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直接。财富金融化、价格虚拟化、会计计量的测不准以及数字革命等都成为公共风险的催发剂，影响货币状态。 另外，同样的货币，发挥不同的职能，如价值储藏职能、支付职能，以及在不同的持有者手里，其状态也不同。货币状态取决于多种因素，货币的流通速度、货币乘数、存量货币结构、持有者结构等，都会影响货币状态，从而决定流动性的充裕性。在这种新的情况和全新条件下，讨论货币是否超发，要充分考虑货币状态，最重要的是货币运行环境的公共风险状态。 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以往的货币理论，从货币本身、以及导致物价变化的货币数量论逻辑去考虑，是存在问题的。理论与数学工具的不匹配，过度简化了经济社会的复杂性，甚至使理论本身变成了“哈哈镜”，从而误导了人们的认识。实际上，多年以来，尽管货币从数量来看大幅增加，但并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有人可能会认为物价不体现在CPI上，而是体现在房屋等资产价格上。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后，和货币状态叠加在一起，确实会影响到资产的价格，但是资产的价格和通货膨胀的机理不同。我们一般所说的通货膨胀，就是指消费者价格指数而不是资产价格，两者不能混淆。其背后的行为目的不同，消费者追求的是价廉物美，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者服务体验效应，而投资者追求的是价值增值。尽管标的物界限越来越模糊，消费品也可以成为投资对象，最典型的如住房，但行为逻辑是不同的。至于货币政策目标是否要考虑资产价格，防止资产泡沫，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并同样需要考虑货币状态。从广义来说，流动性强的资产等价于货币。资产与货币并非泾渭分明。总之，我们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时期，货币数量论已经不合时宜，它仅仅描述了货币的一种特殊状态，只有转到货币状态（用数学来描述，不是一个数，而是一个向量或矩阵，或是一个模糊集合）上来，才能把问题讨论清楚。 （二） 财政货币政策要放到同一参照系才能真正协同协调，形成合力 财政政策应该扩张还是不扩张？ 财政政策是否在扩张，当前流行的分析判断逻辑，是基于财政收支本身或政府资产负债表。这是有局限性的。从经济学来观察，财政政策真正扩张与否，应该以货币存量的状态为参照系，只有货币存量状态（包括货币数量）发生改变，财政政策才能算是扩张，否则即使出现赤字，财政也可能处于中性状态而没有扩张。当前，在经济收缩的情况下，货币状态也在急剧改变，表面上看流动性尚可，但从财政的流动性上看出现了很大问题，即大面积的财政负增长，半数以上的省财政收入下降都超过10%。财政收入下降导致财政支出收缩，即使增加赤字，扩大债务，若货币存量状态没有变化，则意味着财政政策对消费支出、投资支出的影响以及对提振市场信心等方面，难以起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货币状态是财政政策实施的金融基础。 中央提出实现“六保”，那么财政如何实现“六保”？在当前经济急剧收缩、大量企业和家庭亟需纾困的情况下，在二级市场小规模发行国债无法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用市场操作的手法大规模融资，反而会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导致银行信贷资金不足、居民储蓄存款转移。改变货币存量的持有结构，货币状态的变化方向会有利于流动性充裕还是加剧流动性收缩是值得考虑的。 在当前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又面对着“六保”的重大任务，采取以往常规的财政政策可能是不够的。基于这种考虑，有必要使赤字货币化，因为货币状态已经发生改变，赤字货币化不会带来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资产泡沫，相反可以为财政政策提供空间。在目前经济急剧收缩、财政也在急剧收缩的情况下，有必要采取特殊的措施，法律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授权或修订。相反，按照传统的搞法，财政表面扩张，实际收缩，很可能带来更大风险。这方面欧洲国家是有教训的。 因此，我们对现有的货币政策理论和财政政策的理论需要重新思考，特别需要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放在同一个的参照系里去分析研究，而不是从两个部门、两个政策的角度来讨论所谓的组合和协调，那样的协调组合往往不会有实际的效果。财政行为、金融行为都会影响货币的存量、货币的供应，所以它们应该有共同的参照系，即货币存量的数量和状态。当前条件下，赤字的货币化，就是在共同的参照系下实施，这样的财政、货币政策才真正是一体协同的。至于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目标问题、效率问题，也只有当置于统一参照系中讨论才有意义。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吴晓灵 近日刘尚希院长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建议引起了议论，我想谈谈看法。 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货币银行学中并非新论。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就是对财政的支持，也借此吐出基础货币实现信用扩张并创造货币。之所以中央银行不直接购买一级市场的国债，是希望对政府财政有一个市场约束。在非常时期央行也可直接从一级市场买入国债，只要央行的买入量不超出货币政策的目标需求，则不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近年来各国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除买入国债外还直接买入商业票据和证券，这是金融危机中社会信用传导机制不畅的无奈之举，但也不是无限创造货币，其买入量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为限。在未达目标前可声称无限买入。从上述理论看，不是财政赤字不能货币化，而是看两个问题：一是货币化必须以货币政策目标为限才不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二是财政政策要有效率才不会伤害经济。经济危机时期财政赤字的比率不是不可扩大，此时要在挽救经济与财政纪律中做权衡。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不可以扩大财政赤字，也不是不可以央行直接买入国债，而是我们的财政政策是否合适，效率如何。中国的银行体系尽管在信贷的公平性上存在问题，但传导机制是正常的，央行也在通过再贷款对信贷结构进行调整。因而，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1）我们的财政政策是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为主，还是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为主；2）当前解决就业问题是加大政府投资或政府补贴投资为主，还是救助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为主；3）财政对困难人群的救助能否精准，减少跑冒滴漏；4）当前情况下用结构性信贷政策与用财政政策调结构哪个相对更有效率。这些问题清楚了，财政赤字自可扩大，手段自可选择。 附：以下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4月27日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政策”专题会议上的发言。 新的条件下，财政赤字货币化 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现在对财政政策讨论非常多，但怎么理解当前的财政政策？怎么样实施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深化讨论。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来，要以更大的力度对冲疫情的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怎么去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是不是提高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发行特别国债，就等于积极有为了？我想这可能只是一个方面。因为赤字债务是一个筹资的视角，钱从何来？我认为，按照量出为入或者以支定收的财政逻辑，应当先考虑干什么，然后再考虑钱从何来，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财政政策要以风险管理为导向 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我认为财政政策的重心应当是先考虑干什么，钱花到哪里去，如何花钱？按照传统的思路是公共投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了适度扩大公共消费。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是从最终需求的角度来说的。有没有超越传统需求管理路径的新思路？按照政治局会议精神，在“六稳”的基础上着重要实现“六保”，我认为“六保”就是一个新思路。它摆脱了传统的需求管理的路径，实质上转向了风险管理的新框架，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合起来共同去对冲风险、隔离风险、分配风险。政府转向风险管理可能不是一个短期的举措，而是一个长期的方向。因为我国已经进入一个高风险的发展轨道。这次疫情给经济发展的冲击，就像一个正在运行的物体受到重大的外力冲击，从而使这个物体的运行轨道一下变了，进入了一个新的运行轨道。这个新的运行轨道将是一个高风险的轨道。这既是指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包括我国的发展，直接进入了高风险的轨道。从这点来看，基于公共风险的管理应将成为今后财政、货币政策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要以风险为导向，也就是以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为导向来考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权衡财政风险和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据此制定和调整财政政策。 我认为，“六保”就是经济运行面临的六大风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以对冲这六大风险为目标。如果把这六大风险实现了对冲和隔离，使之没有连成风险链，那么中央确定的政策目标也就实现了。从这点来看，“六保”的思路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思路。它摆脱了原有的需求管理的政策路径。这次提出来的适度扩大公共消费，跟以往只是注重投资的思路有很大的区别，更有助于隔离民生风险，防止扩散。疫情的冲击使整个宏观经济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对当前财政政策的理解应超越传统的需求管理，应寻求一个新思路和新框架来支撑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完善。 在新的条件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虽然我们要对冲风险、隔离风险、分配风险，在“六保”的指导下实施财政政策，但这并不等于钱从何来不重要。目前，特别国债的规模和用途去向尚未公布，我想在这里进行一些分析。 特别国债之所以称之为特别国债，在用途或是在发行方式上应该有其特别之处。当前我们面临新的条件，包括疫情，也包括全球的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风险的“三低两高”的新态势。无论是量化宽松还是低利率，都没有刺激起通胀，表明现在的通胀机理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了，以货币存量来衡量宏观杠杆率已经不合时宜。显然，把宏观杠杆率（货币存量比GDP）的上升视为宏观风险上升，可能是一个误判。 在这种新的条件下，是否可以考虑财政赤字适度货币化？这次的特别国债，如果由央行直接购买，不但可以避免国债向市场发行产生的挤出效应，而且可以产生和央行扩大货币供应不同的效果。通过财政定向发债，能更加有效地对冲前面讲的六大风险点。目前我们没有必要担心通胀的问题，现在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主要是受供给的影响，而不是受需求的影响，而且是结构性的。从2008年以来的观察表明，货币存量的变化几乎难以影响消费物价。现在整个货币运行状态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通胀的机理也发生了改变，财政、金融的结合可以考虑突破传统的财政不能透支的老思路。过去之所以强调财政不能透支，是因为担心赤字货币化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现在看起来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为零。国外十多年来的量宽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需要反思现有的经济理论包括货币理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实行新的组合。 从更高的层面来讲，财政赤字、国家债务以及央行发行的货币都是基于国家信用，在这点上是相同的。可以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适度地实现赤字的货币化，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规模上，根据当前“六保”的要求，既要针对市场主体，又要针对社会主体、家庭、个人、医院等等，对冲风险需要比较大的力度。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需要前所未有的政策来匹配。我认为，特别国债的预算规模可以考虑达到5万亿，分次发行，央行扩表，零利率购买。实际执行下来，可以小于5万亿元，但基于当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预算规模可以大一些。政策力度大，更有助于提振信心。在适当的时候央行可以缩表，以防资产泡沫。缩表时，可以考虑将特别国债卖给商业银行。这是一个无风险资产，卖给商业银行可以调整它的资产结构，通过财政途径发出去的货币可以回收。即使有通胀问题也有办法对冲，货币发行引发通胀有滞后性，可以打时间差，不影响在一定规模、一定程度上进行赤字货币化。至于法律的限制可以由人大特别授权来解决。 这样比货币政策仅在再贷款、降准降息方面采取措施更有效。目前，货币政策传导到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到市场主体的过程中在操作上有难度。比如，商业银行如何把钱给到大量的中小微企业，面临着很大的成本约束和风险约束，即使靠行政命令也行不通，因为商业银行毕竟是一个市场主体，不能不讲成本和风险。把这部分钱通过央行给到财政，财政再去救助相应的市场主体，这样在操作上更具有便利性。特别国债不计入中央的一般公共预算赤字，这样可以解除对赤字率出现跳跃性猛增的担忧。其实，央行零利率购买特别国债，也可以视为国家货币发行收益（铸币税）的一次转移，故而可以不计入赤字。 总之，在当前条件下，要有非常规的政策思路和政策方案。同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应当纳入到一揽子的政策方案中，要发挥政策的“规模效应”，以一个完整的专门预算方案体现出来，而不应零散出台政策，否则，在引导预期和提振市场信心方面作用有限。因此，我一直主张要有一个专门特别预算，用途主要是围绕“六保”，而资金来源就是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有一部分指标也可以挪到中央政府债务中。现在进一步扩大地方专项债面临着很多现实的困难，找项目越来越难。从控制债务风险的角度，不应一味让地方发债、让地方去对冲风险，因为地方尤其是基层的风险控制能力比较弱，不如更多地由中央财政来做，中央财政债务从其占比和规模来讲都比地方小。在疫情冲击下，对冲风险的职责应当更多由中央政府和中央财政来承担。 财政政策要有一定的力度才能对冲疫情冲击 财政政策要有一定的力度，如果力度太小则不足以对冲当前疫情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前疫情的冲击，从国内来看似乎已经大大缓解，表面上看即将过去，而全球的疫情对我国产生的冲击是很大的，其影响将不是短期的。问题是，域外疫情对我们的冲击带有一定隐蔽性，不是非常直观。尤其国内疫情受到控制之后，产生了某种幻觉。其实，在这方面市场主体的感受很深，海外的订单大幅取消，海外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等都受到了限制。这种情况恐怕不是短期的，至少会延长到今年年底。要保市场主体、产业链和供应链，须要有足够的政策力度，而且十分紧迫，形同救火。 先应对生存风险，再考虑发展问题 我们现在还是仍然处在怎么样“保”的阶段，要防止资金链、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防止市场主体大量减少。有嘉宾谈到，疫情发生以来，46万的市场主体注销。要避免大面积的倒闭，还有失业的问题。我国的失业具有一定隐蔽性，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一部分失业隐性化，比如农民工回到农村老家，吃饭问题勉强可以维持，但是其收入减少了。总体来看，我们国家目前阶段对市场主体、家庭、个人、医院等等，还是把应对生存的风险摆在首位，发展的风险在其次。在生存的风险大大降低以后，才谈得上发展的问题。现在的财政政策远没有到刺激政策的阶段，现在还是要保生存，使生存风险最小化，从而为经济恢复创造条件，财政政策应该在这方面发力。在具体操作上，财政政策有空间。如向企业注资，购买企业债券、票据、股权，联合金融机构向企业贷款等等。总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要形成组合，超越部门利益，形成一种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机制，像联防联控机制一样才能提升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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